中国“氢弹之父”，差点被日本人碾死……

一、

1937年，11岁的于敏刚学会骑车上路，日本人就开着一辆吉普车迎面撞来，于敏一个急转弯，连人带车摔倒，日本人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这事发生在离北京很近的天津，如果是在偏远乡村，很可能于敏就没命了。那影响的将不仅是于敏一人，还有未来新中国十几亿人的安全……

于敏生于天津宁河区，父亲是一名小职员。于敏11岁时，日寇全面侵华，北平、天津相继成为沦陷区。

山河破碎的日子里，于敏最喜爱读唐诗宋词和历史人物演义，最崇拜的是运筹帷幄的诸葛亮和精忠报国的岳飞，一心想像自己崇拜的英雄们一样救国救民。

为了中华之崛起，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时，于敏学习非常刻苦，他最出名的就是成绩，门门功课第一，妥妥的学霸。

1944年，18岁的于敏顺利考入北大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他发现，老师传授知识太笼统，很不喜欢，就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把专业定向为理论物理。

此后，很快他便将物理方面的天赋发挥出来，以惊人的领悟力和记忆力得到教授们的交口称赞。连严厉的导师张宗燧都夸他：“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那时，于敏家里很穷，连读大学的钱都是同学的父亲给出的。所以，他更加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夏天，同学们在外乘凉，他读书。冬天，同学们在宿舍里打牌聊天，他读书。放暑假了，他没路费回家，就一个人拿着习题和课本，跑到景山顶上学习。

因此，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甚至跨数学系的近世代数也考了满分。

同学们便给于敏取了一个外号叫“老夫子”。不过，这个“老夫子”一点也不“老”，反而还有一颗难得的赤子之心。

二、

那时国民党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北大学生经常搞上街游行，于敏就是其中一员。

1947年，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引起全社会的强烈愤慨，学生组织游行示威。于敏因事耽误去得晚，便向同学借了一辆自行车，抄小胡同去追游行队伍。

和游行队伍汇合后，他慷慨激昂地往前冲，眼镜都被挤丢了。连回家路费都没有的于敏，只能慢慢攒钱再买一副。

1949年，新中国成立，23岁的于敏从北京大学毕业，一边攻读研究生一边担任助教。

他以“量子场论”作为研究方向，完成了《核子非正常磁矩》的研究论文，并在物理基础理论研究上崭露头角。

很快，知人善任的钱三强注意到于敏，便把他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这期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节节败退的美军选择在朝鲜板门店进行停战谈判。他们不止一次地挥舞“核大棒”，对我方进行赤裸裸的核威胁……

毛主席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却霸气地回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战略上藐视，但战术上要足够重视。1956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很快，中国原子弹事业提上日程，并付诸行动。这期间，我国克服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三年自然灾害等困难，艰难地进行原子弹事业研发。

很快，于敏也凭过人的学术知识，“吓到”了日本人。

三、

1957年，日后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朝永振一郎抵华访问，31岁的于敏参与接待。当对方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的报告后，有点被“吓到”，忍不住问：“于先生是从哪所海外大学毕业的？”

于敏幽默地回答：“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都是国产的！”对方更加吃惊，连声称赞说：“你可真是‘国产专家’一号！”

还有一次，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到北京作学术报告。当他刚把实验流程介绍完毕，于敏便说出来这个过程的分支比大约是多少，并在手心上写着这个数字。

等实验结果出来，果然不出于敏所料。

身旁另一位物理学家何祚庥很好奇：这是一个很稀有的反应过程，于敏为啥能知道？

其实，物理学家水平的高低，一般表现在对基本理论、方法和技巧的掌握上。而于敏的高明之处就是他很善于“粗估”。大意就是通过现有的理论和学术成果，来推导、模拟实验的过程和结果。

比如有一次，外国报道了一个重要元素的数据，如果这个数据是正确的，那将对热核反应大有好处。但如果是错误的，就会把大家带进坑。而检测这个数据的正确性，只能依靠重复实验。

