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理论框架下“外部性”的差异

外部性与城市经济聚集“悖论”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各流派观察问题的立场及对外部性范畴含义的界定有关。正如蒂博尔.希托夫斯基所说，“外在经济概念是经济学文献中最难捉摸的概念之一”。在外部性问题上，新古典、新制度学派、新增长理论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和不同政策含义的结论。

1.新古典的“外部性市场失灵论”

外部性的概念由马歇尔首先提岀，他运用此概念分析一种货物生产规模扩大对其他行业所产生的有利影响。而最先系统论述外部性的则是庇古，他明确地区分了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并指岀，此问题的本质是，个人A在对个人B提供某项付出代价的劳动中，附带地对其他人提供了好处或造成了损害，但不能从受益的一方得到报偿，也不会对受害的一方给予补偿。他还认为，外部性的存在会导致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的差异。由于外部性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性成本的差异，在外部性的场合，市场机制就会失灵，社会福利不能达到最大。具体说，在存在负外部性的地方，资源的实际配置量会超过社会最佳配置量，因为此时厂商的一部分成本是由他人或社会支付的；

在存在正外部性的地方，资源的实际配置量会少于社会最佳配置量，因为此时厂商的一部分收益被无关的第三者或整个社会所获得。市场机制难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后来,新福利经济学的其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补充修正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外部性是外生于市场机制的，在外部性场合，资源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如奈特指出，在始终处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经济是不会发生生产中的外部经济的，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厂商对生产要素的购买量的增加并不会使生产要素价格下降，而生产要素价格不下降，厂商也就得不到外部经济的利益了气詹.米德指出，“在一个充分竞争的世界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任何实际的影响，都是附属于交易本身的，因此，不存在任何外在性。”据此，他们认为在外部性问题上市场机制是无能为力的，主张由政府通过收费、补贴、管制等途径解决。

新制度学派的“有效率的外部性效果”论

与新古典的“外部性市场失灵论”不同，新制度学派认为，外部性是市场经济系统中内生地决定的，是因经济系统中界定和行使产权的费用过高，使外部性不能内在化而产生的。以科斯为代表新制度学派从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关系对此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我们可把此观点称为“有效率的外部性效果二针对新古典的外部性理论，科斯指出，外部性及社会性成本问题是与社会经济制度相关联的。他不同意新古典处理外部性的办法，即出现负外部性时，简单地决定由产生外部性的一方作出赔偿。“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产权的界定使社会成本最小化，“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是避免较严重的损害。”

新古典对外部性的讨论是假交易成本为零的。科斯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里，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总会相等，庇古关于外部性的若干政策论述就是多余的。而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中，要消除一切外部性并不是有效率的，因为它要受产权及其界定、实施效率的制约。“外部性是与确定、交换、监察或执行产权的成本相联系”。张五常就指岀，合约形式的确定是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模糊程度问题，或者用不大明确的话来说，是外部性效果程度的问题。买一磅桔子和买洁净空气，这两者在外部效果上的差别是程度的差别而不是本质的差别。当人们买桔子时，外部效果产生于桔子的称量及其品质上的模糊程度要比界定和行使洁净空气产权的均衡模糊程度低得多。因为对桔子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要比洁净空气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高得多。

可见在交易成本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外部性是普遍存在的，只是程度的差别。杨小凯则进一步指出，按照张五常的观点，可推导出，外部性问题是由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水平决定的。对于某些经济活动来说，界定和行使产权的费用极高，以至产权无法界定。因此，不存在这些活动的市场，这些活动的收益和费用不在市场上体现，由此产生外部效果。但是，消除所有这些外部效果并不是有效率的，因为界定和行使全部产权的费用很高。有效率的外部效果程度能够平衡因没有市场而产生的福利损失与市场所需的界定和行使产权的费用的两难选择。由此可见，在新制度学派产权理论的框架下，外部性是由市场运作的制度成本而内生的。

新增长理论的“外部性增长源泉源”论

罗默的知识外溢模式。在新古典模型中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被认为是人均投资存量的递减函数。这样经济增长率最终会收敛于一个与人口增长率相一致的稳定值。同时，随时间的推移，各国工资率和资本产出比将会趋同。人均产岀也会趋同。但此结论与现实相悖。罗默抓住其矛盾，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发表的《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等系列文章中，在阿罗-谢辛斯基模式提岀的边干边学具有知识外溢效应基础上，进一步指岀产出不仅是资本、劳动等实际投入的函数，而且是专业化知识与社会知识总存量的函数。

由于知识的外在效应，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他还指出边干边学的增长效应在于它带来了专业化知识的不断积累，并引起了知识的外溢效应。他还强调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诸如资本、劳动、土地等因素都受边际收益递减律的制约。不可能决定长期增长，但知识决定着各种投入要素组合的方式，随知识的积累，即使同样的投入要素也可以以异常多样的形式加以组合，由此带来边际生产力递增的无限空间。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溢论。卢卡斯在其《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中引入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后，强调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他指出，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一方面，这种技能水平会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生产率，而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身上，从旧产品传递到新产品，从家庭的旧成员传递给新成员，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有贡献，进而使产出具有递增收益。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斯多克的教育外溢增长模式。斯多克在《边干边学和新产品引进》、《人力资本、产品质量和增长》等文章中沿着罗默、卢卡斯开拓的知识外溢内生增长研究思路，扩展了外在经济的研究。斯多克的模型强调个人的私人人力资本与社会知识存量的积累技术是有显著区别的。他指出，个人通过年轻时投资于教育积累人力资本，其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受教育时间的长短，以及时间花费的有效性，而后者又取决于可获得社会性知识存量。而且，这种私人的教育投资具有外在效应：它引致社会性知识存量的增长，进而提高后代人教育的时间投资的有效性。他排除了在职培训取得人力资本的可能途径，因而这种私人教育的外在性效应就成了唯一的“增长发动机”，即知识存量的增长率唯一地依赖于前代人人力资本的投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