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使用地名的基本方式及其文化价值——以湖北三国地名为例

摘要：《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文化小说的经典之作。在展现历史人物的行踪足迹和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地点上，采取灵活多变的文学创作原则，即运用地名多指性、有意更改历史地名、提前使用后世地名、移动历史地名方位、虚构生造历史地名等。小说生动地描述了三国英雄的活动空间，艺术地再现了三国战争的地理场景，大大促进了三国地名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关键词：三国演义；湖北地名；使用方式；文化价值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使用地名十分混乱，漏洞百出，这似乎是历史学界的共识。一位学者指出：“《三国演义》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但它作为历史演义，却存在太多问题。尤其是人名、地名、称谓、物件上的错误，可以说是比较多的。小说毕竟是小说，历史终归是历史，不可简单地混淆。”这显然是以历史的标准来看待《三国演义》。诚然，从史学角度评判罗贯中使用地名问题，其水准是不高的，甚至犯有很多低级错误。但从文学和文化传播学角度来评判罗贯中，则不能不承认其使用地名手段的聪明灵活，甚至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三国演义》描写地域范围十分广阔，述及地名数量十分庞大，兹仅以小说所写今湖北境内三国地名为例，来考察罗贯中使用地名的基本方式及其文化价值。

一、灵活运用地名多指性

古荆州是中国地理方位上的九州之一，也是两汉时期十三大行政区划之一，涵盖今湖北省大部、湖南省大部、河南省南部以及重庆、广西、广东、江西等省市各一部。其中，今湖北省是其核心区域，春秋战国之时为楚国统治中心，汉末三国时期又是各大政治军事集团拼死争夺的战略焦点，因而自然成为《三国演义》描写的重点区域。120回的篇幅中有41回叙述了湖北境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传奇故事，涉及地名高达87个，至少有20回写到荆州，有12回写到襄阳，有7回写到南郡，有6回写到樊城、夏口、江陵，等等。从小说使用古荆州地名情况看，罗贯中是一位熟读《三国志》《三国志注》《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的学者，其历史功底绝非普通文士所及。除了荆州这个著名大州州名外，罗贯中记述了湖北境内和跨境湖北的若干东汉郡县名，如南郡、南阳郡、江夏郡、邓县、襄阳县、江陵县、当阳县、邾县、鄂县、华容县、夷陵县、孱陵县、秭归县、临沮县、上庸县、房陵县等；也记述了三国时期湖北境内新置或更名的郡县名，如襄阳郡、宜都郡、蕲春郡、武昌郡、新城郡、建平郡、公安县、武昌县、西陵县等。罗贯中还记述了大量湖北境内发生重要历史事件或故事的具体小地名，如岘山、檀溪、隆中、长坂、汉津、赤壁、乌林、樊山、华容道、夷陵道、油江口、青泥、陆口、樊城、墩台、麦城、犹亭、马鞍山、乐乡、巴山等。上述郡县名和山名、水名、城名、关隘名等，皆为汉末三国时期客观存在并与三国人物发生密切关联的历史地名，许多地名尤其是早已消失的郡县名对于后世若干读者而言十分陌生，而罗贯中非常严谨地记录了行政区划的变化发展，真实地反映了三国英雄拼死争夺荆州的地点和事件，在传播三国历史知识和地名知识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今天广大读者对于檀溪跃马、隆中对策、长坂坡救主、火烧赤壁、败走华容道、败走麦城、火烧犹亭、马鞍山脱险、奔袭上庸城等等地名故事耳熟能详，与《三国演义》的精彩描写是分不开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些三国史，也许是因为有罗贯中作了《三国演义》。”

但罗贯中毕竟是小说家，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他遵循的是文学创作原则，而不是历史考据原则，故而在展现历史人物的行踪足迹和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地点上，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方式方法，这首先体现在灵活运用地名多指性上。所谓地名多指性，是指某些地名具有一个以上的多重指向性，一般属于著名的区域名。如“荆州”，既指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名，又指方位不一的城市名。小说第6回云：“却说荆州刺史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此指东汉十三大行政区划之一的荆州。第31回叙述刘备在汝南被曹军打败，孙乾建议暂投荆州刘表，“玄德大喜，便令孙乾星夜往荆州。”这里显然是指荆州州治城襄阳，刘表任荆州牧后正式将州治迁至襄阳县，并在襄阳城东修筑了州治城。第52回云：“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诈调荆州守城军马来救，却教张飞袭了荆州。”赤壁之战后，周瑜以江陵县为荆州州治，故而此处被张飞袭夺的荆州即指江陵城。第42回云：“(曹操)计点马步水军共八十三万，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沿江而来，西连荆、峡，东接蕲、黄，寨栅联络三百余里。”此处荆、峡、蕲、黄指四个行政区名，荆即荆州，但这个荆州并非两汉荆州，而是指唐宋以后范围大大缩减了的荆州(相当于今湖北省荆州市)。小说中类似的多指性地名还有“襄阳”“南郡”“江夏”等地名，时而指行政区，时而指具体城名。

