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秀等:有效衔接时期乡村振兴对脱贫攻坚资产的赋能路径

摘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十四五”期间我国农村工作的核心任务。加强对现有扶贫资产的运营管理，推动乡村振兴赋能脱贫攻坚资产，提升扶贫资产的利用效率将对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脱贫攻坚资产规模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从类型上可以划分为经营性扶贫资产与公益性扶贫资产。脱贫攻坚资产主要面临着经营风险加剧、村集体经济发展滞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缺乏后续支撑、文旅生态类资产项目经营收益低等问题。有效衔接时期乡村振兴对脱贫攻坚资产的赋能路径是：对于经营性扶贫资产重点增补运行困难企业产业链环节、增加新型集体经营层级；对于公益性扶贫资产集中补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短板、增加文旅生态类项目市场化功能。

关键词：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经营性扶贫资产；公益性扶贫资产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标志着我国扶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得到解决。党的农村工作也随之由消灭绝对贫困向实现乡村振兴转变。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的顶层设计中明确指出，要利用5年过渡期这一时间窗口加强脱贫地区在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核机制等全方位的有效衔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转变。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重申“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可见，未来一个阶段，如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将成为党“十四五”期间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脱贫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

一、问题提出

学术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重点主要聚焦于有效衔接的逻辑内涵、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有效衔接的难点、有效衔接的机制与有效衔接的对策措施等方面，并得出一系列有益的结论。第一，在逻辑关系方面，扎实推进有效衔接作为“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是理论、历史与政策逻辑的统一，是充分利用脱贫攻坚战成果、提高脱贫成效可持续性、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其关系到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第二，在实现路径方面，要在推动产业振兴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加强包括发挥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社区自组织的运行能力在内的组织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及生态振兴的协同力度，共同推动有效衔接顺利开展。第三，在难点和机制方面，目标群体扩大、区域发展差异、产业基础不牢、治理体系不畅等是有效衔接工作普遍面临的问题，必须正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共性和差异性，建立全方位巩固、全领域拓展、全过程接续的有效衔接机制。第四，在对策措施方面，强调政策调整的核心在于对已有政策进行分类评估，依据乡村振兴的目标正确处理好延续政策、退出政策、优化政策与新设政策之间的关系，做好政策转移接续，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构建有效衔接的政策体系。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数停留于理论或者宏观层面的分析，而在有效衔接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具体且重要的现实问题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如何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赋能脱贫攻坚资产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在过去几十年的扶贫开发过程中，特别是在精准扶贫期间，贫困地区为完成限期脱贫的目标，遵照“五个一批”的政策要求，通过各种动员方式投入大量资源，逐步建立和发展起了一大批扶贫产业，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脱贫攻坚资产。这些资产作为脱贫攻坚的“成果”与“产物”，有的作用正在越来越突出，有的则出现低效浪费的情况，特别是在形成资产最多的西部地区，扶贫资产管理效率的低下已经严重制约了当地扶贫工作的开展。而利用乡村振兴赋能这些资产，不仅有利于提升扶贫资源利用效率，避免农村闲置资产浪费，而且有助于通过确保脱贫户不返贫、边缘户有保障，进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通过对项目资产进行全面摸底、分类建立管理台账等途径，可以逐步建立起扶贫项目资产的长效运行管理机制，确保项目资产稳定良性运转、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更好保障。事实上，在有效衔接的新阶段，更好地管理、赋能并持续发挥这些资产的作用，既是预防群体性返贫、巩固脱贫攻坚质量的有效手段，更是缓解相对贫困现状、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在梳理与明确现阶段脱贫攻坚资产规模与类型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调研，总结提炼了当前脱贫攻坚资产面临的现实问题，并由此提出在有效衔接中乡村振兴对脱贫攻坚资产的赋能路径。

