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硅谷，大湾区迈入“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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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最近迎来新一波高校建设潮。

就在不久前，教育部依法批准正式设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并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首批开设的专业可谓“度身定制”：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制造工程等三个本科专业，以及先进材料、智能交通、微电子等15个硕博士专业。

更多港澳高校对前往广东办学或开设研究院“虎视眈眈”。上个月底；深圳前海管理局和香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支持香港大学（深圳）高等法律研究院发展；

再往前，香港岭南大学在其公布的2022年至2025年度策略发展计划中，提到“在充足可靠的财政支持下，与内地院校探讨于大湾区或内地其他地方成立一个合作校园”。

值得注意的是，此轮大湾区围绕高校的动作，无一例外均是港澳高校与湾区城市的联姻。从大学出发，一个有关科技和产业的链接网络正在大湾区加速勾画。

早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曾分析美国硅谷的成功：一是对教育的重视，另一则是科技人才之间交错的联络网。

在暨南大学教授胡刚看来，就像当初硅谷一样，大湾区选择的第一步是“修路”。如今粤港澳高校的互动，实际推动广东“道路”建设迈入第二阶段。其背后的逻辑是，更多人员跟随高校脚步加速来往，它构成了硬件完成后，提升软件联通的一种实体承载。

起锚点

大湾区的高校实力究竟是强是弱？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回答。

若仅看广东高校，似乎难以匹配经济第一大省的教育水平。今年2月，全国第二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公布，共147所高校入围。若按照高校所在地来看，广东仅8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广州7所，深圳1所。该数字不仅远低于北京23所、江苏16所、上海15所，且与四川持平。

一个原因是，广东省内高校，仅广州“一市独大”。经济体量最大的深圳，缺乏教育底蕴，近年来才有高校开始“崛起”；珠三角其他城市，珠海勉强撑起省内高校第三极；非珠城市更加“边缘化”，一个被媒体经常引用的数据是，在1500万人口的潮汕地区，仅坐拥3所高校。

而纵观整个湾区版图，港澳恰能拼上广东高教较短的一块板。

在深圳市政协网站上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和扩展深港在高等教育方面合作的提案”中，提及香港始于1996年的“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以重点资助个别高校“拔尖”“摸高”，此后多年，香港仅教育支出就超过公共财政的15%。根据最新发布的QS2023世界大学排名，7所香港高校入榜，5所进入前100名，且多所高校较上一年排名提升。

澳门则是后起之秀。尽管澳门高校普遍较为年轻，但发展十分迅速。目前，已有2所高校进入上述排名。

天秤的两端，一边是高校云集的港澳，一边是短板仍存的广东。如何以香港、澳门较小的体量来辐射整个大湾区？一个思路是，将高校搬到广东。

最早观察到二者匹配度并付诸实践的是香港浸会大学。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2年后，2005年，浸大就与北师大携手，在珠海建立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S）。

十年后，港澳高校与广东城市互动开始升温。

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和深圳大学在深圳成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到2020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已连续第五年成为广东省内录取分数最高的大学。第二个很快“上马”——2018年，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出现在两地签署协议当中，至此，广、深、珠各有一个来自香港的高校“强援”。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园效果图——红鸟广场 图片来源：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官网

与此相比，地级市更拉起一场对香港高校的“争夺战”。2019年，东莞投促局对外透露，香港城市大学初步决定在东莞建立第二校区；同年，香港理工大学广佛校区签约落地佛山，香港理工大学（佛山）也被列入次年广东省年度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计划；2020年，香港公开大学（肇庆）合作办学协议获得签署。

再加上最新公开消息的香港岭南大学和香港大学，香港7所QS榜上学校，均将“触角”伸向广东。与此相比，澳门则是“主攻”珠海。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学校均已“落子”横琴，从高等教育领域开始，“粤澳深度合作区”雏形初现。

互补性

港澳粤高校的互动，关键在于搅活大湾区高校各自为政的态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胡文龙去年曾撰文对比旧金山和粤港澳两大湾区的创新经济发展。他发现，从数量上看，旧金山湾区内仅30所大学、5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与粤港澳150所高校和4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相比，并不具备优势。然而，在对创新经济的促进作用上，旧金山更为突出。