再如“荆襄”是个泛指地名，后世一般指江陵至襄阳一带区域，但在《三国演义》中则具有多指性。第52回中，鲁肃云：“所有荆州九郡，合当归于东吴。”诸葛亮反驳道：“荆襄九郡，非东吴之地，乃刘景升之基业。”伊籍对刘备说：“荆襄马氏兄弟五人，并有才名。幼者名谡，字幼常；其最贤者，眉间有白毛，名良，字季常。”马良又道：“荆襄四面受敌之地，恐不可久守。”显然，诸葛亮所说“荆襄”等同于“荆州”，伊籍、马良所说“荆襄”则指江陵至襄阳一带地域，这里既是马良、马谡的家乡(马氏兄弟乃南郡宜城县人，处于江陵县和襄阳县之间)，又是古荆州最具代表性区域，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故而马良认为“不可久守”，必须早作准备。又如“南阳”，亦具有多指性。第36回先叙徐庶向刘备介绍诸葛亮：“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尝好为《梁甫吟》。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卧龙先生。”后叙刘备“同关、张前去南阳请孔明”。此处第一个“南阳”指东汉南阳郡名，第二个“南阳”显然指诸葛亮躬耕地隆中或卧龙冈。

充分运用地名的多指性，既有利于传播复杂的三国历史知识，又有利于促进三国文化的发展。比如今天的读者一般不会将襄阳与荆州联系起来，但小说用“荆州”代指襄阳城，实际上是将汉末三国时期荆州发展变化的历史向广大读者作了生动的宣讲。在刘表任荆州刺史之前，荆州州治汉寿(今湖南汉寿县)，南郡郡治江陵，襄阳不过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南郡边鄙小县。初平元年(190)，刘表任荆州刺史(两年后为荆州牧)，联合蔡瑁、蒯越等襄阳豪族势力，文武恩威并举，很快结束了汉末荆州的混乱局势，并将荆州州治迁至襄阳，襄阳始以一个边鄙小城一举成为荆州政治文化中心，吸引了王粲、司马徽、徐庶、崔州平、诸葛亮、庞统等大批名士才俊隐居襄阳。刘表在襄阳旧城东北修筑了州治城，后人将州治城前大街称为“荆州街”，明代文人在州治拱门门额上书写“荆州古治”四字，现存约200米古城墙便是三国古城墙遗址，至今襄阳市襄城区仍保留了“荆州街”名。毫无疑问，作为名震天下的鄂北重镇和历史名城，襄阳的发展始于刘表时期。罗贯中用“荆州”代指襄阳，既说明他真正了解三国历史，也起到了传播三国历史知识的作用。又如历史上诸葛亮曾自述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诸葛亮笔下的南阳指东汉南阳郡，范围涵盖今河南中南部和今湖北襄阳西北部，包括邓县隆中(汉末邓县隆中与南郡襄阳县交界)。曹操下荆州，南阳郡一分为三，即南阳郡、南乡郡、襄阳郡。樊城、邓县、山都县等划归襄阳郡。隋唐以后，南阳郡范围进一步缩小，形成南阳市)为中心区域的州府级行政区划。如前所述，《三国演义》中的“南阳”，要么指南阳郡，要么指隆中卧龙冈，二者丝毫不矛盾，作者的认知非常清晰。但是，唐宋时期南阳县(4-河南南阳)民间兴建了诸葛草庐、卧龙冈、诸葛井等三国遗迹，罗贯中并未采取明确的否定态度，而是使用了地名多指性，给读者留下灵活理解的余地：南阳既可指郡名，可指县名，亦可代指诸葛亮躬耕地。今天河南南阳与湖北襄阳争相开发诸葛亮文化景区，客观上促进了三国文化的研究和发展。

二、有意更改历史地名

更改历史地名，即对原有地名有意识地加以改动，使之具有特定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意蕴。如小说多次提及“荆襄九郡”或“荆州九郡”，实为罗贯中有意改造的泛指地名。两汉时期荆州下辖七郡，即南郡、南阳郡、武陵郡、江夏郡、零陵郡、长沙郡、桂阳郡，可谓“荆州七郡”；汉末分南阳郡东南部置章陵郡，可谓“荆州八郡”；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下荆州，分南郡北部及章陵郡别立襄阳郡，分南郡西部别立临江郡(后刘备改为宜都郡)，分南阳郡西部别立南乡郡，荆州七郡变成了荆州十郡。罗贯中既不言“荆襄七郡”或“荆襄八郡”，也不称“荆襄十郡”，偏偏生造了“荆襄九郡”之说，这与他追求故事的“三、六、九”模式有关。“三、六、九”是中国古人喜爱的神秘数字，小说中描写“三英战吕布”，赵云“三进三出”，曹操“三笑三败华容道”，诸葛亮三气周瑜、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等等，都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审美情趣。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说的“荆襄九郡”，绝非罗贯中信口开河，而是有意改造。