二、脱贫攻坚资产的分类及其存在问题

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以来，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深度贫困地区得益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大力开展，形成与沉淀了大量扶贫项目资产。相关数据显示，自开发式扶贫启动以来，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年均增长率连续20年保持在10%以上，1986—2010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已累计达2 173.42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将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升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战略高度，将在现行标准下消灭绝对贫困作为党的重大历史任务。2012—2020年我国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6 896亿元，每年投入规模由2012年的222.7亿增加至2020年的1 461亿元。特别是在2016—2020年间，连续5年每年新增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超过200亿元，年均增长率接近30%，且主要投入至西部深度贫困地区。2022年中央财政预算继续安排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 650亿元专门用于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较2021年增加84.76亿元，增长率为5.4%。其中产业扶贫资金占比约在50%左右。此外，各级地方政府配套及全社会捐赠的资金规模也不可小觑。“十三五”期间，陕西省就累计投入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613.22亿元，年均增长19.08%。其中投入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44.59亿元，年均增长38.12%。如此大规模的扶贫资金投入已经在贫困地区尤其在西部深度贫困地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扶贫项目资产。

在现实中，为了对这些扶贫项目资产开展有效地监督管理，各地区及相关部门依据资产的不同维度与标准对资产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形成了几种主流的划分方法。第1种是按照中央有关文件中对农村集体财产管理的规定和要求，从资产属性和使用对象的角度将扶贫资产划分为到户类扶贫资产、公益性扶贫资产和经营性扶贫资产三类。其中到户类扶贫资产是指帮助贫困户开展自身生产经营活动的生产类固定资产，如养殖圈舍、光伏发电设备、农家乐等。相对于其他类扶贫资产，这类资产往往由政府直接发放到贫困户手中，统一在所在村委登记注册、备案到户，具有明晰的产业主体与管理链条，能够起到直接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激发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的作用。经营性扶贫资产是指依托地方特色产业用于促进贫困户增收的集体经营性资产，如蔬菜合作社、龙头水果企业+贫困户、村级光伏产业公司、村养殖合作社等。这类资产主要通过划拨扶贫资金到农业合作社或者当地龙头企业等方式形成，由贫困户入股、村集体或者龙头企业经营、共同分红风险共担，是产业扶贫资产的主要形式。公益性扶贫资产是基于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健康水平等民生目的形成的改善贫困户生活质量的公益性资产，如文化广场、图书馆、道路基础设施及其绿化、运动和活动中心等。这类资产致力于丰富农村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第2种是依据资产使用目的将扶贫资产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农家乐、到户光伏为代表的到户类项目，其以建档立卡的个体农户为实施主体；第二类是以种植合作社、地方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多人受益项目，其以合作社或企业等盈利性组织为实施主体。第三类是以村内饮水工程、小型农业水利设施建设项目等为代表的群体性受益项目，其以村集体或乡镇政府等为主要实施主体。第3种是从资产主体的角度可分化为政府资产、村集体资产、贫困户家庭资产及组合型资产等。第4种是根据扶贫资金投向领域的不同对扶贫资产在权属上进行划分：一是产权属于个人的贫困户家庭资产，这类扶贫资产由投入到私人领域的扶贫资金形成，主要包括向农户发放的资金或补贴等货币资产与贫困户个体在产业项目中获得有形的工具、设备以及在劳动培训中获得无形的知识、技能等非货币资产两种形态。二是产权属于政府、村集体以及组合型组织的扶贫资产，由投入到公共领域的扶贫资金依托于政府或非政府平台公司形成。由此可见，扶贫项目资产的分类与权属问题十分复杂，也相应存在巨大的资产管理难题。

为此，2021年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强扶贫项目资金资产管理和监督，不仅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国家乡村振兴局等部门也迅速出台《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各地区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的扶贫资产管理政策提供了指引。各地区省市结合地方实际将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在摸清资产规模、推进项目确权、落实管理责任、完善管护运营、规范收益分配等方面积极探索，初步形成了差异化的扶贫资产管理模式如：安徽省J县的“三定四管”模式、内蒙古L县的“四权分置”模式、陕西省Y市的“五步备案”模式、四川省L县的“三张牌”模式等。但是由于扶贫项目资产普遍具有资金来源广泛、投资领域广阔、投入方式多样等特点，并且在资产的具体运营过程中也存在着项目规划不精细、收益分配不精准、主体选择缺乏市场化等问题，部分地区的扶贫资产管理依然陷入“无人管”“多头管”“管不好”“还想管”的困境。

