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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麾下4位将领,在张国焘事件中让伟人失望,最终下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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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在日常生活中,人难免犯错,但是只要能够认清自己的错误,积极加以改正,就可以为人称赞。即便是被大家奉为圣贤的中国革命的老革命家,也难免会有犯错的时候。


遵义会议油画

遵义会议之后,位于遵义城中的中央红军已经停留了12天之久。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红军向前迈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1935年1月19日的凌晨,他们怀揣着坚定的意志,向革命的方向前进。

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其中的种种艰难困苦都是常人所难以承受的。在这样的磨砺下,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终于在1935年6月12达到了会师地附近的夹金山和达维地区,并终于成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两军会师成功会师之后,红九军负责人十分严肃地叫来了众人,随后将两封信件拿了出来,这是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给中央的两封信。一封是张国焘写给朱德、周恩来和毛泽东先生的信中说道:“我们的先头团已于8日占懋功,大部队正向懋功开进,敬请放心。且昌浩在北川,弟在茂县。” 另一封信则是徐向前以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的名义写给三位伟人的,信中不仅报告敌情和位置外,还表达了盼望之意。


张国焘

次日,张国焘又一次前来,向朱德、周恩来、毛泽东说:“我已有五团开懋功,兄方主力可来懋。中央军委及机关是否即到懋功?”他这一问题,并未立即得到伟人的回复。他赶忙进一步表示:“懋功一带粮食困难,不能养大兵,必须用一切力量解决经济困难。”与此同时,中革军委也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以主力集中懋功。”

这样光辉的会师行动,理所当然得到了中央的大力宣传。6月15日,党中央审批通过发表于中央红军机关报《红星》《伟大的会合》一文,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文章中公开称此次会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这样伟大的会师活动后,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随即以中央红军名义复电红四方面军:

张主席、徐总指挥、陈政委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红色指战员,亲爱的弟兄们:来电欣悉,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慌战栗。我们久闻你们的光辉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报,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胜仗,消灭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着苏维埃奋斗到底,特此复电。

这本是一次堪称完美,十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合。却成为了另一场变故的开始。同年6月24日,《红星》报,发表了著名的红四方面军战士致中央西征军的红色战士书,抬头写道。“英勇的同志:亲爱的兄弟!帝国主义国民党日夜不安惊慌万状的怕我们钢铁般的革命力量会合,想尽千方百计来阻碍我们,但是反革命的企图,终归失败了!”


张国焘

信中更表示道:“你们真行,你们真是我们的大哥,你们真是中国人民英勇的战士。”这看似是一封庆祝之信,然而却暗藏玄机。细看信件的结尾落款:“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第四军 第九军 第二十五军 第三十军 第三十一军 第三十三军 第三十四军、独立一、二、三、四、五师全体战士”便明白其中的“奥秘”了,张国焘擅自将陕甘地区的红军部队也划归其领导,将红二十五军、红三十四同其领导的团体合并而论,便已将其野心公之于众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正如大家所料想的那样。刚刚经历艰难险阻,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会师一处的两股军队之间,居然又一次出现了新的危机。野心勃勃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竟然在会师之后动了歪心思!


中央红军

他见中央红军势单力薄人数稀少,一万多人,不仅人困马乏、衣衫褴褛,连粮草弹药都十分稀缺。这样一支如此疲惫的军队,怎么能与自己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匹敌呢?红四方面军现在足足有八万人之多,将士们士气高昂,粮草弹药也十分充足。

这样巨大的悬殊,使得他一时之间昏了头脑。任由自己的野心膨胀,妄想篡夺最高领导权,这对刚刚经历过生死抉择和巨大挑战的中央红军来说,简直是令人绝望的打击。

不想再多生事端的毛泽东先生,为此事甚是苦恼。看着自己所率领的星星之火,先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随后他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大家内心都十分焦虑不安。随后毛泽东先生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同张国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谈判。

“此次会师你功不可没,想要达成一些愿望,也是无可厚非的。中央会尽力满足你合理的愿望,但有一些无理的要求,我们是断然不会同意的。” 中央苦口婆心的教诲,在张国焘那里似乎毫无用处。对于众人对他进行的规劝和批评指正,他也选择视而不见。此时中央红军的力量,远远无法与红四方面军抗争已是不争的事实。


毛主席与张国焘合影

为了民族的未来毛泽东先生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劝说着张国焘:“此次会师是我们党向前迈进一步的重要环节,党中央诚挚的希望你能与我们保持一致,共同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同努力啊!”