再如小说第34回写刘备向刘表建议：“使张飞巡南越之境；云长拒固子城，以镇张鲁；赵云拒三江，以当孙权。”张鲁是盘踞汉中一带的军阀，地处汉水上游，刘备认为，令关羽据守固子城便可以防备张鲁从汉水顺流而下攻击襄阳之地。显然，此处固子城是指襄阳西北方向的一座重要军事城堡。《水经注·沔水》注“东过山都县东北”一句云：“沔南有固城，城侧沔川，即新野山都县治也。固城位于今湖北谷城县境内的汉水之滨，逆汉水而上一千余里至汉中，顺汉水而下至襄阳约一百里，为两汉南阳郡山都侯国(县)治所，确实是个位于襄阳西北方向的军事要塞。由此可知，固子城是由“固城”改造而来，几乎没有读者注意到这个地名改动的文化价值。刘备建议刘表安排关羽守固子城是出自小说虚构，既表现了以南阳县(秦汉称宛县，后改为南阳县，今为河南了罗贯中敏锐的军事眼光，更表现了罗贯中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首先，固城一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春秋时期谷伯绥之封国在此，死后葬于固封山，又称故封山，取故国封地之意。西汉高祖封卫将军王恬启为山都侯，治固城，固城西北汉水北岸乃郯侯萧何封地。东汉光武帝封云台二十八将之一马武为山都侯，亦治固城。足见固城一带是历代贤臣名将驻足之地，是文化之邦的象征。其次，古代“固”“故”二字相通，都有“稳固”“坚固”“安定”等义。殷商时期有故子城，唐宋都城有固子门，民间有固子山、固子坡、固子岸等地名；而“子城”又别有意蕴，含“内城”“小城”“皇城”等义。宋人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日：“皇城在京城之中，今谓之‘子城’。可见，罗贯中将历史地名“固城”改为“固子城”，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但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习俗，而且给广大读者以历史联想空间，作者有意让刘备提醒刘表：关羽据守固子城，既可以稳固荆州州治襄阳城，也可以确保汉家文化之邦的安定。

又如《三国志·先主传》载日：“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历史地名长坂即是赵云勇救幼主之地，位于今湖北当阳市境内。“坂”字本身就是山坡的意思，“长坂”即长长的山坡。而小说第41回却使用了民间通俗称呼“长坂坡”来描写长坂大战，字义叠加，暗含长坡漫漫艰辛难行之意，既预示了刘备集团和十万百姓被迫杀的不幸遭遇，又表现了孤单英雄赵子龙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又如《三国志·潘璋传》载日：“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璋部下司马马忠擒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可见关羽被俘地为夹石。夹石在今湖北远安县洋坪镇境内，是一条两岸岩石耸立的沟壑，故名“夹石”，民间习称回马坡。而《三国演义》第77回描述关羽被俘场景云：“关公不胜悲惶，遂令关平断后，公自在前开路，随行止剩得十余人。行至决石，两下是山，山边皆芦苇败草，……伏兵尽出，长钩套索一齐并举，先把关公坐下马绊倒，关公翻身落马，被潘璋部将马忠所获。”沈伯俊、谭良啸二位先生认为：“决石，《三国演义》中误用地名。按：据《三国志·吴书·潘璋传》，当为夹石。”其实，罗贯中将历史地名夹石写成“决石”，可能是有意为之，因为“决”通“缺”，又通“诀”，有“断裂”“斩断”“残缺”“毁坏”“诀别”等义，不祥的地名与冬季的枯苇败草相互映衬，预示着关羽毁败的不幸结局，蕴含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元素和神秘文化气息。

