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序一）

　　■章培恒

　　《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第三版）

　　出版单位：陕西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考察唐代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的构成、流动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特征。全书分三编：上编为总论，下编为分论，附编为个案研究。作者提出“唐代三大地域”与“唐代文学士族”的概念，并将文学士族这一特殊的文人群体置于地域文化背景上，运用“地域—家族”的研究策略，对文学士族发荣滋长的“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做互动分析。对与文学士族相关的贤能标准、陈寅恪士族理论、诗赋取士、士族教育、士族婚姻与信仰、士族迁徙及归葬等问题亦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纵深开拓。本次新版，作者广泛吸收了学术界新成果，对原版进行了修订。

　　文学的地域研究，是文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在中国这样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里，尤其如此。这是因为：不仅各地区的文学各有自己的特点，彼此的差别有时十分巨大，而且，不同地区之间的力量的消长，也常常会导致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的变化。所以，如果没有关于文学的深入的地域研究，就既难以具体说明我国各个时期的文学的面貌，也不易说清我国文学演变的确切原因。

　　然而，文学的地域研究却又难度甚大。一方面固然要对其所研究的地区的文学及其相关的各领域做较全面细致的钻研，同时又要在整体上对当时文学的发展有全局在胸；若无后者，是无法真正了解地区性的文学特色的，所谓不知同，焉知异？也就是说，就其微观的研究而言，时时有必须细入毫芒之处；就其宏观的研究而论，则又要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难度既高，从事者自然就少。加以社会环境——从外患频仍到十年浩劫——又为学术事业带来种种限制，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在我国几乎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从八十年代起，才缓慢地启动，但人数仍然极少，有的研究者后来又忙于别的课题，开了个不坏的头，就舍弃——至少是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舍弃了，不见再有新的成果。

　　在这领域内锲而不舍地长期坚持，并不断有优秀论著公之于世的，我想，李浩先生是颇为突出的一位。他的《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等一系列论著都是视角新颖、材料丰富的有见解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由于他对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全面关心和深入其中的研讨，这种地域性研究并不限于一隅，而名副其实地成为整个唐代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起到窥豹一斑的作用。

　　他现在所完成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则是其以前的研究的综合、扩大和深化。换言之，是在综合其已有的发现、认识的基础上，扩大其研究范围，进一步深入地揭示这三个地域的文学士族的情状和特点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文学上的独特性。我认为，这对李浩先生自己的研究来说，固然是更上一层楼，对于我国的文学地域研究来说，也是一种当之无愧的突破，如同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对李浩先生当时作为出站报告提出的这部专著的评议所述：

　　李浩博士的出站报告《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按：原题为《唐代文人群体研究——以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为重点的考察》），系上编、下编、附编十六章，共二十多万字，以“地域”与“士族”为研究视点，从多学科交叉中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激活文学研究，在唐代文人群体研究上提出不少有益的独到见解，是篇出色的学术论文，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专家组全票评为优等。

　　作者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善于从大量原始文献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尤能从无疑处质疑，廓清许多积非成“是”之点（如陈寅恪先生观点的误读，“以诗取士”的曲解等）。也重视学术史研究，在系统梳理本课题已有研究成果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研究的主旨和方向，力拓思路，提出新见（如从前贤对士族研究的成果中，提出并论证“文学士族”新概念等）。本文文献信息量密集，工作量亦甚巨大，努力于文本分析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表现出踏实细致的学风。叙次明晰，语言流畅，颇有文采，并能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个别章节如能再做进一步展开与补充，论文当更精彩。

　　把这一部书和其以前的论著相较，可以看出李浩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有明显的计划性的；在唐代文学的地域研究的漫长道路上，他正胸有成竹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行进。他在本书的《后记》中曾致慨于自己的年将不惑，而在我看来，这正是一种值得羡慕的资本。只要不满足于已有收获，不断地汲取和融合新知，不倦地探索、否定和奋进，接着而来的在这领域里的贡献将是不可限量的。

　　2002年9月

李浩简介

　　陕西靖边人，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等。著有《唐诗的文本阐释》《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摩石录》等学术类著述，另有《怅望古今》《行水看云》《课比天大》《野生涯》等随笔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