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遭18人性侵50多次！11岁女孩：“每次都给几块钱”

7岁的小女孩怎么会得上性病呢？

“你晚上是和谁睡，是弟弟么？”

“不是，是爷爷。”

对于七岁的小孩子，父母平时要防范他们感冒发烧，湿疹水痘等常见的儿童疾病。

可是今天，我在公众号看到这样一篇文章：7岁小女孩得了尖锐湿疣。

是发生在作者身边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妈妈常年在外打工，近几天回家休息。在给女儿朵朵洗澡时，发现朵朵外阴和肛周长满了东西。

去医院检查后，即使是见多识广的医生，也被结果震惊：女孩外阴和肛周布满尖锐湿疣。可能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尖锐湿疣？

简单来说，是一种性病。

她才7岁，怎么会得上性病？

为了进一步查找原因，医生追问朵朵妈妈，妈妈的回答：

我长期遭受孩子爸家暴，要求离婚多年，可是男方一直不同意。
他常年在外，有婚外情，不管朵朵和儿子。
我只能外出打工，孩子都交给爷爷奶奶看管。

医生转而问朵朵，平时是否被人接触过下面。

很久过去，她都只是紧张得全身发抖，但一句话不说。

朵朵，是典型的留守儿童，同时也拥有留守儿童的胆怯。

好在医生有相关经验，接下来的对话，让事情有了答案。被问到晚上是不是跟奶奶睡觉，朵朵摇头。

“你晚上和谁睡，是弟弟么？”

“不是，是爷爷。”

7岁的朵朵，一直在被爷爷性侵。

别的小女孩，睡前都是听童话故事。而朵朵，听到的却是噩梦般的四个字“脱掉裤子”。

晚上睡着了都把她弄痛，她就醒了

在中国，留守儿童是最容易遭受性侵的一个群体。

侵犯她们的，可能是老师、隔壁叔叔、串门亲戚。甚至悲惨如朵朵，不幸被亲生爷爷性侵。

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孩子而言，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她们一生的梦魇。

广西留守女童被性侵案

小雨是一名农村留守女童。

从2011年到2013年，她连续三年遭受性侵。次数超过50次，性侵者至少18人。“中国网事”记者梳理警方的侦查情况报告发现，在已查明身份的16名犯罪嫌疑人中，“80后”有2人，“60后”有4人，“50后”有5人，“40后”有3人，“30后”有2人，案发时年龄最大的70多岁，年龄最小的仅20岁出头。系列案件从2011年初一直持续到2013年3月。在前后两年时间里，受害人至少遭到50次性侵。

和大多数留守儿童一样，春季放农忙假，小雨跟着奶奶去田里插秧。后来，她独自去捡田螺。就这样，孤身一人的小雨成为变态的猎物。

那天是她第一次被强奸，她才11岁，什么都不懂。而侵犯她的老人已经74岁，是同村长辈，德高望重，儿孙满堂。

在老人身旁砍竹笋的长钩刀面前，小雨没敢声张。

更击穿下限的，是老人自己得逞后，开始把小雨转介给其他人。性侵小雨的男人越来越多，雪球越滚越大。一个人变成十几个人，单独强奸变成多人轮奸。

大家不再在田间偷偷摸摸，而是光明正大走进小雨的家。久而久之，强奸幼女成为一种炫耀的谈资。

有一天小雨放学路上，最开始那个老人指着她，得意洋洋对别人说：就这个小丫头，上她很容易。

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每次结束时，他都会给小雨几块钱零花钱。并且叮嘱她，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几块钱，成为性侵者的双重保护伞。

最终这起轰动全国的留守儿童性侵案里，有5人涉嫌强奸罪，另外7人涉嫌嫖宿幼女罪。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疑惑：都是一样龌龊的事，为什么最后得到的罪名不一样呢？

问题，就出在那几块钱上。

即使事件败露后，村子的村干部和村小的老师还是认为，性侵是隐秘进行的，除了涉案人员，外人难以知晓。村小一位李姓老师说，村民应该不知情，“如果外人知情，我想应该不会发生那么长时间了。”