对现有脱贫攻坚资产展开过于复杂的划分可能会加剧上述管理困境，全面细致的甄别可能带来的是更多争议，反而不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应当更为简洁地将现有脱贫攻坚资产划分为经营性扶贫资产和公益性扶贫资产两大类，通过具体分析两类不同资产面临的问题，采取差异化的资产管理政策，借助乡村振兴赋能这些资产，提升其利用效率促进有效衔接。带着这一研究思路，通过对西部地区多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前两类脱贫攻坚资产在基层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闲置现象，并将这些现象的根源归纳总结为以下4个问题，其中前两个问题针对依托市场产业发展的经营性扶贫资产，后两个问题针对依托政府公共资源支撑的公益性扶贫资产。

第一，扶贫产业及其企业经营风险加剧。

从资产市场发展的角度，经营性扶贫资产在发展领域上依托于扶贫产业的发展。事实上，实施产业扶贫不仅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经验，而且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在脱贫攻坚期间，西部地区形成了一大批有助于脱贫致富的优质企业及其资产，主要涉及农产品加工、生态种植养殖及现代农药、农具、小型农业设备生产等领域。这些产业及其企业的迅速发展有效带动了相关地区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客观上为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前一些地区扶贫产业及其企业的发展状况却不容乐观，许多企业面临原料供给不足、储运能力欠缺、市场销售不畅、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在西部地区，一些红枣深加工企业因生产原料季节性供给不足导致生产线难以满负荷生产。一些生态养殖场因冷链储运能力不足或市场销售不畅出现持续亏损。还有一些轻工业“扶贫车间”“社区工厂”在新冠疫情前盲目扩张与疫情后市场需求下行的影响下出现了资金链断裂、车间工厂停工、管理人员跑路的现象，造成了扶贫资金的浪费与闲置。从总体看，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些产业尽管是依托于当地资源禀赋、地方特色发展形成的，但在生产上仍不具备规模性，在产业链条上还不具备完整性，在生产组织方式上也不具备现代性，甚至部分地区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还停留在小作坊阶段。这就导致其产业链条短而小、粗而散且缺乏持续的资本与技术投入、抗风险能力羸弱。另一方面，这些项目大多数属于政府主导型的产业项目，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政府的过度干预情况，这就导致本土产业发展主体未得到充分锻炼，存在产品与市场相脱节的问题，一旦风险加剧必然出现产业链断裂的现象。

第二，村集体经济发展滞后。

从资产运营维护的角度，经营性扶贫资产在资金来源与生产组织方式上依赖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程度。巩固和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途径，更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质要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尽管一些地方政府通过产权改革和引进投资发展了村级集体经济，形成了一批集体性质的企业和经营项目。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地区的村级集体经济依然处于规模小、总量少且处于分散经营的状态。大部分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仍限于基建投资、占地补偿、土地承包、房屋租赁等，导致出现了缺乏内生增长动力、融资意愿不强、管理协调困难、收益权属混乱、运营人才缺乏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发现，现实中将大量集体经济收入入股到绿色产业基地、社区扶贫工厂等扶贫资产中，大多数村级经营性扶贫资产就是由村委会、合作社或其他非政府组织形成的村集体资产，其所占比例占到扶贫资产的六成以上。因此，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滞后会极大地削弱村委会的经费来源，直接导致其没有足够资金来维持扶贫项目资产的运转，使其运转完全靠政府财政拨款，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大大滞后于乡村全面振兴的需要，也同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目标不相适应。

