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郑州红码事件冯献彬说句好话

冯献彬只是一名普通公务员。

为什么说郑州市委政法委原常务副书记冯献彬只是一名普通公务员？

因为他现在不是领导干部了，郑州市纪委发布的《关于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问题调查问责情况的通报》上明确写明：给予冯献彬同志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党内职务撤销了，政务撤职了，也就是说冯献彬不再是一名领导干部了，不再是郑州市委政法委班子成员了，下次开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冯献彬可能就不是作为班子成员身份发言了。

时代的一粒微尘，落到个人头上，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郑州的小雨刚停，气温还不是很高，早晚还颇为凉爽。但是这并没有改变郑州仍然处在舆论风口浪尖之上的事实，热得很，晒干了鱼儿烤焦了虾。

村镇银行储户的钱在哪里？到底被谁“拿”走了？还能要得回来吗？能要回来多少？管他新财富旧财富，血汗钱在我手里那才是我的财富。

这是郑州目前比较棘手的问题，如果把你放在郑州，你也要为此事死伤无数的健康脑细胞。

至于乱赋红码事件，也是太离谱。但是和储户的钱比较起来，你说储户更关心哪一件事情？

我想会更关心钱的问题。红码乱赋了，还可以改回绿码。储户把钱存进了银行，还能取回来吗？能取回来多少？为了拿到这些本该就是自己的财富，储户们将要付出多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这些都是未知数。

一句话：乱赋红码不好，钱拿不到手更不好。至少对于储户们来说应该是这样的。

储户们内心焦虑，这是肯定的。我看和《水浒传》中白日鼠白胜出场时唱的山歌有点像。在《智取生辰纲》中，杨志押送生辰纲行至黄泥冈，白胜扮作挑酒桶的汉子，边走边唱：

赤日炎炎似火烧，
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
公子王孙把扇摇。

我们作为吃瓜群众在这里高谈阔论，批评这个指责那个，但我们有没有储户们的同理心呢？

钱到手才是当务之急，这是主要矛盾。我想郑州负责这件事的人的主要精力也在上面。

那么对存在“典型的乱作为”的冯献彬、张琳琳、陈冲、杨耀环、赵勇等五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忽略了呢？

当然不是。

但是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了，已经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这个处分是非常严重的。体制内的人身上背负了这样的处分，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我们不能被铺天盖地的舆论搞昏了头脑，不能被集体情绪左右，冷静下来想想，像有的网友说的那样“双开”，确实达不到那个程度，现在讲究的是“四种形态”，抓早抓小，红脸出汗，还有在审查调查过程中，冯献彬等人对待组织的态度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无法了解内情，只是知道：犯了同样的错误，认错态度好与态度差，对组织忠诚与不忠诚，处分结果是不同的，甚至有很大差别。

这是一个变量，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我们也无从知道。

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冯献彬，把自己代入到当时的具体客观情景中去，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就一定能保证不会重复冯献彬的错误做法吗？

反正我不能保证。

为什么？

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有时候我们被形势推着走，所谓形势比人强。

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们不是在深山老林里过着隐居生活，有时候我们无法选择。这也是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之一吧。

在特定的工作氛围中，在特定的官场文化中，在特定的工作任务中，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我们也许只是整张网中的一个小小的节点，做工作时，我们自由裁量的空间并不大。

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为了“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有的时候就犯糊涂，做了出格的事，甚至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写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迷糊了，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离婚，从个人意愿上看，你很想与自己的老婆离婚。但考虑到父母亲、孩子，考虑到他人的嘲笑，考虑到净身出户的窘境，考虑到左邻右舍、单位领导同事的议论，考虑到对下一段婚姻的恐惧，也许你就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愿，选择不离婚。

也就是说，你不离婚，很多时候是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不完全是你个人意愿的真实表达。

冯献彬擅自决定赋红码，不能简单地视为他个人道德品质低下，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他能力素质低下，而是在特定的环境里的特定行为。

我们不能否认，人是受环境影响的。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反正就那么回事吧。

也许有人会说，冯献彬没有大局观。

什么叫大局？

大局是相对的。

从郑州来看，维护省会郑州社会面的稳定是一种大局。但是站在更高的维度，科学防疫也是大局，依法治国更是大局。

都是大局，只是层次不一样，角度不一样，维度不一样。

作为领导干部要知道什么是大局，要树立大局观，要提高政治站位，这样才能够不犯冯献彬这样的错误。

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郑州的维稳，不见科学防疫、依法治国，至少没有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