李老师说，在小雨就读的两年时间里，小雨的朋友从来没有向老师透露过半点风声，而“小孩子的心态，是有什么情况都喜欢跟老师汇报的”。

然而，只要到村里随便走一走，就会发现所谓“不知情”的说法，显得有点站不住脚。

2013年12月31日下午，在离小雨家门口十多米远的马路上，记者采访小雨的爷爷、奶奶以及叔公时，须发已白的叔公声音激越地表达着自己的愤怒，原本寂静的一角，引来了几个村妇围观。在墙角，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静听了半晌，似乎是不同意这位叔公的说法，她向记者勾了一下手，然后转身离去。

记者随后跟着她，走出一条狭窄的巷道，已经有三四位妇女站在那里。“你是记者是吧？你千万不要只听他们一家人的，事情根本就不是那样子的，”一位皮肤黝黑、年近五旬的妇女有些激动，“你不信可以到村里随便去问一问。”

“那真相是怎样的呢？”记者问。几个女人相互看了一眼，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带着不好意思讲出口的羞涩表情，然后迅速用眼神“投票”，推出一位代表。

被“推出来”的妇女沉默了一下，表情严肃，带着愤怒：“都是那个小女孩主动的，去到人家老人屋里，‘你有钱吧，要不要啦？’‘30块都没有吗？’就这样的，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是啊，是啊，就是这样的，老人都是让她给害的。”背着孩子的妇女同声附和，用手指给记者看黄延来的住处—屋子隔着村道数米，离小雨家也不过百来米远。76岁的黄延来是村里的五保老人，按照村支书的说法，“那些老人从来都没有做过犯法的事情。”

这或许也是老人们被判坐牢后引起村民同情的原因之一。在记者问到“你们有没有想过，那只是一个孩子”时，围在边上的村民沉默了一下，随即有人反驳：“知道要钱，就不是孩子了。”或许觉得不妥，又补充道：“都怪老人不懂法，没满18岁，是吧？”

传统又现代的村庄

南村在兴业县算得上是个中等规模的村庄，它在“现代化”建设上已经颇为可观。靠着在广东等地打工的收入，村子里已经兴建起不少三四层的新楼，阳光照射下，新安装的铝合金门窗闪闪发亮。村子的道路都已修好了，东西两侧的广场，各修了一个篮球场。自来水也通向了每家每户。从外观上，村民的生活在积极向城市生活靠拢。

在传统的修复方面，南村也在积极进行。进入村口，必须要钻过一座高耸的牌坊，那是村民集资兴建的，牌坊是南村的“龙门”，代表村民精神世界一角的，是“龙门”左右两侧镌刻的“富贵”和“荣华”。

村里曾有一座庙，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红卫兵”破四旧给拆掉了，到了90年代，村民重建后，又被政府拆了。这一次，村子里到处张贴着捐款者的名单，有人出面再次集资，计划将庙宇重建起来。

这个行走在传统与现代边缘的村庄，在面对女童被性侵这件事情上，似乎有着与外人不太一样的观念。在村民眼中，老人性侵后给了钱，也没有遇到激烈的反抗，女童就不值得同情。

即使是小雨的父亲庞玉强，也没有清晰的权利观念。遇到村民称“你女儿是在卖”时，他还是会一时语塞，嗫嚅一下，“他们说是卖哦，哪有30块来卖的？”他自问自答地辩驳。

庞玉强的家在村子的最后面，紧挨着山坡，这一片就像村里的贫民区，房子老旧，还留存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低矮的泥土房。

3间红砖房，中间是堂屋，供着祖先的牌位，面前摆放着六个空的铜酒杯。堂屋的两侧各有一间十来个平米的卧室，分别摆放两张床，黑黢黢的，凌乱不堪—这样一栋房里，住着10口人，庞玉强一家5口、弟弟一家5口。

10米开外，就是庞玉强父母的住所，是那种破旧的泥土屋，幽暗潮湿，空间逼仄，出门就是邻居家那一面青砖砌成的墙壁。

因为贫穷，庞玉强和弟弟都带着老婆在广东打工，他的孩子和弟弟的孩子一道，留在了家里给父母来照顾。但老人也有自己的麻烦，庞玉强的父亲12年前出车祸，双腿残疾，只有拄着双拐才能勉强走路。照顾留在家里的几个孩子，老人明显精力不够。