问题出在哪？他进一步研究发现，旧金山湾区的五个区域内均有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引领的高水平大学集群，这种“多中心互补组团式的大学集群发展模式，形成了跨区域的高等教育知识网络，为湾区创新经济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强力有效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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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内知名研究型大学则呈散点式独立发展态势，在学术交流、人才流动、就业创业等方面发展相对独立，难以形成促进创新经济发展的强大科技创新动力。

而对于港澳高校而言，向心发展的动力并不低。

打破港澳土地资源限制，是高校最直接的诉求。如暨南大学教授胡刚提到，澳门大学在珠海横琴的新校区，面积不仅较原先大了20倍，并且从外观上看，新式建筑林立，本身就已构成了一个“大学城”。

无独有偶。两年前，浸会大学副校长郭毅可亦提及，其正考虑基于UIC在珠海部署一批大科学装置，以弥补其学校在香港的不足。

眼下，广东的产业发展补足互动的另一方。

若回顾加州大学的发展史，经济增长与大学扩展相伴相生。正是由于硅谷核心区发展，使得一所加州大学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于是，加州大学走出伯克利，在不同地区设立9所分校，最终形成了以伯克利分校为首的巨型大学系统——加州大学系统。

类似的情况也在广东出现。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庆年分析指出，香港高等教育实力雄厚，国际化程度较高，但香港的高等教育由于受到香港产业的局限，以及长期西方尤其是英国传统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其发展的价值取向并不在于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发展。

而内地的高等教育则十分强调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合作的契合点不断加深。以港深合作为例，随着深圳产业发展，在技术创新方面不断积累的经验可以为香港高等教育高科技研究提供素材，并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问题提供研究和借鉴版本；反过来，借助香港拥有国际认受度高的优质教育资源与经验，能解决深圳高速发展形成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

第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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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粤港澳大湾区诞生之日起，就自带打造科创中心的使命。外界看来，纵观全球湾区经济的发展逻辑，无不因活跃的创新因子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这也让大湾区不断“喜提”关于科创的新称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从表面上看，大湾区的科创文化愈加浓厚。

但如何像硅谷那样活跃、那样在密集交往中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也一直是湾区在不断探索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硅谷的成功来自多元化的碰撞。胡刚举了一个例子：硅谷对人才的吸引是不设限的。它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才共处一室，信息迅速交换、观点不断交织，让硅谷的创新企业得以在最快的速度下迭代升级。

在全国范围内，大湾区具有非常高浓度的文化多元性。关键在于，如何让这些多元文化发生关系？

就像当初硅谷一样，大湾区选择的第一步是“修路”。在最初的两三年，大湾区几乎以最快的速度打通城市之间的连接线。到今年，跨江通道“大骨架”正在加速成型，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已实现通车，在建的深中通道、深江铁路通道将进一步加密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城际铁路进一步加快城际资源流速，“十三五”期间城际铁路里程达476公里。

数据显示，在2019、2020年两年，广东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实现22.3%和11.6%的高增速。

但提升“面子”快，强化“里子”更难。在胡刚看来，如今粤港澳高校的互动，实际推动广东“道路”建设迈入第二阶段。其背后的逻辑是，更多人员跟随高校脚步加速来往，它构成了硬件完成后，提升软件联通的一种实体承载。

比起硅谷少数学校牵头形成的巨型大学系统，大湾区由高校合作办学编织的网络更为复杂。不仅更多城市和学校参与其中，其之间也形成了更多互动的可能。

在此基础上，一些新的畅想也被提出。如港科大（广州）候任校长倪明选指出，与加州大学分校模式不同，港科大正探索一种“双校互补”模式，通过推动港科大（广州）侧重开展交叉学科研究，解决过去不同领域学者跨学科合作时“谁来占据主导地位”的难题。此外，“两校独立的财务系统与奖励体系将减少科研利益冲突，促使双方达成有效合作。”

而在教育学者熊丙奇看来，更多问题还需要解决。

比如，大湾区在打造“国家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试验区”的要求下，能否进一步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推进学校实行现代治理，形成学校明确的办学定位，这才是引进优质资源办学的应有之义。而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不要急功近利，期望大学能在短期内为当地产业提供直接帮助，而是将眼光放长远，真正还原大学人才培养的基本功能。

更宏大的远景是，在高校国际合作创新突破下，如赵庆年所说，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与美国、欧洲并驾齐驱的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的“第三极”。

大湾区可以是那个突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