三、提前使用后世地名

《三国演义》常常将后世产生的地名或已经废弃不用的古地名置于汉末三国时期使用，不妨称之为“历史地名的时间移位”或“历史地名的时间错位”。必须指出，小说中地名时间移位不乏误用之处，但大部分应视为故意误用，这是《三国演义》使用地名最常见、最基本的方式。就小说描写湖北境内地名看，主要采用的是提前使用后世地名的方式。魏晋以后，州级行政区划有时与汉代州近似，有时等同于郡级或县级，府则与郡相当。被小说提前使用的郡县名有巴陵郡、汉阳郡、义阳郡、郢州、荆州、峡州、蕲州、黄州、南漳县、武昌县等。第53回叙述周瑜“自回柴桑养病，令甘宁守巴陵郡，令凌统守汉阳郡”。其实，此二郡均为后世设置的郡名。三国时期只有巴丘城，乃东吴重要军事基地，隶属长沙郡下隽县；西晋始置巴陵县，治巴丘城；南朝刘宋分江夏、长沙二郡地置巴陵郡，辖今湖南岳阳、湖北蒲圻等地，距离周瑜时代已有两百余年。东汉凉州有汉阳郡，三国魏改为天水郡，距荆州数千里。凌统所守“汉阳郡”，属汉荆州江夏郡安陆县地，唐代才置汉阳郡。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三日：“汉阳郡：东至江夏大江中流为界三里，南至竟陵郡八百里。”《明一统志》卷五十九“汉阳府”条日：“三国属魏，后属吴，皆为重镇。晋立话阳县，为江夏郡治，后郡移治安陆县，宋齐梁并属江夏郡，后周属竟陵郡，隋属复州，大业初属沔阳郡，唐置沔州，治汉阳县，天宝初改汉阳郡。可见汉阳郡是唐代郡名，被作者罗贯中提前至三国时期使用。第41回介绍建安十三年(208)，魏延与刘备相见云：“身长八尺，面如重枣，乃义阳人也。”义阳，郡名。最早置义阳郡的是魏文帝曹丕(220～226年在位)，郡治安昌县(今湖北枣阳市东南)，辖今湖北北部与今河南南部一带。可见，“义阳”也是一个时间移位的郡名。

再如第60回叙蜀中名士张松前来荆州拜见刘备：“乘马引仆从望荆州界来，前至郢州界口。”《宋书·州郡志》日：“魏文帝黄初三年，以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其年罢并荆，非今地。吴又立郢州。孝武孝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竞陵、随、武陵、天门，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又以南郡之州陵、监利二县度属巴陵，立郢州。”可见，三国早期尚无郢州之名，魏黄初三年(222)曹丕置郢州，不足一年便并入荆州，之后吴也立过郢州，但时间亦很短暂。至南朝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置郢州，设郢州刺史，辖境较广，与汉代州近似。后西魏置郢州，范围缩小，辖今湖北钟祥、京山、天门等地。从《三国演义》叙述的方位和线路看，所说“郢州”应是西魏以后的郢州。无论哪个时代的郢州，都晚于张松见刘备之时。

又如第35回描写刘备马跃檀溪，仓惶逃离襄阳城，“迤逦望南漳策马而行，日将沉西”，不期与名士水镜先生相遇，从此成为蜀汉事业发展的新起点。此处述及的“南漳”，即南漳县，两汉时期地属中庐、临沮二县，北周置思安县，隋开皇十八年(598)改思安县为南漳县，沿用至今。显然，南漳县被罗贯中进行了时间移位。第49回描写赤壁大战前诸葛亮排兵布阵：“孔明起身，谓公子刘琦日：‘武昌一望之地，最为要紧。公子便请回，率领所部之兵，陈于岸口，操一败，必有逃来者，就而擒之，却不可轻离城郭。’”此处“武昌”既指郡县名，又指城名。《三国志·吴主传》载日：“(建安二十五年)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为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黄初为曹丕称帝之后的年号，孙权在黄初二年(221)改鄂县为武昌县，置武昌郡，取吴国以武而昌之意。赤壁之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208)，此时“武昌”之名尚未出现，刘琦所守之城当是鄂县县城。可见罗贯中将“武昌”提前使用了十三年。

湖北境内郡县州府之外，罗贯中还提前使用了后世许多山名、水名，如三江口、西山、襄江、玉泉山等。《三国志·周瑜传》记载赤壁之战初期有一场遭遇战：“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除了“赤壁”外并未记录其他地名，而小说第45回叙述周瑜率东吴水军向夏口进发，“离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周瑜在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结营”。周瑜中军结营地是西山江滨，而三江口则是东吴水军与曹操水军初战之地。西山古称樊山，因在武昌城(今湖北鄂州老城区)西郊，民间俗称西山。三江口位于西山之西北四五十里之外，即今湖北黄州与鄂州之间的大江之中。但鄂州“西山”之名始见于宋人苏辙《武昌九曲亭记》、祝穆《方舆胜览》等文献，《明一统志》卷五十九云：“西山：在武昌县西三里。宋苏辙《九曲亭记》谓山有精舍，西日西山，是也。”黄州“三江口”之称亦见于宋人陆游《人蜀记》、范成大《吴船录》等文献，范成大《吴船录》卷下日：“通行百八十里至三江口宿，三江之名，所在多有，凡水参会处皆称之。庚寅发三江口，辰时过赤壁泊黄州。”足见鄂州西山、黄州三江口等为宋代地名。第73回描写关羽发起樊城之战，“乘胜追杀，曹兵大半死于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清人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一百五十四日：“安陆府汉江之上流为郧阳、襄阳二府，故日襄江，亦日襄河。”‘襄江”之称，应始于唐宋时期。宋初《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四载日：“《襄江记》：岘山亭在襄阳县东一十里，今基迹尚存。”秦观《淮海词》亦有“闻说襄江二十年，当时未必轻相慕”之句。又第77回描写关羽死后英魂飘至“荆州当阳县一座山，名为玉泉山”，最后拜普净长老为师，皈依佛门。玉泉山本名覆舟山，隋初智者大师来此修庙建寺，开讲佛法，并编织关羽显圣于此的故事以吸引听众，后晋王杨广见香火旺盛，便赐寺名为“玉泉寺”，“玉泉山”之称应由此而来。唐代名相张九龄至当阳县，写有《祠紫盖山经玉泉山寺》等诗作。由此可见，罗贯中描写三国英雄故事时提前使用了若干隋唐五代两宋地名。