正是这个残疾的老人，在村子里有着紧张的人际关系。在南村，人均只有7分田，在靠地吃饭的时代，村民间因为田地纠纷而关系紧张。庞玉强说，父亲确实因此与村民发生过矛盾，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村民们说，“他们家的两个老人好凶的，谁敢跟他们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愿意惹麻烦？”

村庄里的“高墙”

2013年一整年，42岁的庞玉强都在为女儿的事情奔走，他希望惩治那些施害者。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通过报警、网上申诉等途径，法院最终宣判后，等待庞玉强的却是“歧视、愤怒”等情绪筑成的一道“高墙”，将他们一家隔绝在村民之外。

这道“高墙”看似无形，却让庞玉强碰得“鼻青脸肿”。他所能做的，就是把女儿送到亲戚家读书、生活。而他自己，在出门时装作没事人一样，从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中间快速穿过，回到家后，就躲着，一整天都不出门。

据庞玉强介绍，自从报警之后，自己在村子里就没有了朋友，没有人可说话。他擅长泥水活儿，原来好多人找他去帮忙，但2013年一整年呆在家里，再也没有人上门了。“谁还理你啊？”庞玉强说。

更严重的是，如果小雨单独出现在公共场合，就会面对村里的许多风言风语，说她“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别人买的”之类。

在报案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庞玉强坚持送女儿去上学，这样别人就不敢指指点点。村民们都知道，在发现女儿遭遇性侵的事实后，这个中年男人曾操着刀，要去砍死黄延来、周振成和陈美光等。只是家属的劝阻，最终让他放下了刀，选择了法律武器。

南村村委会干部也承认村庄里确实存在着“歧视”。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她（小雨）去同学家玩，都会被同学的父母从家里赶出去，不让她进家门。”

这些隐形的伤害，庞玉强和家人只能默默承受，对这个村庄的人心，他无能为力。

在这样的环境中，未成年女孩小雨的人生还要负重前行。似乎是为了弥补对孩子的愧疚，庞玉强决定，2014年，让老婆一个人出去打工，他自己就留在家里看着孩子们了。

部分嫌疑人以“嫖宿幼女罪”批捕，家属不满

嫖宿指的是：幼女受到欺骗诱惑或贪图享乐，在同意的情况下和别人发生性关系。

即便性侵者只给女孩几块钱，或者给她买点小零食，女孩只要收下，那么在法院最终判定时，都有理由判为嫖宿幼女罪。

一旦被定罪，就不能同时被判为强奸罪，也不能数罪并罚。

《刑法》规定，嫖宿幼女罪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

也就是说，那些伤害小雨的禽兽，最多也就被判15年。如果在牢里表现好一点，说不定还会提前释放。

可如果按强奸罪来判，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一块钱就可以成为免死金牌，何乐而不为？

性侵犯们会撒谎，会钻法律空子，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

可是受伤的孩子不懂法律。她们不会撒谎，身边空无一人。

对留守女童而言，法律永远来不及保护她们。

好消息是，在小雨以及更多悲剧的推动下，嫖宿幼女罪终于在2015年被取消。

坏消息是，被性侵留守儿童的案例，还在雪花式增多。

查阅一下近年资料，我们就能发现，留守女童被性侵现状，堪称触目惊心。

早在2017年，「女童保护」发布的《2016年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就指出：

在公开报道的案件中，受害者为农村儿童的有329起，占比75.98%；

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曾经估算过：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在1:7。

发生7起案件，才有1起被媒体曝光。

有机会进入司法伸张正义的留守女童，十不足一。

另一个残酷现实是：受害女童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小。

最小的被性侵对象，不过几个月。

近年来留守儿童被性侵的新闻屡见不鲜，除了犯罪嫌疑人对法律的漠视和道德的沦丧，也有被害人父母或者学校对孩子性教育的缺失。

虽然施暴者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但是对于被伤害的孩子来说，她们的一生都将背负着这样的伤痕和阴影。

在我们呼吁严惩犯罪嫌疑人的同时，也要思索如何才能给这些留守儿童开辟出更阳光的成长空间，这其中，需要孩子的家人、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