更重要的是，搞这个实验要花费两三年的时间和大量的金钱。但于敏用“粗估”方法，只花了2天时间，就推导出这个数据是错误的！

后来国外做了实验证明，那篇外国报道的数据果然是错误的。

而于敏最大的科研成果，还要数氢弹理论研究。

1960年，中国的原子弹事业还在进行时，在钱三强组织下，以于敏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就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理论的探索。

然而，这却让于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四、

那时，34岁的于敏很喜欢搞基础研究，而且做的很有成绩。

突然间，让他去搞比原子弹还要复杂的氢弹，这意味着，他不仅要放弃现有的成绩和专业，还要隐姓埋名，投身自己并不感兴趣、更艰难的学术领域。

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要想不再受人欺负，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为了国家，牺牲一点个人兴趣、志向和名誉又算得了什么？

正是这种很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让于敏接受了这一历史使命。

他说：

“我深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面对这样重大的题目，我不能另有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现代化建设之中，我也就很欣慰了。”

氢弹技术理论草创期，没有原子弹的基础，超级大国还对技术严密封锁，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在所有权威核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没出国留过学的人。

这位“国产专家”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氢弹预研小组，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以及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向氢弹理论发起冲锋。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于敏突然灵光一闪，真的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五、

那个年代搞氢弹研究，设备简陋，环境艰苦。科研大楼里，灯火通明，彻夜不熄。他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

于敏、彭桓武和邓稼先的报告互相穿插，听讲的人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学术氛围很好。大家谁有想法，都可以上台讲。这种集思广益的优点，为氢弹技术理论提供了很多思路，至于怎么选，就去用计算机模拟计算。

1964年10月16日，一则天大的好消息传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为了尽快搞定氢弹理论，于敏带着科研小组成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不顾火车站的人投来奇怪的眼光，风尘仆仆地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所，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设计，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上海“百日会战”。

在这一百多天的攻坚战里，于敏埋在计算机打印出的小山一般的纸带中，去观察、研究和分析数据，观察物理量在时间和空间流动下的变化。

他总能把这些繁冗复杂的东西，归纳、提炼和总结得很清晰。

而且，他还运用物理分解法，为青年科研人员做了“氢弹原理设想”报告。他经常提出创造性想法，让大家眼前一亮。

氢弹之所以比原子弹技术难度更大，是因为氢弹需要原子弹做基础，无论原理、材料和结构都要比原子弹更复杂。而且，氢弹要实现热核反应，它需要在很高的温度和压力下，才能产生聚变反应。

问题是，当时我国最好的物理学家，也不知道氢弹到底该是一种怎样的原理。氢弹理论事业的“拦路虎”就在这里。

一开始，于敏带领大家计算了一批模型，但是重量大、威力小，不符合要求。

有一天晚上，于敏出去散步，突然灵光一闪说：“现在这个‘加强型’这样是做不出来的，原子弹释放的能量有很多是被破坏掉的。所以，一定要在结构上躲开这种破坏。”

身边的同事听了以后很兴奋，也很钦佩。他们马上回去，去试验这个想法。

六、

没想到，真成了。

很快，于敏带领科研成员，又计算出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理论的“拦路虎”。

他当即给身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电话，出于保密需要，他们专门发明了一套“暗语”来进行交流：

于敏：“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于敏：“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邓稼先：“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最终，由于敏带领的团队实现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并定型为中国第一代核武器。

曾有核专家指出，世界上仅有两种氢弹构型：

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另一种是比美国的设计更巧妙、首爆氢弹体积更小、能够长期保存的中国“于敏构型”。

1966年，我国进行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40岁的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以及强烈的高原反应，半夜爬到102米高的铁塔上，亲自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一年后，我国第一颗氢弹于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330万吨，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研发最快的速度，让世界各国纷纷震惊不已。

法国总统戴高乐大发雷霆，把原子能总署的科研人员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训了一顿：为啥你们迟迟搞不出来，反而让中国人抢在了前面？科研人员一个个低下了头，因为他们也无法解释，中国为啥这么快研制出氢弹来。

我们之前写过的科学家朱光亚曾表示：于敏在突破氢弹技术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同他一起参与研制氢弹原理的同事更是评价他是“首功”。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的“氢弹之父”。