但是不论中央如何向张国焘进行劝导,他的野心再也无法控制,双方的交涉一时之间陷入了僵局。

张国焘眼看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提议也都被拒绝了。随后便打算另谋出路、另起炉灶,与中央来个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因此他开始拒绝合作,一各种奇怪的理由搪塞中央,在北上的事情上迟迟不肯行动。甚至公然拒绝北上的提议,反而大力鼓吹南下,与中央背道而驰。

刚刚成功会师,想重整旗鼓的革命火苗,居然面临如此重大危机。党和红军的前途再一次陷入了未知与迷茫之中。此危机存亡之际,大部分中央红军的老革命家,都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先生这边。但也有小部分人选择支持张国焘的主张。对于南下之事尤为积极的高级将领中,有四位革命者的表现尤为强烈,那便是李卓然、何长工、邵式平和罗炳辉。


罗炳辉

他们并非是支持张国焘另列炉灶的反叛者,反之他们都是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毛泽东先生的嫡系了。这四位优秀的将士在大是大非面前,被张国焘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没能看清他的真正面目,因此才会公然站出来支持这一错误的决策。

而这正是使毛泽东先生大为不解的。如果说公然站出来支持张国焘的是红四方面军的人,那还说得过去,毕竟跟着他那么多年,产生了游离于中央之外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四人可以说与张国焘毫无瓜葛了,怎么会这样糊涂,公开支持这大逆不道的决定呢?这使得毛泽东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正如我们开头说过的那样,无论是多么聪明的人,也难免会有犯糊涂的时候。作为反叛者的张国焘,并未迎来他理想中的狂欢与胜利。在南下的过程中接连失败,打了一次又一次的败仗。不仅狠狠地打了自己的脸,更使得八万红军伤亡过半。看着这样惨重的代价,他迫于无奈只得再次穿越草地,北上陕甘与中央会合。


毛泽东

心胸宽广的伟人既然可以接纳这位离队的反叛者,那么对于曾经让自己失望的四位将领,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不禁让人十分好奇,且让我一一为你们道来。

(一) 主席之友 李卓然

作为党内的老将领,李卓然可以说得上是一位老资格的党员了。他自1922年入党后便在党内创下了不菲的成绩。不仅如此这位优秀的党员,还是当时十分稀有的双料党员他集中共党员和苏共党员与一身,1929年从苏联回国后,便到上海开始协助周恩来先生的工作。第二年他来到中央苏区担任秘书长之职,开始了同毛泽东先生的“相濡以沫”的日子。

在这段时光里毛泽东先生对这位上海来的同志,尤其看重、委以重任。不仅在很多党内问题上咨询他的意见和建议,甚至在私人问题上也常常与他交流心声。在第四次反围剿前,直言不讳坚持己见的毛泽东先生,被剥夺了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先生享有了一段难得清闲的日子,此前与他关系要好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因为怕受牵连而对先生避之不及。李卓然却对此毫不畏惧多次亲自看望主席,并且与毛泽东先生谈论心事,这对当时的毛主席来说可以说得上是雪中送炭了。


李卓然

这二人的关系之亲近,令人动容不已。在长征的时候李卓然担任了第五军团的政委遵义会议召开之时,他也公开支持毛泽东先生重返红军指挥岗,将自己宝贵的一票投给了毛主席。正因如此,在张国焘问题上,李卓然竟一反往常的决定,让毛泽东先生十分困惑。张国焘南下失败之后,李卓然参与到了西路军的队伍中,担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员会委员,成为了西路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未持续多久,西路军的革命以失败告终。李卓然辗转来到了新疆,在祖国边境的土地上,他回想起了从前令人怀念的革命时光。随后他返回延安,成为了总政宣传部干教科科长。