第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缺乏后续支撑。

公益性扶贫资产最常见的形成地区都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五个一批”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方面。伴随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地方政府、东西部扶贫协作组及企业扶贫合力团在搬迁安置点建设中投入了相对多的配套资产。然而，易地扶贫搬迁不只是居住空间的调整、生计模式的再造，更重要的是人们精神家园的重建。这包括物理公共空间、社区正式和非正式组织与制度、社区文化和社区和谐氛围的培育等。现阶段的移民安置区普遍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安置区缺乏有效产业支撑。有的安置区产业并没有发展起来，产业基础不牢；有的安置区的产业规模与劳动力规模不匹配，劳动者就业困难；有的安置区只是代加工生产基地，没有形成本地产业群，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这些“脱贫车间”“社区工厂”急需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发展。第二，安置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一些安置区的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在结构、质量等方面与实际需求不匹配，核心问题是在教育质量、医疗水平等方面不配套，不能满足搬迁移民户的需要，导致部分安置区出现了人口外流，呈现空心化趋势。同时，一些地方政府还存在“重脱贫、轻发展”“重搬迁、轻建设”的情况，搬迁安置后的发展衔接工作不到位，导致搬迁户尽管物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是其社会效果不明显。部分易地搬迁社区还缺乏公共空间建设规划，难以满足贫困人口社交、学习、维持乡土风俗的需求，没有充分考虑到养老、托儿、教育、健康、卫生、文化等事业的配套设施。

第四，文旅生态类资产项目市场收益不佳。

公益性扶贫资产在开发范围上主要是涉及科教文化、生态文体、公园绿化等领域。在脱贫攻坚期间，一些地方政府为推进乡村文化以及生态环境建设，专门投入资金建设了一批文旅生态项目，通过挖掘乡村旅游资源，打造健身文化场馆与旅游IP（景区形象认知产品），极大丰富了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内容和提高了文化生活水平，优化了乡村自然与人文环境，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由于文旅生态项目本身所具有的产业属性（经济效益属性）与公益属性（社会效益属性）的二重性，往往带来使用利用率低下、资产闲置成本高昂、保值增值性差等问题。许多地区的文化旅游项目由于当时侧重于满足脱贫攻坚的一时需求，现在都呈现出运营功能单一、经济效率低下、市场需求不足、缺乏可持续性的情况。同时，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暴露出的同质竞争、运营滞后、人才短缺、土地错位等问题在短期内也难以有效解决，这就更使得这些文旅项目面临吸引力逐渐下降、持续性逐渐降低、生命周期逐渐缩短和客源市场逐渐萎缩的困境。

三、乡村振兴赋能脱贫攻坚资产的路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迫切需要加强扶贫资产的分类管理和监督，通过乡村振兴赋能脱贫攻坚时期形成的各类资产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在于产业，核心在于提升脱贫攻坚资产的利用效率，二者衔接的起点和突破口就是同现有扶贫项目的有效衔接。也就是说，要充分利用乡村振兴赋能脱贫攻坚时期形成的两类资产：对经营性扶贫资产，增补运行困难企业产业链环节、增加新型集体经营层级；对公益性扶贫资产，补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短板、增加文旅生态类项目市场化功能。通过两类4条的不同路径赋能脱贫攻坚资产，从而使脱贫攻坚资产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增补运行困难企业产业链环节

在脱贫攻坚期间，西部各地聚焦本土特色产业发展，由地方政府、东西部扶贫协作组及企业合力扶贫团出资建立了一大批特色种植养殖与农产品加工企业。除种植养殖企业之外，这些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红枣、蜂蜜、辣椒、小杂粮等为代表的大规模特色食品加工企业；二是以葡萄酒、猕猴桃酒、石榴酒以及苹果汁等为主的饮料加工企业；三是以茶叶、中草药材为代表的绿色深加工企业。整体上看，这些企业在管理水平、生产技术、产业规模等方面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已初步成为西部地区推动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为此，在有效衔接中，必须把这些企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从各地各企业的实际出发，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政策配置各类资源为其完善产业链，通过“补链”搞活这些企业。具体来讲：

第一，针对原料不足问题，通过抢抓乡村振兴机遇强化原料储备，从供给侧结构改革入手补齐生产环节短板，解决原料供应不足与季节性停产问题。陕西省清涧县为解决红枣原料短缺问题，对低产枣园给予专项补助推动“双降”（降高度、降密度）改造；相关企业和农户建立订单式收购模式，按照高于市场1倍的价格进行收购。同时，针对由于缺乏土地资源造成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地方政府通过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加以解决，并鼓励研发推广种植兼具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树种，有效利用稀缺的土地资源，扩大原料生产规模。

