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涨租，一边降薪，打工人逃离上海

过去几个月，有人在居家期间受够了合租生活，有人因为合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还有人不满小区的做法，累积的换房需求叠加毕业季，上海的房租在复工后飞速上涨，这也让一部分因疫情影响了收入的人不得不选择离开上海。

文 | 周鑫雨

编辑 | 赵磊

运营 | 栗子

“你有你的难处，我做我的生意”

接到房东打来的涨租电话时，李恬急哭了。

她在上海嘉定区租住着一间一居室，习惯用自己的月薪来表达租金，以前是“1/3月薪”，3500元，6月开始，房东要涨到4500元，是她半个月的工资。

“我要把阳台改成一个卧室，你一个人住两居，价格得涨。”房东略显得意，“你不租，我这里多得是人想租，解封后看房的人太多了。”

李恬很无奈，今日的涨租早已在合同里埋下隐患：房东有权对房屋进行装修，且租期到半年时可以根据市场价适量提价——只是现在的市价，是按照“二居室”来提的。“改造二居室，也可以说是房屋装修”，如果李恬不接受涨价，按合同要赔付三个月的原价房租作违约金，10500元。

这不是个小数目，三年前，毕业于二本院校金融专业的李恬揣着父母给的1万元就来了上海，在嘉定一家外贸企业做秘书。这笔钱在老家徐州，可以付得起市中心一套100平方米房子半年的房租，而在上海，现在只能够她在这50平方米一居室里撑两个月。

李恬原本在客厅加了张床，找了同事合租，结果同事因亲人生病，3月就回了老家，这几个月的房租都是她一个人交。因为疫情，从4月5日起她的工资就降到了底薪，少了6000多元，她不是个常哭的人，但在电话里她没忍住：“你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难吗？”

但房东的态度很坚决：“你有你的难处，我做我的生意。”

6月1日复工后，上海的租房市场开始了一波涨价潮。往年，毕业季带动房租上涨是常有的事，但房产博主朱鹏发现，上海复工后的涨势格外猛：“往年涨幅都在1-5%，今年是奔着10%往上涨。”

各区涨价的幅度各有高低，但涨价的理由却出奇一致。“最近租房的人很多，得涨价。”

李笙艺也收到了房东的涨租通知，自2020年6月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她进入中山医院开始为期三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就一直租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套老破小复式中带有卫生间的主卧里。她的房租预算一直控制在3000元左右，但现在，这间需要与5个租客共享70平方米空间、人均面积只有14平方米的房子，租金也要涨到3600元。

房东的态度都很像，“你这个房间，就算我涨到4000元也能租出去”。最后李笙艺决定搬离这套“性价比不高”的房。

▲ 笙艺之前租住的房间。图 / 受访者提供

在杨浦区五角场干了五六年租房中介的熊平，5月每天都能收到几十名学生的好友申请，结果被微信判定为“诱导分享违规”，无法在群里发消息，也无法展示朋友圈。在五角场商圈，汇集了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等多所高校，五六月份的毕业季，房子供不应求，熊平提了5%的租金，才能稍稍劝退部分的学生。

只是对毕业生来说，今年的涨价会让他们更难些。住在杨浦区五角场区域的复旦毕业生张雨发现，5月以来，周边的房租都涨了五六百。4月，张雨刚拿到一家媒体的offer，但还没入职，就碰上了疫情居家。封控的两个月里，她全靠在线上接些写稿的活，每个月赚三四千元，勉强交着房租，“想撑下去，自己总得找些办法”。

李恬已经开始找房子了，她宁愿交上三个月的违约金，但她和房东说好了，要先找好房子，再结算这段时间的房租。在房租普涨的情况下，一个月过去了，她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说不定之后租金会降下来”，她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好地段的好房子都在涨