李卓然

他深刻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决定,并同各位中央领导开诚布公地说明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在认清了自己的错误后,重回中央的组织队伍之中,成为了总政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被委任为中宣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足以可见中央对他的重视和信任。退休后,经毛主席亲自干预,李卓然享受正部级待遇,为其辉煌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二) 公然叫板 何长工

同李卓然先生一样,何长工也是一位极为资深的老革命家。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开始就跟随毛泽东先生,参加秋收起义这样重大的活动。甚至连他的名字“长工”二字都是毛主席帮他起的。他本名为何坤,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之后,投笔从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革命家。

然而1923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各地反动派遥相呼应,一时间革命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界。在这样的情景下,何坤并未追随大流,反而秉持己见,很快便被列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名单之中。随后他辗转来到武汉找到毛泽东先生,几番交谈之后二人志趣相投。


何长工

毛泽东先生随即安排何坤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就任。这个警卫团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是独立自主的毛泽东先生为武装起义所作的先手准备。在前往警卫团之前,毛泽东先生对何坤说:“你要把名字改掉,反动派已经盯上你了!既然你在长辛店做过工,那就叫何长工如何?”从此之后,何坤就以何长工自居,一直使用着毛泽东给他起的这个名字。

何长工是标准的从井冈山出来的高级军事将领,他曾担任过红28团党代表、红五军第五纵队政委、红八军军长、红一方面军前委委员、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红五军团第13军政委、粤赣军区司令员、粤赣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在长征途中,更是担任了教导师政委,红九军团政委。


黄火青

这样一位根正苗红的老革命家,居然公开支持张国焘。时任红32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在回忆中写道:

“……散会后,政治部的干部拥到我屋子里,讲述会议情况,非常气愤。罗炳辉和何长工已经倒向张国焘一边去了,如果由我出面带起队伍来反对张国焘,我们只有2000多人,带走还是有把握的。但考虑到我军所处地势十分不利,向东走有胡宗南30万大军阻击;向西过大渡河是藏族地区,天寒地冻,孤军深入,死掉一个就少一个;向北进,张国焘的部队堵住了去路。此外,最大的困难是周纯全把电台给带走了,我们没有办法和中央取得联系。考虑来考虑去,只有暂时违心地表示赞成南下。心想到了天全、芦山等汉族聚居地区后,如果张国焘投降蒋介石,我们就带队伍打游击去……”

虽然他此时的态度十分恶劣,但很快便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何长工自己的回忆录里他写道:“张国焘阴谋南下,违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跟随张国焘钻进了死胡同,这里不管经过多少曲折和政治上的压力,但最主要的是我要从主观上认识这些问题,跟随张国焘南下,犯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


何长工

即便如此宽宏大量的毛泽东先生,并未因为何长工一时间的错误决定而冷淡他。长征到陕北之后,毛泽东先生反而令何长工出任延长、延川河防司令员兼政委。不仅如此,还给他委以重任。抗大第五大队大队长,抗大总教育长、副校长,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东北局军工部部长,都有何长工的身影。建国后更是将重工业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等重要角色安排给了何长工,足以可见伟人心胸之宽广。

(三) 影视原型 罗炳辉

提到罗炳辉大家可能还不是特别熟悉,但是1979年上映的电影《从奴隶到将军》确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其中的主角罗霄,便是根据罗炳辉将军的形象改编的。罗炳辉是云南人,他于1897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深受地主的压迫,生活苦不堪言。童年的生活使得他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当兵才是他人生的出路。


罗炳辉

因此1915年年仅18岁的罗炳辉,瞒着其家人来到了炮兵营,成为了一名军人。此时的他,还并未崭露头角。直到他的父母在地主的压迫下先后去世,愤怒的罗炳辉在战斗中便开启了暴走模式。随后他不断征战,创下了不菲的战绩。1929年7月,他秘密加入组织,从此成为了党内的一员。在此后的几次反围剿战斗中,罗炳辉智勇双全,履立战功。朱德先生更对他赞赏有加,称他为“神行太保”。

