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选读（二）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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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下卷）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于2022年1月24日在全国发行。

该书由新华书店主渠道发行，市县区各新华书店卖场均有销售。

该书分上下卷，共11章、83节，约49万字，史料丰富、凝练生动，对于推动全党全社会特别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 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洪流中艰辛起步

5

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宣传鼓动

农民运动讲习所与农民运动宣传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党的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强调对于农民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要鼓动农民反对土豪劣绅。对于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要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这种口号应视为在农民中发展反帝国主义之导线”。要在国民党之外独立进行公开的宣传工作，并向农民解释共产党的性质、党纲和策略。在农民反抗右派官僚军阀和地主争斗中，党应通过宣传使农民知道共产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党。在启发农民阶级觉悟的方式方法上，强调提出的口号须切合农民实际，特别宣传取消苛捐杂税的口号；要设立夜校、识字班、讲演、新剧、壁报等，提高乡村文化；要宣传鼓动农民加入农民自卫军组织，并使其处于党的政治指导之下。

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农民运动诼步开展起来。为培养农运骨干，经彭湃等人提议，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4年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班。农讲所学员在校期间，不仅进行乡村调查研究，还号召农民联合起来，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同工人们团结一致推翻帝国主义。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连续举办6届，为全国20个省区培训了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

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并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鲜明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1926年1月，他又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8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科学分析，初步形成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制定对农民的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6年3月，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这届农讲所注重对学生进行系统理论教育，尤其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教育；进行实际的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组织学生到农民运动开展得好的地区如海丰等地实习；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毛泽东还主持编印《农民问题丛刊》，主要介绍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各阶级的情况，各地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及苏俄和其他国家的农民运动等。

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为此，要去做宣传组织农民的工作，要“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县考察农民运动，召集农民和农运工作者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尖锐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他还指出：“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同年4月4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开学，毛泽东是这个讲习所实际的主办者。

经过党深入的农运宣传，农民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摘自《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

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风暴中积极探索

1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恢复

和发展

八七会议与宣传方针的调整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国民党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攻。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一度“陷于停顿的状态”。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了整顿队伍、纠正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发言中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在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的情况下，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宣传方针和土地革命口号提出明确要求，指出现阶段党的主要口号是苏维埃，应当宣传苏维埃的口号及农民协会的过渡作用，团结农民于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会议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主要口号：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同盟抗租抗税，取消一切苛约、重利债务，没收豪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同时，这次会议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

为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召开。大会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上来，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次重要转变。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会议通过《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强调“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移至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与实施工农群众之政治训育”，党的宣传工作要“增加对于扩大群众工作的注意”；提出党的内部宣传工作基本任务，是“肃清机会主义残余、消沉倾向和左派盲动倾向（先锋主义，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以及藐视民主集中制的意义等倾向争斗”，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两个具体任务是：“增高一切党员的政治知识”，“增高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工作和宣传员的理论上的认识”。

为落实党的六大确定的宣传工作方针和任务，192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加紧反国民党和反第三党的宣传；扩大党的独立宣传，使之深入工农群众；扩大对穷苦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宣传，以促其对豪绅资产阶级的厌恶情绪。1929年4月，中央又发布通告，指出“宣传的口号是要根据党的政纲和总的路线来决定的”，“鼓动的口号，是要以群众的实际的要求来决定的”，“在斗争的过程中，一定要加紧我们宣传口号的宣传，使其能与鼓动口号联系起来”。（摘自《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

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风暴中积极探索

2

井冈山的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问题，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逐步加以解决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仍然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心城市，但是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都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多经过摸索，转移到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偏僻农村和山区坚持斗争。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初步提出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红军在农村的斗争发展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

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说明。

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在此前后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曾发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在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于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阐明了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

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一些人的右倾悲观思想，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走这条道路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教条主义者的重重阻力。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邓小平后来曾指出：“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摘自《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

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风暴中积极探索

3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宣传思想文化建设

宣传工作机制的建立

随着宣传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党在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宣传工作机制逐步建立起来，并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巩固和完善。

1930年9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要建立起宣传鼓动工作之全国系统，在地方党部尤其是支部中要训练出宣传鼓动的干部”。1931年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央设立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编审部、军事部、职工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出版部、党校、党务委员会、少数民族委员会、党报委员会、党的建设编委会、白区工作部、审查委员会等中央工作机构。1月15日，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在江西宁都成立。12月底，周恩来到达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此后，中央局的各工作部门逐步健全，设立组织部、宣传部。

为进一步健全党的宣传工作机制，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明确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目的，是让大多数工农群众了解拥护党和苏维埃的口号政策，并且为了这些口号与政策而做“坚决的斗争”。规定苏区各中央局必须有“健全的宣传部”，领导一切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部应该有计划地经常地做宣传鼓动工作，必须抓住每一时期党的与苏维埃的中心策略与中心工作的宣传与鼓动，必须经常对中央宣传部做宣传报告。各苏区中央分局“必须创办一种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同时对设立工农通讯员与读报小组、创办当地小报、建立出版部和编辑通俗小册子、设立党校、在红军士兵和白军士兵中的宣传鼓动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1932年11月，张闻天发表《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文章强调，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是同我们的群众的宣传鼓动的工作不能分开的。没有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就不能有群众的组织与群众的行动。图画、唱歌以及戏剧等的宣传鼓动的方式，事实上已经证明更为群众所欢迎，更能吸引广大群众。只有带有时间性、具体性的、适合于群众目前斗争的要求的宣传鼓动，才能把最大多数的群众，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的不同，团结在统一的战线之下。要使我们群众的宣传鼓动变为组织群众的主要武器。

1933年8月、9月，张闻天发表《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一文，强调要使我们宣传鼓动工作，变成“活泼的具体的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把群众的切身的问题，同党的基本口号密切联系起来，这是布尔什维克动员群众的基本原则之一。要使党的基本口号变成群众自身的，群众所深刻了解的活跃的有血肉的口号。

在党的领导下，深入乡村群众的宣传十分活跃。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肯定长冈乡宣传队的做法：乡一宣传中队，七人，一个队长。每村一宣传小队，大村（长冈、塘背）五人，小村（新溪、泗网）三人，有小队长。为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纪念节等做宣传。宣传的方式：（一）个别宣传，此项最多。（二）值日代表召集全村群众讨论工作时去做宣传。（三）区县开纪念节大会时向群众宣传，也向别乡别区的“队伍”做宣传。乡苏七天召集队长、小队长共五人开“宣传会”一次。区苏召集全区宣传队长开会，每月至少两次，有三次的。每次时间至少四点钟，会毕回家吃饭。

这一时期，党特别注重加强党报建设，发挥党报的宣传鼓动作用。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党报不仅是统一党员意志的指南，而且是鼓动群众、说服群众、组织群众的利器；党报是党的喉舌，必须使党报的文章具有最高的指导性和最大限度的具体性，必须尽可能地通俗化，使它真正能够深入极广大的劳动群众中去。193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党报的决议》。《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群众的组织者。《决议》规定《红旗日报》为中央机关报，《实话》为中央经济政治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为中央理论机关报，《党的建设》为中央关于组织问题机关报。成立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3月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决议》指出，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必须把给党报写文章作为最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同月，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关于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并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在红色区域普遍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指出：“《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摘自《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

来源：《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