罗贯中在小说中广泛采用后世地名，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早期地名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消失于人们的记忆中，叙述人物故事时使用陌生感很强的原有地名不便于读者阅读欣赏，而相反后世地名享誉天下，读者耳熟能详，读起来心领神会。比如元明读者一般对鄂县感到陌生，却很熟悉武昌，武昌比鄂县响亮得多。同样，邾县在无数读者心中一片茫然，但黄州因杜牧、苏轼等文化名人在此任职、生活、创作而名震四海，读者阅读到“黄州”，自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而产生若干联想；二是地名是历史的特殊载体，三国历史事件原发地在后世民间产生了许多地名传说，大量蕴含丰富内涵的小地名用于小说情节中，读者阅读起来生动而具体，有利于三国人物故事的传播。比如历史上并未记载周瑜水军与曹操水军初战的具体位置，而小说以“三江口曹操折兵”为题，具体描写了东吴水军在三江口水域如何得心应手打得曹操水军惊慌失措的场景，凡乘船到过或路过三江口的读者就仿佛亲临了三国古战场。又如关羽被杀后葬于覆舟山附近，而隋唐以后人们习称玉泉山，山中玉泉寺一带流传着许多关羽显圣的传说，历代无数信众熟知玉泉山、玉泉寺，罗贯中提前使用玉泉山之名，自然使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和崇拜之情。由此可见，罗贯中提前使用大量后世地名，是出于诸多艺术审美思考，同样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四、移动历史地名方位

移动历史地名方位，就是将此处地名挪移至彼处，使原有地名发生了地理空间上的变动或错位，可以称之为“历史地名的地理移位”或“历史地名的空间移位”。如前述小说第34回描写刘备建议刘表让赵云“拒三江，以当孙权”。按汉末军阀分据荆州的形势看，刘备所说“三江”的方位指向应在荆州江夏郡东南部(今鄂东一带)，与所谓“三江口”连接，但三江泛指三条江，三江口指三江汇合处。“三江”之名见载于《史记》《汉书》和《三国志》等早期历史典籍。《史记·夏本纪》日：“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汉书·沟洫志》日：“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三国志·邓芝传》载邓芝对孙权云：“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三部史籍都指“三江”在扬州吴地(今江苏、浙江一带)。唐人司马贞《史记索引》释“三江”云：“韦昭云：‘三江谓松江、钱唐江、浦阳江。’今按：《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为三江。其南江从会稽吴县南，东人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西南，东至会稽阳羡县人海。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东人海。”韦昭，三国东吴史学家，其三江之说代表了当时人的看法。无论是韦昭的三江说，还是司马贞的三江说，都说明三国时期荆州无“三江”之名，刘备所说“三江”实为罗贯中加以地理移位的历史地名。

第41回两次写到景山，一次写刘备问路，左右答道：“前面是当阳县，有座山名景山。”另一次写曹操观战：“却说曹操在景山顶上望见一将，所到之处，威不可当。”地名景山很常见，仅《山海经》便载有三处景山，一处在今山西闻喜县，一处在今河北邯郸市，一处在今湖北保康县。而当阳景山未见载于早期历史地理文献，应是一处作者进行地理移位的历史地名。郦道元《水经注·沮水》云：“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高峰霞举，峻峡层云。”汶阳郡沮阳县为东晋所置郡县，位于今湖北保康县、远安县一带，“东”字为衍文；景山，乃著名的荆山山脉之首。沮水源自保康县西北之景山，流经当阳县境，罗贯中有意将云霞笼罩的景山迁移至当阳县，以衬托长坂坡之战的激烈而宏大的场景。