正是这样一位人却在草原分兵上做了错误的选择,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南下,甚至还将彭绍辉秘密写给朱德先生的纸条转交给了张国焘。这一举动使得张国焘尤为愤怒,他亲自找到彭绍辉谈话,并且找了很多蹩脚的理由大声斥责彭绍辉。


彭绍辉

酿下了这样严重的祸患,主席却依然用人不疑。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先生派罗炳辉到新四军出任第一只队副队长。与开国元帅陈毅将军搭伴儿,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事实证明毛泽东先生的眼光独到,罗炳辉治军严格、训练有素,经常大规模练兵,对手下士兵的各项要求十分严格。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梅花桩阵法,为疏散隐蔽提供便利的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我军冷兵器的作用。

这样一位勇猛的战士看似拥有着野兽般雄壮的身体,但其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罗炳辉告别妻儿再次投身中国的革命事业,并又一次为中国革命打下了一个大胜仗。然而没过几天,年仅49岁的罗炳辉,因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闻讯陈毅将军悲痛提笔写下《悼罗炳辉将军》,字字句句令人动容:“难忘君令德,难忘君身手。难忘君刻苦,士卒同升斗。”

(四) 阎王在世 邵式平

若想讲明白邵式平,就离不开方志敏。这二人相辅相成,相互成就,共同领导了戈横暴动,共同创建了闽浙赣苏区根据地和红十军,堪称传奇。他于1900年出生于江西,和方志敏是同乡同学,因此便结为挚友。


邵式平

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邵式平成为了一名革命家。他的能力十分出众,甚至在中央苏区还流传有一句与他相关的顺口溜,那便是:“上有朱毛好主张,下有方邵打豺狼。” “朱毛”自然是指朱德和毛委员,而“方邵”就是指方志敏和邵式平。

1928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形势十分严峻。与此同时邵式平已经与江西省委中断了近五个月的联系,革命形势陷入一片黑暗中。邵式平与方志敏从多方做出努力,终于于1928年4月与书为取得了联系。然而长达五个月的阴暗,使得革命陷入了极为恐怖的低谷之中。不少人都把枪埋了起来,想将队伍解散。即便如此邵式平与方志敏依然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方志敏也十分信任的把队伍全部交给邵式平统一指挥。

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二人所领导的队伍迎来了一个更为恐怖的事实。离队伍不远处,有一万多被裹挟的农民正向根据地前进,他们的目的很简单——烧杀抢掠。而此时,邵式平所带领的队伍只有40多人,却成功打敌人闻风丧胆,三战三捷,并因此获得了阎王的称号。


毛泽东

1933年正处于失意之中,失去了对红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先生,十分困苦。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连一个鬼都不上门的日子”,邵式平和方志敏竟前去看望主席,并向他汇报了根据地的情况。几番交谈过后,毛泽东先生问道:“听说你在赣东北有‘阎王’之称,好厉害呀!你学过军事吗?”

这使得邵式平极为意外,他没想到主席竟对自己的事情知道的如此细致,因此便向主席聊起了过往。此后,每当有人向主席问起邵式平,主席都以极高的评价回复,说他是个能文能武的全才。

这样一位优秀的将领虽在会师时做了错误的决策,但却得到了主席的谅解,依然受到了重用。1963年被任命为关中省委书记,抗大二分校校长。解放战争中,扛起了华中办事处主任,辽吉省委副书记,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大旗。


新中国成立之后后,毛主席亲自点名,一定要邵式平任江西省省长。即便当时优秀的人选众多,主席也力排众议,一锤定音,选定曾与自己有过分歧的邵式平为江西省政府主席。1956年,邵式平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是当时江西省唯一的一位候补中央委员,足以可见他的能力之强。此后,邵式平主政江西16年之久,是全国唯一一位主政地方时间最长的省部级干部。

不仅如此,他还主持修建了八一大道。即使受到的非议众多,他也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搞城市建设,就要有眼光,规划城市建设要有50年不落后的思想。”这样一位观点新颖的革命家,纵使在选择的路口迷失方向,又怎会掩盖其身上的锋芒呢?


这四位革命家虽在草原分兵时,犯了错误,但知错能改,宽容大度的伟人也没有计较,这才为我党的发展留下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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