然而，为氢弹立下汗马功劳的于敏，却婉拒了“氢弹之父”的称呼。

于敏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有了原子弹还不行，非要再搞个氢弹呢？

七、

因为氢弹是原子弹的升级版，威力是原子弹的数百倍。而在我国之前，美国、苏联、英国都已拥有了氢弹，美国还让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国近海秀肌肉。

于敏非常恼火，他曾说：“中华民族不欺侮旁人，也绝不受旁人欺侮，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

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氢弹只是小试牛刀，人们就见识到了它的巨大威力：

距爆心投影点400米的钢板被烧化，十公里以内的动物当场死亡一半，700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冲击波将距爆心投影点近3公里、重约54吨的火车吹出去18米，14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

有了“大杀器”氢弹加持，加上外交上的努力，1971年，新中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包括五常席位，正式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国。

十年浩劫期间，一大批一线核武器研制骨干相继离开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于敏也想过离开，但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继续研发第二代、第三代核武器。

那几年，政治空气紧张。军管组动辄干预并批判他们的技术工作，甚至不允许使用外文字母作符号，将技术问题定调为“路线问题”，很多技术人员噤若寒蝉。

于敏挺身而出，跟他们理论，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他并不后悔，他说：

“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绝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但不说假话的于敏，生平也有两个遗憾。

八、

那几年，知识分子处境堪忧。他们一边要从事科学研究，一边还要应付那些军管组的盘查。

1984年冬，58岁的于敏还在西北高原试验场地进行核试验。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片高原上了，几年来，因为高原反应，他已经休克了3次……

但他清楚地记得，多年前，自己曾在这片戈壁滩上大声朗诵“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一次核试验，于敏和他的同事仍然感到身上的压力很大，紧张的情绪也在同事间蔓延。为此，他和陈能宽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背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一刻，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他们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奋斗，和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随后几年，于敏带领团队又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要知道，在核试验次数上，美国、苏联用了上千次，法国用了200多次，而我国仅用了45次，便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每次核试验，都需要极为稀有的材料，耗资巨大，准备时间很长。这也就意味着，于敏等科研人员，为我国省下了一大笔资金，也为我国快速跻身核大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因为历史和保密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很少，他只培养了一位博士。

针对自己没有出国留过学这件事，他引为平生憾事。因为他明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以，他给这位博士写推荐信，让她出国工作两年，开阔下眼界。

信中，他还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另外一件憾事，则和他的妻子有关。

九、

因为工作原因，于敏只顾“大家”而忽略了“小家”，妻子孙玉芹无怨无悔，照顾他55年后，终因劳累过度去世。

因此，于敏说，他最亏欠的就是自己的妻子。

每年妻子的忌日，他都会去看她，一个人待在那里很久，好像跟她有说不完的话。

每年过春节吃团圆饭时，妻子虽然人不在了，但于敏仍然会给她留一副碗筷。妻子留下来的物件，常常让他睹物思人：“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不展眉。”

2019年1月16日，妻子孙玉芹去世7年后，93岁的于敏也走完了光辉的一生。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发布讣告时，于敏的8个身份惹人注目：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改革先锋称号以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获得者。

有一副挽联更是道尽于敏生平：

于家为国铸重器，宁静致远宏谋动天地；

敏思笃行创伟业，科学求实精神炳千秋。

2019年9月，新中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授典礼，首批授予者共8人，曾隐姓埋名28年的于敏排第一位，是8人中唯一一位已经去世的。

两年后，导演郑晓龙将8位首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故事，拍成电视剧《功勋》各大平台热播，雷佳音和倪妮饰演的于敏和他的妻子孙玉芹，感动了无数人。

于敏的儿子说，父亲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诸葛亮和岳飞，“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他的座右铭。而他教给孙子的第一首诗，便是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

如今，老爷子虽已仙去，但用“于敏构型”研制的氢弹，仍然在保护着14亿的中国人！没人再敢入侵中国，因为，于老爷子的氢弹，在等着他们！

于老不朽，为中国人的“超级英雄”点个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