又如第81至84回，作者集中笔力描写了夷陵大战，屡屡述及“犹亭”这个深刻影响战役结局的关键地名。“犹亭”之名首见于《三国志·先主传》，可能是刘备临时设置或更名的亭级行政区划名。《先主传》载日：“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犹亭驻营，自假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夷道，汉县名，辖今湖北宜都市等地；假山，亦汉县名，辖今湖北长阳、五峰等地。夷道、假山二县相邻，均位于长江之南，夷水(今习称清江)自西向东横穿其境，二县西南部与武陵郡(今湘西等地)相邻，故而刘备遣马良从假山县前往武陵联络蛮夷部落共同伐吴。史籍记述非常清楚：刘备主要兵分两路，由黄权率江北诸军进驻夷陵道(夷陵县通往当阳、临沮等地的驿道)，与吴军偏师对峙，并防阻魏军夹击；由刘备亲率主力进驻江南清江流域的“夷道犹亭”，与吴军主力对峙。可见，历史地名犹亭在江南夷道县境，当位于清江之滨。从《水经注》等地理文献记录看，长江三峡斜穿宜都郡(今湖北宜昌市)，两岸山峦林立，地形险要，不适宜兵家排兵布阵。然而，罗贯中则将犹亭从清江流域迁移至长江之滨，第84回描写刘备在大江两岸扎营布阵：“先主于獍亭，尽驱水军顺流而下，沿江屯扎水寨，深入吴境。……夹江分立营寨，纵横七百里，分四十余屯。”又写陆逊发起火攻，“火光连天而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先主遥望遍野火光不绝，死尸重叠，塞江而下。”为了故事情节的紧凑连贯，罗贯中特意将历史上的犹亭予以移位，形成了一幅以长江三峡为轴心的火烧连营七百里的精彩画卷。此外，小说中的“夷陵道”“吴会”等历史地名都被作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地理移位，不一而足。

有些学者将小说中地名移位现象归纳为罗贯中误用地名的两大类型：“《三国演义》篇幅较长，所涉地名颇多，其中地名错误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样，但就其本质而言，主要分为时间型错误与空间型错误两大类型。”其实，小说故事中频繁出现“地名错误”现象，恰恰说明作者有意为之，以罗贯中深厚的历史基础，他不可能不知道许多地名的大体方位和产生时间，只有一种合理解释：就是他出于艺术描写的需要，明知故犯。

罗贯中明知故犯地“错用”三国地名，还集中体现在混合型地名移位上。所谓混合型地名移位，即所用地名既存在着空间移位性质，又存在着时间移位性质。这类地名数量在小说中虽然占比不大，但情况更复杂，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如第55回写刘备去东吴招亲，用诸葛亮计脱离虎口，周瑜派兵一路追赶，小说先叙刘备一行急急走到刘郎浦，后写周瑜亲率水军追来，一直追至“黄州界首”。显然，此处“刘郎浦”应在鄂县地界(后为武昌县，今湖北鄂州市)。刘郎浦又称刘郎、袱，在今湖北石首市城西北江滨，位于鄂州市上游约七百余里处，得名于刘备招亲故事，明显属于后世地名。唐人吕温有《刘郎浦口号》一诗：“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幄黄金。谁将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元人吴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所载地名“刘郎袱”日：“江陵府石首县沙步有刘郎浦，蜀先主纳吴女处也。、袱，房六翻，洄流日、袱。”小说中“刘郎浦”是时间移位地名无疑，但它同时又是地理移位地名。宋元时期武昌县境(今湖北鄂州市)亦有地名“刘郎袱”，苏轼在诗文中有“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袱”之句，但此刘郎’袱是民间讹传。《明一统志》卷五十九云：“流浪、湫：在武昌县东江上，俗讹为‘刘郎、袱’。”可见，武昌刘郎’袱本名流浪袱，与刘备招亲故事无关。历史上吴蜀联姻虽然各怀私心，但总体上平和喜庆，不存在周瑜率部追杀刘备的场景。熟读史籍、博学广见的罗贯中不会不知道荆州刘郎、袱的大体位置和相关历史传说，但他为了突出周瑜与诸葛亮、刘备之间的矛盾冲突，将刘备集团迎亲地点从石首县向东迁移七百余里至武昌县境，让周瑜亲率精锐水师从柴桑追至武昌刘郎袱再追至黄州地界北岸，终被诸葛亮挫败。再如第66回描写鲁肃在陆口临江亭设宴，邀请关羽单刀赴会。陆口，陆水入江处，在今湖北咸宁赤壁市境内，处于长江南岸(历史上关羽单刀赴会处在今湖南益阳)，历代文献中并无陆口建有临江亭的记载，倒是唐代储光羲、刘禹锡等著名诗人写过有关北固山临江亭的诗作，今江苏镇江市著名的北固山上有临江亭，宋时改名为多景楼。《江南通志》卷三十二载：“多景楼：在丹徒县北固山上，宋太守陈天麟建，唐时临江亭故址。米芾有《多景楼呈某使君》诗。”足见“临江亭”也是一处地理移位兼时间移位的三国地名。又如第83回描写东吴老将甘宁带病参加夷陵之战，被蜀将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颅，宁带箭而走，到得富池口，坐于大树之下而死”。富池口即富水人江处，在今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江滨，距离夷陵之战发生地(今湖北宜昌市)足足一千二百余里，年老病弱又身负重伤的甘宁不可能逃跑到千里之外的地方流血而死，故而“富池口”是一处地理移位地名。而“富池口”之名起于何时?《水经注》载有“富水”“富口”等地名而无“富池口”，“富池口”常见于宋人著作中，如北宋地理学家朱或《萍洲可谈》卷二日：“九江之上富池口属兴国军，富池口有吴将甘宁庙。案：《吴志》：‘甘宁屯当口’，或疑其富池口也。”甘宁生前曾出任东吴西陵郡太守，“权嘉宁功，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二县”，阳新县富池口与甘宁确实关联紧密，但“富池口”显然又是一处被罗贯中提前使用的时间移位地名。

