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一则全州县卫生健康局“关于唐月英、邓振生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在网络刷屏。
内容显示,针对唐月英、邓振生要求追究高丽君等人涉嫌拐卖儿童一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事项,全州县卫健局称:
根据20世纪90年代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严峻形势,严格执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对违反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强行超生的子女中,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是县委、县政府根据当时区、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和全县严峻的计划生育工作形势需要作出的决定。
经核实,你们超生的孩子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为便于和促进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有留存任何记录。
这份告知书一经公开,立刻在网络舆论场引发了轩然大波:
孩子也可以被当作“调剂品”,你们敢想象吗?
对此,胡锡进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广西桂林全州县的一对夫妇告自己的孩子被拐卖,互联网上披露了一份疑似该县卫生健康局的红头回函,表示上世纪90年代该县根据区、市指示,有“调剂”超生小孩的政策,申诉夫妇当年生的是第7孩,所以被“抱走调剂”。
“人口调剂”这是当下舆论场极其生僻的说法,但它的粗暴和必然导致的伤害都显而易见,因而迅速发酵为新的网络热点。
目前桂林市和全州县都表示在调查网上曝光的那封红头公函的真实性,以及事情本身的是否属实。据媒体报道,有桂林市卫健委人口家庭科的官员称,上世纪80年代当地的确有过“调剂人口”的相关政策。不过由于年代久远,记录当地那个政策的文件也在查找核实中。
舆论来得很急,调查速度显然跟不上人们关切和议论的发酵速度。老胡想说的是:
第一,如果全州县二十几年前的确搞过对超生小孩的“统一社会调剂”,它显然是错误的,按照今天人们的认识,它也很不人道。
第二,这个政策即使在与老胡同龄的圈子里也基本没怎么听说,互联网活跃十多年了,之前也没有过突出的曝光。人们在全州县的事情传热后,搜出了一篇2014年的报道,记录了一个被“抱走调剂”的女孩23年的人生,但当时也没有成为轰动性舆论事件。可以肯定,对超生小孩搞“社会调剂”不是一个当年广泛推行的政策,它应是少数落后地区的“土政策”。比如,在老胡的老家河南省,我的生活在农村的表亲全都超生,有不少于3个孩子,他们受到的处罚就是交罚款。从没有听他们说过有孩子被抱走“调剂”的情况。
第三,如果全州县的情况属实,即使是极少数现象,也是不可接受的。有些相关家庭的伤痛肯定至今难平,这完全可以想见。涉事地区应当采取措施予以抚慰,首先要尽最大努力帮着找到孩子的下落,不能因为是之前的事情,现在的政府就自动让自己“免责”。而曝光的那封红头公函如果是真的,其中的语言过于冷漠,那不应是基层政府机构对历史错误和其造成伤害的态度。
第四,计划生育是一场当时认知条件下的人口革命,它重塑了中国的人口格局,也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人的家庭面貌和生育观。这个过程肯定伴随了一些个人和家庭的不情愿乃至痛苦。我们今天离那场人口革命很近,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回溯评价,包括人道主义的喟叹以及因人口迅速老龄化而产生的焦虑。我相信对那场人口革命的评价会往后延续很多年、很多代,最终产生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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