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稳就业才能促消费

消费的基础是收入，就业则是收入的前提。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认为，当前消费恢复缓慢的原因之一是服务业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失业率也大幅上升，这极大地影响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盛松成7月6日在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2022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中表达了上述观点。
他指出，从2020年武汉疫情后中国经济复苏的情况看，工业生产和投资在复工复产之后实现快速反弹，而消费一年多后才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武汉疫情是发生在2020年的1月份，因此2020年一季度资本形成总额、最终消费支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拉动是多年来的最低点，均为负增长。”二季度以后，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GDP拉动已经超过了疫情前，不到一个季度就恢复起来了，但是消费的恢复慢得多，一年以后才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盛松成指出，当前消费恢复缓慢的原因之一是服务业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今年3-5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分别是49.5%、47.4%、49.6%，服务业活动指数是46.1%、40%和46.7%，服务业比制造业低了很多，尤其是4月份低了7.4个百分点，表明服务业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6月份，制造业PMI是50.2%，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3，分别比上年提高了0.6和7.2个百分点。然而，服务业指数提升幅度较大，只能说明服务业经营有所好转，并不能代表服务业恢复已超过制造业，因为PMI本质上是一个环比指标，反映了企业经营边际情况变化。
中国的制造业PMI和服务业PMI采样的样本都是3000多个企业，只是说明了与上个月比，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在上升、下降或是基本持平。“也就是说和上个月相比，基本上是环比指标。这一点我觉得有一些误解，PMI上升了以后经济并非一定是非常快速地发展。”盛松成称。
他进一步指出，服务业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表现之一是失业率大幅上升。今年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6.1%，5月回落至5.9%，而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持续上升，5月份高达18.4%；5月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9%，失业率是2018年有数据公布以来的最高水平。“失业率大幅上升原因之一是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而服务业受疫情冲击很大，甚至超过制造业。”
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从1978年的12.2%上升到2021年的48%。也就是说，1978年，每100个就业人口只有12.2个人是从事服务业的，在2021年则已经达到48人，因为中国服务业在GDP当中所占比重也基本上是逐年上升的。根据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2019年和2020年中国16-24岁年龄段青年从事服务业的占比都达到了七成以上，也是16-24岁的青年调查失业率持续上升的一个原因。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服务业中大量的从业者是年轻人，比如IT、金融、旅游、餐饮、酒店，还有快递小哥等。
另外，盛松成认为目前消费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居民消费意愿减弱。2020年武汉疫情时，市场认为疫情是短期冲击，但如今国内外疫情已经持续了三年。不少市场主体面临生存考验，导致消费潜力下降。这在数据上也已经表现了出来。居民储蓄大幅上升，今年1-5月份居民存款增量高达7.86万亿元，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5.22万亿元，更大幅高于往年同期4.62万亿元（2017-2021年均值）。
而贷款相反，今年1-5月，居民部门贷款只有1.33万亿元，去年高达3.71万亿元，近五年平均值是3.05万亿元。贷款不足与房地产行业受疫情冲击、住房销售下降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居民贷款中超过55%是住房按揭贷款。中国居民部门贷款主要分为经营性贷款和消费贷款。中国现在有1.6亿的市场主体，有超过1亿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贷款也在住户部门里面的。而消费贷款当中主要是房地产贷款。此外，还有通过各种渠道隐蔽流入房地产领域的资金。
此外，从1999年起，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每个季度都会在50个城市当中对2万户的居民做一次储户问卷调查。从调查结果看，今年二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比上季度只增加了0.1个百分点，而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比上季度增加了3.6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比上季度减少了3.7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消费基本没有变化，消费比例差不多，但是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相对上个季度大幅增加。
储蓄增加的原因，有被动储蓄和主动储蓄。由于疫情限制了人员流动，因为无法消费导致储蓄增加，这是被动储蓄。还有主动储蓄，因为疫情，大家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转弱，老百姓不愿意太多消费，都增加了储蓄。
最后，盛松成认为，在当前促进消费最有效的方式仍是复工复产，落实“六稳”、“六保”。“提振消费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居民的收入和改善预期。中国人特别勤劳，只要有工作机会收入就会增加、提高消费，所以要高度关注市场主体的生存问题，全面实现复工复产，落实‘六稳’、‘六保’”。为了促进消费，不少省市开始发放消费券和补贴，比如购买汽车的补贴，所以最近汽车销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旺盛，另外家电下乡等也是提高消费的一个措施。
盛松成建议，中国的情况和西方主要国家情况不同，虽然很多城市也在发放消费劵来提升消费，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办法，因为会受到各种制约，提振消费的效果也不一定明显，根本的途径还是提高居民收入，改善预期，也就是说要进一步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落实“六稳”、“六保”。应把经济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这对增加就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当谈到为何中国每年都会设置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时，盛松成认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保障就业。“按照以往的经验，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200多万人就业。”
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是1076万，创历史最高记录，就业压力是相当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是必须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GDP增速5.5%左右，但是在定指标时，还没有疫情的反复，乌克兰危机当时也没有发生，这些都是超预期的事件。总体看今年要实现5.5%左右的增速难度是比较大的。
目前市场讨论比较多的是，究竟应该通过投资还是消费来拉动经济，尚有不同意见。盛松成认为，“逐步地推动中国经济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型，这是毫无疑问的，从中长期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全世界发达国家这么多年来走过来的一个经验。但短期内，如果我们要稳定经济基本盘，还需要重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因为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型并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
目前仍然应重视包括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等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我认为基建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一个重要抓手。国家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基建投资上发力。同时，应尽可能保持房地产投资的平稳。到目前为止房地产投资同比仍是负增长，其中土地出让金受到疫情冲击最严重，但预计房地产投资负增长的趋势会进一步收窄。
“总而言之，要处理好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经济转型之间的关系。长期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制度性的对外开放；短期也要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经济增长，而且这两者是不矛盾的。”盛松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