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许多地名随着民族的迁徙而迁徙，如楚人最初居丹水之阳，其地称“丹阳”(今河南淅川一带)，随着楚人南迁湖北、东迁江浙，今湖北秭归、枝江及江苏镇江等地均有“丹阳”之名。但在文学创作中对原有历史地名进行迁徙，实为罗贯中的发明创造，虽然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名迁徙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形成的结果却十分相似。今天许多地方出现了相同的三国地名，如宜昌江北有獍亭，江南也有犹亭；保康有景山，当阳也有景山；镇江有临江亭，陆口有临江亭，益阳也有临江亭；石首有刘郎、袱，鄂州也有刘郎、袱；黄州有乌林，洪湖也有乌林；潜江有华容道，监利有华容道，鄂州也有华容道；等等。三国文化研究中一名多地现象十分普遍，这与《三国演义》迁移历史地名息息相关，罗贯中的“明知故犯”至少在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三国地名文化。

五、虚构生造历史地名

《三国演义》虽然号称历史小说的经典，有着深厚的历史价值，但如前所述它终归属于文学创作范畴，因而无须严格考证历史人物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尤其是那些并非关联重大历史事件的地名，可以灵活运用，可以加工更改，可以故意移位，甚至还可以凭空捏造。以湖北地区为例，作者凭空虚构的大小三国地名不在少数。

小说多次述及“柴桑”这个地名，如第42回“鲁肃遂别了玄德、刘琦，与孔明登舟望柴桑郡来”；第43回“鲁肃、孔明辞玄德、刘琦，登舟望柴桑郡来”。东汉有柴桑县，隶属扬州豫章郡，三国东吴改属荆州江夏郡，后属武昌郡，辖今江西九江市和湖北黄梅县一带，是吴国重要的水军基地。但历史上从未设置过柴桑郡，西晋永兴元年(304)置寻阳郡，郡治柴桑县，罗贯中依据汉末三国时期柴桑县地位的重要性，加上西晋时期郡治柴桑城的客观情况，便凭空虚构出一个柴桑郡来。《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三说“三国吴立鄱阳柴桑郡，建安十五年置”，应是接受了《三国演义》影响的讹误之词。又第42回在叙述孔明前往柴桑郡之前，描写刘备率残兵败将“从小路斜投汉津，望沔阳路而走”。宋元时期以“路”来称一级行政区划，宋代的路相当于元代的行省，而元代的路则相当于宋代的州府，“沔阳路”使用的应是元代行政区名。沔阳，即今湖北仙桃市一带，汉末隶属于竟陵县(今湖北天门市)和云杜县(今湖北京山市)，至南朝梁时始置沔阳县，属竞陵郡，隋置沔阳郡，沔阳县为郡治，唐置复州，治沔阳县，元置沔阳府，罗贯中据此加工虚构为沔阳路。

罗贯中加工虚构的小地名更多，主要又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自然山水。第36回虚构了徐庶、张飞大败曹仁于北河的故事，因此河位于樊城(今襄阳樊城区)之北而称北河。第45回虚构了周瑜要诸葛亮去聚铁山劫夺曹军粮草的故事，按小说所述，曹操屯粮之地聚铁山当在今湖北武汉新洲区或黄州市团风县境内。这两处地名因为相关故事纯属虚构，故而地名自然是无中生有。第48回虚构了曹操向江南嘹望山色如画的南屏山而心情愉悦的故事，南屏山应位于鄂县江滨(湖北鄂州市华容区境内)。宋人苏轼任职杭州时，作《送南屏谦师》诗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杭州南屏山为风景名胜之地，罗贯中受此启发虚构了鄂县南屏山(亦是空间移位地名)。第49回和第50回描写火烧赤壁之后曹操败走华容道，行至葫芦谷口遭遇张飞伏兵，被打得落荒而逃。所谓“葫芦谷口”，指地形狭窄险要、如同葫芦一样的山谷，乃兵家打伏击战的绝佳之地。然而，曹操败逃的华容道是东汉华容县境内(今湖北潜江市等地)的驿道，地处江汉平原和云梦沼泽地，其地不可能有险峻狭窄的山岗谷地，华容县葫芦谷显然是作者虚构的文学地名。第74回描写关羽水淹七军，事前有一段对话：“(关羽)看了半晌，唤向导官问日：‘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对日：‘罾口川也。’关公大喜日：‘于禁必为我擒矣!’将士问日：‘将军何以知之?’关公日：‘鱼人罾口，岂能久乎?’《水经注·沔水》记载武当县(今湖北丹江口市)境内有曾水：“曾水发源山麓，迳越山阴，东北流注于沔，谓之曾口。”曾水位于樊城西北汉水上游三百余里处，罗贯中笔下的罾口当由此改造而来，含张设渔网捕鱼之意，预兆于禁七军遭遇水淹之败，不仅增强了故事的文学性，还使地名充满神秘感。