同样在5月底，住在长宁区的自由英语翻译谢可在中介的朋友圈发现，同一地段、同一房型的房源比去年涨了一两千，“有的甚至涨了50%”。

去年9月，谢可从徐汇搬到了长宁的梧桐林荫道里，“想体验一下《繁花》中的上海生活”。每月四五万的收入，让她可以承担高达9000元的月租。居家三个月后，她对这套70平方米的一居室厌倦了，但当谢可真正开始找房，却发现同地段房源的月租金已经涨到了1.5万元，“现在我也有些高攀不起了”。

长宁和静安这两块面积加起来不及浦东新区二十分之一的“弹丸之地”，被打上“老上海”的烙印，占据了上海中心城区的重要位置。这里也是老洋房和顶级豪宅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与之匹配的是高昂的房价。在上海从事快消、金融等行业的白领和高管，大都会选择租在这里。

朱鹏观察到，市区的房子大都是房东亲自打理的，很少代理给中介：“他们几乎都是老上海，对自己的房有感情。”在静安从事8年房屋出租的一名房东透露，这里面积在50平方米左右的一室一厅，月租差不多就要8000元以上，“来这里租房的人，不差钱，主要是为了体验上海的生活”。

▲ 静安区的洋房虽然寸土寸金，却异常抢手。图 / 视觉中国

凌晨1点左右，洋房中介乔一才忙完工作，有空聊聊。6月22日，他带了4位客人看了静安的几套洋房。乔一的客人中有居家久了想换环境的，也有从外地移居上海的。每天，他要接20多个咨询电话，都是来租洋房的。

5月初，报复性涨价就在洋房上露出苗头。一套带有户外空间的小洋房，乔一刚在朋友圈发了照片，就有四五人来询价，“光看图片他们就想签合同”。最后，乔一拉了个“拍卖群”，价高者得。这套月租1.2万元的房子最后以1.6万多元的价格成交，“一部分房子的市价就是被旺盛的需求拉高的”。

但房东对市场的感知往往没有中介那么灵敏。谢可和房东聊起近期的房租涨势，房东惊讶地说：“原来我的房子还能再涨一两千。”一名静安的房东，在网上以5000元的月租价格挂上了自己的二居室，不到三秒就有人下单，“他们都没线下看房，只看了照片就成交了”。即便她在网上下架了房源，每天依然有十多人照着之前留下的电话联系她，“他们都来问这么便宜的房源还有没有，我感觉是不是定价定低了”。

复工潮之下，浦东和徐汇房租的涨幅，也超过了5%。位于浦东的张江高科技园区，被称为“上海程序员密度最高的中国硅谷”，这里汇聚着上万家生物医药和信息技术企业，有数十万从业人员；上海“三甲医院最多”的徐汇区，坐拥11家三甲医院，每家医院的平均日门诊量破万是常有的事。一名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工作的医生告诉每日人物，6月后，想要在医院附近租房，不仅要和同事抢，还要照顾着从外地来看病的家属们。

笙艺新换了一套房，就是从好几个竞争者手中靠提前交订金抢下的。半小时后，中介告诉笙艺：“幸好你定得早，刚刚又有人找我签合同。”之前她还看中过另一套月租3000元的一居公寓房，结果网签之后，发现另有其人提早了3分钟签了同一套房，只能退单。

李恬所在的嘉定，租房市场被一群来自外地的“二房东”掌控着。近几年，大量老街、老破小区都被划入嘉定政府的新建工程，而一批住户也因拆迁实现一夜暴富，在新小区盘下大量房产，分租给“二房东”打理转租。

“二房东赚的就是租房差价。”朱鹏观察到，嘉定租房市场的议价权在这群人手中，“往往是房东在国外或者上海的别墅里享福，二房东用多少钱租给别人的，他们也不知道”。

李恬的房就是从豆瓣上的二房东手中租下的。一旦房租超过3000元，“赚钱就是为了成为房奴”。她的月薪在9000元左右，几乎都喂给了房租和生活费，很少有结余。这次涨价，她以公司分发租房补贴需要房产证为由，试图绕过二房东直接和房东谈价格。但二房东好像识破了她的策略：“房本我帮你向房东要，房租是不会变的。”