第二，针对产品储运困难问题，通过重点壮大冷链环节提升储运能力。甘肃省临洮县近年来坚持把畜草产业作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来重点培育，依托全县丰富的饲草资源，通过扩群增量、提质增效、延链补链、绿色发展4个重点环节，为羊牛肉储藏运输配建专业气调保鲜库，加强冷链储运能力建设，健全冷链储运网络体系。在此基础上，大力扶持农户发展牛羊养殖，在养殖户中推广户均“20+1”（20只基础母羊加1头种公羊）肉羊养殖模式和“5+10”（5头基础母牛或10头育肥牛）肉牛养殖模式。

第三，针对销售滞后与市场脱节问题，重点通过人才培养、营销方式创新等方式强化销售环节，构建“研—种—养—加—销—服—旅”一体化发展新模式。陕西省定边县以辣椒种植为主导产业，利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研发、育苗、种植培训等专业化资源成立专门负责辣椒销售的信息部，通过培养一批信息代办、农村经纪人与广州等地的大型销售市场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产销合作关系，打响了“白泥井辣椒”品牌。同时，通过现代农业观光、农产品采摘等模式发展农旅融合，形成了从辣椒新品种研发、育苗、种植到物流配送、中介销售、农旅融合等为一体的产业链条。

第四，针对资金短缺问题，定期举办银企对接活动，解决相关企业的融资困境。甘肃省瓜州县财政局近年来不断强化“政担银企”联结作用，为破解扶贫中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难问题，先后召开金融工作暨“政银企”座谈会和瓜州县政银企对接会暨项目融资签约仪式等，通过“一对一”对接，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推广“惠农e贷”“农户综合经营贷”“产业振兴贷”等信贷产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有效降低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门槛。同时，重点防止企业盲目扩张，提升对企业运营能力的监管。

（二）增加新型集体经营层级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不仅仅是解决农村正常运转经费和农民福利的需要，也是增强农民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信心的需要，更是对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农民利益保护的需要。在脱贫攻坚期间，党和政府大力发展特色农村集体经济，创立了一批具有潜力的特色种植业、养殖业企业。对此，必须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在有条件的地区补齐新型集体经营这一层，使家庭联产责任制真正成为统分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方式。特别要强调的是，补齐新型集体经营层不是简单地把村集体的资产（土地或者房屋、设备）租赁出去获取租金，而是指使村集体既具有财产所有权，也具有参与经营权，通过集体经营壮大集体经济。具体分为4个方面：

第一，发展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

发展集体所有制的方式很多，最基本的方式是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设置村集体的股份。从西部地区已有实践看，村集体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持股的实现方式有多种，村集体有土地的可以土地的形式入股，村集体有收入的可以现金的方式入股，也可以党支部和村委会为企业服务、提供管理服务的方式入股。陕西省袁家村以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以关中民俗文化为核心的关中印象体验景区。村委会以从村集体土地流转为突破口，在保证村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不变的基础上制定了极具吸引力的土地流转政策，促使村民自愿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村集体，成功实现资源向资产转变。此外，袁家村在集体经济的股权结构方面也做了大胆创新，将其股权结构划分为基本股、交叉股及调节股三类：一是基本股。由村集体全额投入成立村民占股六成、集体占股四成的袁家村旅游发展公司，通过将公司股权量化均分给村民，实现人均基本分红。二是交叉股。由旅游公司、合作社、以及商铺等互相出资成立大量交叉持股商铺，村民则可以自主选择相关店铺入股，并获取相应收益。三是调节股。即在股权分红上设置分红限额与相应比例补偿，对占股较多且超过限额的村民按相应比例减少分红，而占股较少的村民则可以得到较高的分红补偿，这样通过股份合作纽带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避免两极分化，推动共同富裕。

第二，鼓励服务创收型集体经济。

牵头成立农民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专业服务公司等开展技术指导、信息服务、物资供应、产品加工、市场营销、劳务输出等有偿服务。广西贺州市八步区近年来鼓励村集体发展服务经济，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托当地重点项目与相关企业，开展管理服务创收、组织劳务服务创收及实施基建服务创收，挖掘集体经济增收资源潜力，激发集体经济创业活力与内在动力。其中，贺街镇寿峰村就由村委会牵头出资成立村集体劳务服务公司，为贺州市相关企业提供屠宰、清洁、安保等用工服务，通过将劳务项目“切块外包”给村集体劳务公司组织实施，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当地村民就业。