第二类为名人遗迹。第36回描写刘备马跃檀溪逃至南漳县水镜庄，水镜先生为之荐贤举能。早期史地文献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司马徽隐居今南漳县境的记载。《水经注·沔水》载日：“沔水中有鱼梁洲，庞德公所居。……司马德操宅洲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畅。”又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十二“襄阳府”条云：“庞士元、司马德操宅在呼鹰台侧。”呼鹰台为刘表修筑，在襄阳古城东郊。两部地理名著都明确记载司马徽隐居在襄阳鱼梁洲之阳，与庞德公居宅可遥相对望，其附近有刘表呼鹰台。互为挚友的两位隐士相伴为邻，合乎常理，司马徽并非如《三国演义》所写隐居在距离襄阳一百余里的南漳县水镜庄上。南漳水镜庄实为罗贯中虚构的三国名人遗迹。第36回、第37回还隆重介绍了襄阳卧龙冈：“自此山之南一带高冈，乃卧龙冈也，冈前疏林内茅庐中，即诸葛先生高卧之地”，“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尝好为《梁甫吟》，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为卧龙先生”。诸葛亮高卧之地叫卧龙冈，其草庐称卧龙庄。凡山形盘曲似卧龙者即可称之为卧龙冈或卧龙岗，历史人物诸葛亮号“伏龙”，死后追封“忠武侯”，声誉威望日增，唐宋时期武侯崇拜现象达到高潮，人们常常将地名卧龙冈(卧龙岗)与诸葛亮足迹关联起来，如考城卧龙冈(今河南民权县)、南阳卧龙冈(今河南南阳市)、楚雄卧龙冈(今云南楚雄市)等等。襄阳隆中本没有叫卧龙冈的山冈，作者依据民间广传诸葛亮与卧龙冈神秘关联的故事，虚构了襄阳隆中之南有卧龙冈，它是诸葛亮自号“卧龙”以及居地号“卧龙庄”的缘由。第47回描写赤壁之战双方对峙期间，襄阳名士庞统隐居于武昌西山草庵，夜遇蒋干来访，便随蒋干过江面见曹操，从而成功实施了连环计。然而，《三国志·庞统传》载：“(司马徽)甚异之，称统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渐显。后郡命为功曹……。吴将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领南郡太守。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庞统早年任职南郡，曹操占领南郡后庞统仍司其职，赤壁之战后周瑜做了南郡太守，庞统依然是南郡功曹，功曹是郡太守的佐官，周瑜病亡，庞统送丧至东吴。由此可知，庞统压根没有参加赤壁之战，庞统隐居的西山草庵是罗贯中的无中生有。第49回写诸葛亮在武昌南屏山上建造一座三层高九尺的祭风台，名“七星坛”，为孙刘联军祭来东风火烧曹操战船。历史上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充当外交联络官的角色，并未发挥出谋划策、联手破曹的作用，七星坛之类同样是作者依据民间戏曲故事虚构的三国遗迹。

《三国演义》大量虚构地名是不争的事实，从历史学角度看，这确实是一种无中生有制造混乱的行为，但从文化传播学角度看，这又是文化不断发展的必然现象，罗贯中无中生有的若干地名今天变成了实有地名并广泛用于日常生活也是不争的事实。以今湖北地区为例，襄阳襄城区有卧龙冈，樊城区有罾口川，谷城有北河，南漳有水镜庄，江陵有葫芦口，潜江有华容道，监利有华容道，鄂州也有华容道，鄂州有南屏山、七星坛、西山庵，蒲圻有南屏山、七星坛、西山庵，武汉金口镇也有祭风台，等等，这些三国地名无不是由《三国演义》衍生而来。毫无疑问，罗贯中无中生有的地名和遗迹早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三国传奇。

总之，《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更是中国文化小说的经典之作，它集历史学、哲学、军事学、文学、地理学、文化学、民俗学等于一体，不仅全面反映了汉末三国时期纷争的历史，弘扬了中华民族奋斗拼搏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且生动而详尽地描述了三国英雄的活动空间，艺术地再现了三国战争的地理场景，大大促进了三国文化尤其是三国地名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END

文章作者：王前程

文章来源：《中国地名》2016年第8期

选稿：耿曈

编辑：刘优华

校对：吴雪菲

审订：郝志坚

责任编辑：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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