在上海，并非哪哪儿都在涨租。远离市区的普陀、青浦和崇明，不少区域房租的价格相较于3月前，跌了超过5%。这是年轻沪漂喜欢扎堆的地方，也是上海不少地铁线的最后一站。而青浦和崇明的不少村庄，连地铁也无法直达，只能乘坐专线班车。

▲ 上海普陀区俯瞰图。图 / 视觉中国

但这里廉价的出租房对年轻务工者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一名崇明的中介介绍，这里大部分二居室，都能以2000元的月租拿下，而在静安租一套二居室的价格，甚至能在崇明租下独栋的自建房。

然而，这里也是对离沪潮最敏感的地方。6月以来，不少外来务工者离开了这座城市。6月7日至6月13日，每天离开上海的旅客达到3.24万人，超过了来到上海的人数。朱鹏观察到，里面不乏住在郊区的务工人员：“他们在上海的可替代性强，这次疫情后，他们在上海的生存境遇更差了。”

需求的收缩让郊区的租房市场遇冷。青浦一名房东，把自己的二居室的价格从1800元降到了1300元，10天以来依然无人问津。而普陀的一位中介，自己也打算从上海“跑路”，手上负责的几个小区，一个月才租出3套，“提成还不够一套房的租金”。

有人接受，有人离开

解封后，谢可打算换个新建的小区，“至少物业和社区的管理水平会好一些”。她在网上看到，徐汇有个小区疫情期间发了11次物资，而自己所在的社区2两个月只发了4次，“要不是团购，早就饿死了”。

改善的需求剧增，朱鹏在上海生活了近八年，他从未看到过一居室的行情如此火热。一名与他熟识的中介说，解封后，许多人意识到合租的弊端。这段日子，感情在破裂，矛盾在滋生，“这不该叫做报复性涨价，而是情绪性消费”。

在疫情期间，一旦被打上“群租房”的标签，很容易遭到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4月1日，笙艺的小区发了首批物资。她自告奋勇下楼帮三位室友领取物资，“那天特别激动，像过年一样”。十几分钟后，志愿者拉来物资，笙艺上前要了四份。对方问了楼号房号，挥臂把她拦在了队伍之外：“你们群租房是违规的，我可以一份都不给你！”

笙艺急了，她翻出房间的照片递了过去：“你看，我们是上下楼的复式，每层两个房间，人均使用面积也超过了10平方米，不是群租房。”

志愿者挥了挥手，把笙艺当了空气。最早下楼的笙艺，在楼下干等了一个多小时。其他居民领完物资后，地上还剩下几袋被压烂的蔬菜。志愿者指着地上的蔬菜对笙艺说，你们的物资从这里拿吧。

而封控期间，矛盾也更容易被激发。张雨的房间没有门，她失去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效率。5月，学校要进行毕业论文答辩，张雨每天都准备到凌晨一两点。但室友来回的走动声让她没法集中，“本来一下子有思路了，结果她们一来，我就不知道写什么了”。

在居家前，笙艺过着“独行侠”般的生活，医院饱和的工作强度让她回家后几乎只能睡个觉。封控后，她才知道，自己的一个室友在某奢侈品公司上班，另外几位也是医院的护士，邻居则是另一家医院的医生。一天，笙艺看到楼群里，那位医生邻居阴阳怪气地说：“是谁的房间在最东边呀？吵得我睡不着觉。”

笙艺知道这位邻居意有所指：“我和他打过交道，他知道我住哪，也知道我养猫。”矛盾的来源是笙艺下晚班后吹头发的声音——5月以来，医生们就渐渐恢复了正常值班。这套有二十多年房龄的老房隔音并不是很好，但这几个月来，从来没有室友投诉过笙艺。笙艺没想到，居家这几个月，找茬的是隔得更远的邻居。