第三，创新物业租赁型集体经济。

充分借助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城中村、城边村的区位特点、资源优势，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兴建标准厂房、商铺、仓储、农贸市场等项目获取租金，依托土地流转，盘活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使用价值，增加村集体经济收益。鼓励各村用活集体资产，真正让闲置资产“动”起来、“活”起来。云南省麻栗坡县在城郊、城内主干道沿线等区位优势明显的村，鼓励建设专业市场、标准厂房等，自主经营或对外租赁房屋、设备等，通过物业租赁，赚取租金及管理费用，积极鼓励有头脑、懂管理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主经营或直接出租产生集体经济收益。

第四，扶持旅游开发型集体经济。

积极支持村委会带动当地农民创办乡村旅游经济合作社组织，通过创新土地股、人口股、劳龄股、旧房产股等多种股权设置模式，依托当地旅游资源大力开发农家乐、渔家乐、度假村、采摘园、农耕体验、生态体验、森林人家、休闲农庄等乡村旅游项目。重庆市江津区李家村积极探索“农业+旅游+文化”等发展模式，吸引当地村民入股村级集体农业合作社、乡村旅游合作社，借助“互联网+”发展模式举办晚熟柑橘采果节、腊八节等乡村旅游活动，整合农业企业、旅游资源、物流资源、电商平台、媒体资源等，开设“李家土货”淘宝店铺，将晚熟柑橘、玫瑰葡萄、野生蜂蜜等八大类产品进行品牌设计、包装及销售，并借助网络直播带货、农产品电商节等多渠道引流，各类活动流量累计突破千万，让各种农业产品成为旅游商品，形成集观光、采摘、休闲、旅游、户外运动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

（三）补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短板

从总体上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与传统村庄相比，规模大、层次高、设施比较完善。现有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已经具备了贫困户长期生产和生活的条件，这些安置区是“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重要成果，应当借助乡村振兴赋能这些资产，既实现这些资产的保值增值，又让它们持续发挥减贫作用。从某种意义说，实现乡村振兴首要任务是振兴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让这些安置区发挥更为重要的示范作用。乡村振兴赋能易地扶贫移民安置区资产的基本办法就是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中有规划、分阶段、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方式“补缺”，即补短板：对于产业基础未形成的安置区，经过科学论证发展特色产业；对于产业链不完整的安置区，根据完善产业链需要，通过”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的方式实现三产融合发展。对于医疗资源不足的安置区，根据实际需要扩建或新建医院，改善医疗设施条件，提高医疗质量。对于缺乏优质教育资源的安置区根据相关规定与需要新建学校，采取所在地的城市学校长期对口支援的办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地处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核心。近年来，为加强对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后续治理，南江县政府依据《巴中市加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后续治理任务分工方案》，一方面，将易地搬迁后续产业发展纳入各村产业发展规划中，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健全与搬迁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准确掌握搬迁人员就业失业和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情况，通过定岗定向培训、农民夜校培训等方式，有针对性地组织易地扶贫搬迁贫困群众参加技能培训，不断提升他们的整体技能水平。另一方面，继续配套规划建设园区公路、通水设施、电力保障等基础设施；依托实施土地增减双挂钩项目聚居点建设，完善公共文体设施，提升改造图书室、广播室、健身步道、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设施；落实搬迁贫困人口在安置地县域内医疗机构住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全面落实分级诊疗、医疗费用控制以及“免四补助”医疗扶持政策，巩固医保扶持成效，满足搬迁群众的休闲娱乐医疗需求。

（四）增加文旅生态类项目市场化功能

在脱贫攻坚期间西部地区建设了一大批文化、旅游、生态项目，这些项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这些项目大部分是公益资产项目，虽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效益，但也存在闲置时间长，利用率低，保值增值性差等问题，缺乏应有的经济效益。西部地区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及时给这些大型文旅项目和生态项目进行“补能”，即赋予这些项目市场化功能，使其在保证发挥公益性作用的同时，实现项目的市场化、产业化，从而赋能文化旅游资产。

