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欧盟，为何俄罗斯认为是睦邻友好的契机

欧盟对俄制裁使得俄罗斯的一块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受到影响，因为立陶宛对进出加里宁格勒的铁路实施了限制措施，俄罗斯誓言报复。欧盟方面则表示会重新审视制裁方针。2004 年波罗的海三国正式加入北约欧盟后，俄罗斯与三国的关系不但没有出现改善，反而更趋恶化，双方的敌对程度甚至超过了90年代初。

俄罗斯学界认为: 波罗的海三国现在为民族主义政权所掌控，其对外政策出现了明显的敌对和仇视俄罗斯的倾向; 三国在加入北约后已成为西方遏俄政策的贯彻者和推动者，积极支持独联体内的反俄力量; 三国加入北约欧盟是西方新一轮民主扩张的胜利，在紧邻俄罗斯西部出现的西方式民主体制，对俄罗斯建设自己的“主权民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欧盟，一度被认为是三国与俄罗斯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契机和起点，但结果并非如此，原因何在。本文尝试从三国加入欧盟北约后面

“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 的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于 1950 年提出。其含义简单说就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始终担心被对方侵害，因而为求得安全势必尽可能地追求实力 或权势，而这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也尽可能地追求实力或权势，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的安全担忧，形成恶性循环。

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欧盟的另一个标志性意义就是，通过成为西方国家的盟国，获得了国家独立后的重大安全保证和崭新的国际地位。西方的安全保证对三国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固然至关重要，但同时也使三国卷入到俄北关系这样更高层面的“安全两难”中，严重影响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进一步转型。

一、从自保到联盟: 模式上的安全两难

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前，“安全两难”在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三国独立 后一直视俄罗斯为主要安全威胁，但由于自身实力弱小，只能奉行单一自保战略，因此不得不采取倒向俄罗斯、至少也是谨慎中立的安全战略，而决不能去激化与俄罗斯的矛盾。90 年代中叶俄军从三国撤出后，双方很快就俄罗斯西北边境非军事化达成协定，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建立起基本的安全互信。在俄罗斯看来，三国独立并未构成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这样，双方“安全两难”的程度大大缓解。

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极大地改变了俄罗斯西北部的地缘政治面貌，对俄与三国的关系提出了历史性的新挑战。三国的“倒戈”使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受到极大削弱，原来可以驰骋北欧的波罗的海舰队现在被封锁在加里宁格勒和芬兰海内，俄罗斯三百年来首次失去了对北欧地区的控制力。波罗的海三国的地缘政治功能也发生了改变，从原来俄罗斯的西部小伙伴转变为北约在东线监视俄罗斯西北部和白俄罗斯的桥头堡。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加入北约后，后者在两国部署了侦查半径达到 460 公里的 TPS － 117雷达系统和配备有阿瓦克斯先进追踪系统的战斗机，加上原来苏联设在三国现在转而被北约利用起来的军事设施，北约在波罗的海三国的军事设施达到 30 处。

北约导弹和飞机至俄罗斯目标的飞行时间也大为缩短，其到达范围则扩大至阿尔沙斯克—下诺夫哥洛德—沃罗涅日一线。2004年俄罗斯战机加强了在三国领空的巡逻，作为对北约利用三国监视俄西北部战略的反击，这反过来迫使三国进一步呼吁北约加强在本国境内部署新的雷达和反导装备。

在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关系并没有重大变化发生的情况下，三国与俄罗斯的安全两难突然变得如此激烈，根本原因就在于三国加入北约后，其安全战略已从原来的自保模式转向新的联盟模式。

这种安全模式的改变，使三国的安全议题不再只限于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的范畴，而被纳入到更广阔的俄北关系框架内。当北约根据集体安全的要求，将军事防区扩大到波罗的海三国后，俄罗斯面对的已不再是实力弱小的波罗的海三国，而是强大的北约及其进一步扩大其军事存在的挑战。莫斯科不得不强化自己在西北部的安全防御，而这很容易被波罗的海三国视为是对其安全的新威胁，因而更加积极地要求北约强化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导致俄北关系不断恶化。而俄北关系一旦紧张，俄罗斯对波罗的海三国作为北约盟国的安全恐惧就会日益增加，从而导致双方的“安全两难”更加激烈。

二、从“生存政策”到“正常国家政策”: 观念上的安全两难

波罗的海三国在 20 世纪初有过一次独立，但没有维持太长时间。20 世纪 90 年代三国获得第二次独立后，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就是全力维护国家的生存。在最终通过加入北约获得了相对可靠的安全保证后，三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也面临着一位学者所说的从原来的“生存政策”向“正常国家政策”的转变。相应的安全观念也从高度戒备的安全担忧向正常的睦邻关系和安全互信转变。但这一转变却迟迟无法实现。

独立后波罗的海三国安全观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将“俄罗斯”与“欧洲”对立。前者被认为 是“不稳定”，“侵略性的”，“混乱的、无法预测的”，“帝国主义的”，后者则代表着“稳定”，“防御性的”，“有秩序的”，“民主的”。三国 90 年代初制定的《国家安全构想》和《防务政策》等官方文件指出，三国的“历史是基于一个基督教传统的统一欧洲，是欧洲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然，对于自认为已融入“欧洲共性”( Eu-ropean Sameness) 的三国来说，极权和帝国主义等“俄罗斯他性”( Russian Otherness) 与其格格不入。除非这种他性发生改变，否则，俄罗斯对三国始终都是一种持久的和无法解决的威胁。

将“俄罗斯”与“欧洲”对立起来的安全观念，使三国在面对俄罗斯时永远无法排除特有的“历史积怨、受伤害情绪和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成为三国难以真正融入欧洲共性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通过加入欧盟在形式上完成了“回归欧洲”，但在旧安全观念的影响下，三国未建立起新的欧洲共性，在很多问题上仍然表现得“是欧盟的但又不是欧洲的”。

一方面，加入欧盟后三国努力使自己趋同于欧盟的“共同对外政策”，另一方面，三国又担心作为欧洲“二等公民”，会再次被西欧大国所抛弃，重蹈二战前苏德划分势力范围牺牲品的命运。

因此，在欧盟内部讨论对俄政策时，三国多次要求欧盟改变“对俄绥靖的政策”，“以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避免使我们再次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交易的对象，或以我们的损失换取他国的利益”。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梁强：《“身份认同”与“安全两难”——加入北约和欧盟后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