想出一个馊主意，做出一件糊涂事。

同样的问题，我还想再问自己一次：如果我是冯献彬，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我会怎么做？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环境很重要，与其竭尽全力地批评冯献彬等5人，还不如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做点事情。

法治环境好，人们往往就会依法办事。

法治环境差，那么就有可能冒险走钢丝。

走过去了，“完成”了一次任务，把风险向后延迟了一段时间。

走不过去，就掉下来了，啪叽一声，名声差了。

谁没有亲朋好友，谁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冯献彬等5人现在受到了处罚，周围的人怎么看待他们？是同情？是嘲笑？是批评？是责难？不得而知。

我们强调一点，冯献彬等5人用错误的方式来做公家的事情，把事情办砸了。

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来乱赋红码，至少从目前官方的消息中来看，在乱赋红码的过程中，冯献彬等5人没有往自己口袋里揣一分钱。

如果揣了钱，揣了几个村镇银行或者新财富集团的钱，那就是犯罪了，那就是利益输送了，性质就变了，这个火就不是“典型的乱作为”这张纸能包得住的了。

但，目前并没有相关证据，也不排除调查还在继续，毕竟储户们的钱还没有回来，这个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一切都有可能。

正确和错误，有的时候就在一念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我在想，在冯献彬擅自决定赋红码的那刻，他能够提高自己看问题的维度，而不是陷入具体事务当中丢失了理性判断，也许结局就不会这样难堪。

我为什么会说难堪这个词语？

因为冯献彬的简历那是熠熠生辉的，一般人做不到。

什么时候当过奥运火炬手，这都不算什么。含金量大的是这几个荣誉：

个人二等功一次

河南省公安系统首届十大新闻人物

河南省政法系统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这些荣誉都是干货，我说用命换来的也不过分，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为了增加一些感性认识，举两个例子吧。

例子一：1997年6月20日13时，在53米高的二七纪念塔顶层，有一女青年欲跳塔自杀。接警后，冯献彬脱掉鞋袜，敏捷地翻过护栏，趁女子注意力分散之机，迅速靠近轻生女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该女子凌空抱起，成功将其解救。

53米的高塔，这得多么大的勇气啊。

这年冯献彬26岁。

例子二：2000年1月28日13时许，在郑州铁路局门口，一名男子身绑炸弹叫嚣着要见铁路局局长。现场围观群众上千人，一旦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正在巡逻的冯献彬闻讯后火速赶到现场。他充分展开心理攻势，与该男子斗智斗勇。在那名男子发愣的一刹那，冯献彬一个箭步猛扑过去，死死卡住他的双手，用身体护住炸弹，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用赴死的决心护住了炸弹，这得多么大的勇气啊。

这年冯献彬29岁。

冯献彬现在老了，也犯事了，但他曾经也是一位妥妥的警界英雄。

如果我们遇到了危急情况，一身警装、眼神凌厉、身材魁梧、威武霸气的冯献彬往旁边一站，我们是不是要安心多了？

我就在想，如果冯献彬一再在公安系统干下去，不去做行政工作不脱警装就好了。当然，人生无法假设。

曾经的警界英雄遭遇了人生和事业的滑铁卢，一败涂地，荣誉归零，党内和政务职务没有了，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务员。

鲁迅现实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出名的话：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

我也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一下：那么曾经被冯献彬警官抓捕的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这时候看到冯献彬这狼狈样，会不会恶狠狠地吐出一句“呸，你也有今天！”

希望没有这种情况的出现。

能怪谁呢？法制环境是一个因素，但那是外因啊，冯献彬个人的思想定力不够、思想认识不深是内因，内因对事物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

这一次，冯献彬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就是郑州对红码问题的通报。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哪怕你是功名赫赫的领导干部。

用一句烂俗的网络语言来说，也许就是：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

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郑州，对人可以网开一面，但对事一定要“四不放过”。

红码事件和村镇银行“取款难”问题不查清不放过；

红码事件和村镇银行“取款难”问题不解决不放过；

红码事件和村镇银行“取款难”问题问责不到位不放过；

红码事件和村镇银行“取款难”问题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