第一，建立面向市场的文体场馆管理运营模式。

对文艺演出场馆、体育场馆实行市场化管理、产业化运营，提高场馆的利用率，探索“以馆养馆”模式，形成场馆运行中的反哺机制。陕西省留坝县营盘村在原来公益性体育项目的基础上建成了西部·留坝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为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训练和比赛场所。伴随着各地运动员每年来参加集训，小镇的人气也在持续旺盛。村民开始建设农家乐，拉动了当地旅游、餐饮、住宿、土特产生产销售等产业的发展。

第二，引进资本技术要素推动生态项目经营。

对缺乏经营性、仅有观赏性的人居环境改造项目，引进外部资本和技术开展生态养殖、观光旅游等经营活动。甘肃榆中县栖云山李家庄田园综合体是全国确定的8个农村“田园综合体”示范试点之一。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榆中县政府通过引进外部资本与技术打造西部地区首家大型室内旅游观光植物博览园项目。项目依托现有李家庄花卉观赏资源，通过引进种植温热带各类花卉植物，打造涵盖大型植物温室、民俗餐饮、休闲娱乐、儿童主题游乐园、康体养生等多种业态集特色小镇、美丽乡村、产业园区于一体，融文化创意、田园观光、生态农业、康养度假、娱乐休闲于一炉的新型观光旅游经营综合体。

第三，围绕绿色资源开展旅游设计服务。

对生态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设计经营性观光旅游项目在赋能资产的同时，能够带来流动性收入，用收入反哺生态建设。四川省蒲江县明月村陶艺文化底蕴深厚，自唐宋以来就是民用陶瓷的重要生产区。近年来，该村利用现有有机茶叶基地及雷竹园区的资源优势，以竹海茶山明月窑为依托，大力发展文创产业撬动乡村旅游的形成，全面推进农旅融合项目。2021年其通过成立乡村休闲旅游合作社的方式，打造了一批以农事体验、自然教育、制陶和草木染体验为核心的文创项目，将明月村发展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幸福美丽新乡村。

综上所述，在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限衔接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利用乡村振兴赋能脱贫攻坚资产，通过加强政策扶持拓宽有效的赋能路径，切实推动有效衔接。具体来讲，其赋能路径包括：对经营性扶贫资产一方面通过采取差异化政策解决原料不足、储运困难、市场脱节及资金短缺等问题，为不能正常生产的企业完善产业链；另一方面通过发展股份合作型、服务创收型、物业租赁型、旅游开发型等多种集体经济形式推动集体经济补齐新型集体经营层。对公益性扶贫资产一方面从提升产业可持续性、加强公共服务资源供给的角度补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短板，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市场运营模式、引进资本技术要素、开展旅游设计服务赋予生态文旅项目市场化功能。

四、研究结论

加强对脱贫攻坚时期形成的各类扶贫资产的运营与管理，推动乡村振兴赋能脱贫攻坚资产，提升扶贫资产的利用效率对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系统梳理了当前我国脱贫攻坚资产的规模与类型，将当前脱贫攻坚资产划分为经营性扶贫资产与公益性扶贫资产，在此基础上结合对西部多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考察调研，总结了当前脱贫攻坚产业、企业及其资产所面临的4个问题，即扶贫产业及其企业经营风险加剧、村集体经济滞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缺乏后续支撑、文旅生态类资产项目经营收益不佳。同时，结合地方实践的成功经验有针对性地提炼了以下乡村振兴赋能脱贫攻坚资产的现实路径：对经营性脱贫攻坚资产，增补运行困难企业产业链环节、增加新型集体经营层级；对公益性脱贫攻坚资产，补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短板、增加文旅生态类项目市场化功能。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的结论源于对西部多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考察调研，但是由于现实中全国大部分的脱贫攻坚资产都形成在西部地区，且重点就集中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均在西部地区）。因此，本文的研究对于推动全国范围内赋能脱贫攻坚资产，进而加快实现乡村振兴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借鉴和理论参考价值。

(作者白永秀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陈煦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乡村发现转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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