“解封后我要搬出去自己住。”这是笙艺和张雨的共同心声。但是现在，上涨的房租让她们不得不再一次妥协，接受继续合租的现实。而另外一些无法妥协的人，房租涨价给了他们一个离开上海的理由。

▲ 图 / 视觉中国

李恬刚在现在这套房里度过了快乐的两个月。来上海三年，她终于拿到了等同一个月薪的年终奖。在和HR的绩效谈话中，对方告诉她，今年她的底薪虽然不变，但绩效的加分会加倍。那天晚上和同事的酒局，也是在如今这套房子里举办的。奉行“极简主义，提箱就跑”的李恬难得地给家里添了6个高脚杯，差不多花了500元。

只不过，这段“蜜月期”很快就过去了。6月1日，李恬从窗户看到，园区开始有了进出的车辆，领导发了通知，6月4日全员复工。房东叫了工人上门，几名师傅仔仔细细量了一遍客厅和阳台的尺寸，开始讨论装修方案。合租的室友打算退租，理由是“上海封控太吓人了”。

李恬决定离开这套房，“没想到当时把东西放在收纳箱里是个明智的决定”。她甚至也萌生了离开上海回老家的念头。

今年2月，李恬公司裁了一次员。收到裁员名单的邮件时，李恬和关系最好的同事正在公司食堂吃饭。桌上的麻辣香锅，一份15元，便宜大碗，是李恬和同事平时最爱的。但此时她毫无胃口。打开邮件，李恬翻了好几遍名单，没有自己的名字。但同事没那么幸运，她被裁了。5月中旬，同事申请了离沪通行证。

和同事离别那天，李恬在出租房里和同事打了视频电话。视频中，同事登上了橄榄绿色的14号线，里面零零落落地坐着一些年轻人，拖着两三个行李箱，肩上还背着行李袋，“感觉他们也带着在上海生活的所有痕迹走了”。

租的房子，产权不在自己，但对笙艺来说不只是睡觉的地方。当初搬进自己的房间，她就下单了一幅数字油画，挂在床头，“我是来生活的”。“但凡复旦毕业的人，总是有些进入三甲医院的抱负。”但封控让她觉得“安定感是上海给不了的”。

“而且还不会吃不饱。”她补了一刀。规培结束后，她也打算离开上海。只是在她搬离前，这套房就被房东租给了一名即将来上海就业的租客，“贵，但是仍然抢手”。

▲ 虹桥火车站见证了过去几个月的离沪潮。图 / 视觉中国

在上海郊区，另外一群打工人也静悄悄地离开了。5月15日，上海虹桥火车站发出了12趟列车，6000多名乘客离开了上海，5天之后，这个数字超过了1万。一名上海连锁粤式火锅的创始人告诉每日人物，在4月中旬的离沪潮中，20%的员工都因生活的压力离开了上海，“不上班只能拿2500元的最低工资，谁受得了？”

李恬的同事告诉她，在列车上的大多都是年轻面孔，“很多人和她一样，在上海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足够生活的工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提到：“这次上海疫情冲击，相对来说，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更大，其中很多是外来人口，这部分人是租房子的，还要付房租。”

6月7日至6月13日，每日有3.24万人从虹桥火车站离开了上海，却也有2.492万人来到这个城市。租房市场证明，依然不断有人想扎根上海。在外滩的一名租房中介，已经收到了十多家高端餐厅的入驻咨询，每天都有BP（商业计划书）发到他的邮箱，阐述和商铺调性的匹配度。“离沪潮和涨价潮一样，都是暂时的。”朱鹏判断。

张雨不是没想过回家，但她已经接了上海一家媒体的offer，“在这里有了工作，就很难再离开了”。

“现在上海50%的劳动力人口是外地人。这个时候，恰恰应该考虑，如何对这些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好一点，能够把他们留下来。”陆铭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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