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所以受到封建统治者欢迎，是因为卖力鼓吹家天下

诸子百家虽多，儒学却能让封建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难道是儒家的学说最有道理吗？先秦百家之中，最为显赫的是“儒、墨、法、道、名和阴阳“六家。关于六家的长短，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经在《论六家要旨》里做过精彩的阐述。透过这个阐述，就能理解为何统治者独宠儒家。

儒家之短在于尊崇先王之言，致力六艺研习，学问广博，但抓不住关键，耗时费力却难有效果；儒家之长在于明确了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

墨家之短在于崇尚节俭太过，要求达官显贵带头住草屋，吃粗粮，这种苛刻的要求很少有大人物能够遵守；墨家之长在于强调开源节流，使百姓易于富足。

法家之短在于不别亲疏，不分贵贱，全部都以法律为准，这就断绝了人情；法家之长在于使上下级的职责明分明确，不会发生混乱。

名家之短在于推导过程过于繁琐复杂，用抽象的概念来否定日常的感性体验；名家之长在于根据名义、名称来考察实际情况，要求名实必须一致。

阴阳家之短在于对各种忌讳规定的太过详细琐碎，使人过于拘束，有很多畏惧；阴阳家之长在于使人遵顺四时的秩序。

司马谈最推崇道家，说道家主张无为无不为，讲起来很难说清楚，做起来却很容易。不受概念的条条框框的约束，能够直达万事万物的本质。道家在司马谈看来好像没有什么缺点。

“要旨“所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个缺点不算言过其实。历朝历代，除了寥寥几位像王阳明这样的大儒能够治国安邦，儒家学子很少能够力挽狂澜，对江山社稷做出突出贡献。典型如南宋理学和明末东林，对于救世救急贡献很小。既然如此为何还要独尊儒术？关键就在于儒家明确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非常符合统治者胃口。

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三纲五常“，其底层逻辑，是鼓吹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因为国是放大的家，所以皇帝是君父，官员是父母官，好的官员和百姓之间的关系叫爱民如子。因为家是缩小的国，所以宗族的族长有权对违规族人进行惩治甚至处死，进一步发展下去，甚至可以”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和”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

儒家的主张，极大化了上位者的权力，使其对被统治者有着天然的生杀予夺的合法性；对于下位者，又极大化了下位者的义务，要求下位者无条件的服从。同时用家庭关系、血脉亲情来模糊这种极度不对等的权利-义务模式。在这种虚幻的天下一家的说教中，被统治者总能在痛苦的现实中找到些许安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限制你是为你好；天下也没有不是的父母官和君父，各种暴政苛政都以爱民的名义推行。

在儒家文化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等级制是儒学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才谈得到儒家其他的伦理。例如“仁义礼智信“只是在相同社会等级之间的人才讲，高等级的人对于一个低等级的人讲究这些会被人耻笑，低等级的人要求高等级的人讲究这些是犯上。皇帝下一个罪己诏批评自己草民就感动得眼泪汪汪，但是小民要是敢批评皇帝一下，就可以拉去菜市口凌迟处死了。

儒家设计的这一整套统治伦理，比起墨家动不动给统治者身上套枷锁，要求统治者比被统治者的吃穿还差，儒家多招人喜欢啊；比起法家那种较真认死理，除了皇帝把各级大小官僚得罪个遍的学说，儒家多招人喜欢啊。至于道家、名家和阴阳家没有发展出一整套成熟的统治范式，更加不能和儒家相抗衡，因此独尊儒术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是儒家宗师和学子们辛辛苦苦挣来的。

先是通过推行举孝廉，最终通过科举制，儒家的知识精英一代代挤入统治阶级阵营。儒家精英进入统治集团整体上并不真的是以实现全社会的福利和进步为目标，而是以参与压榨草民为目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是绝大多数寒窗苦读儒家精英内心的真实写照。所谓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无非是尽力避免内部的盘剥过于残酷而导致社会崩溃，或者在外敌当前时缓和社会矛盾整合力量对外，但绝非是为了改变这种统治集团-草民的二元压榨结构。由于知识精英基本都进入了统治集团，社会缺少反抗力量，这个结构是超稳定的，正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中国传统的知识精英通过科举成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与皇亲国戚、功臣勋贵合伙参与对底层百姓的盘剥，原则上不存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动机，最多考虑一下不要搞得过火掀桌子谁都没得吃。但是承平越久统治集团越是贪婪，就要打破底线改朝换代，然后重新开始新的轮回。

当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放弃了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专注于瓜分盘剥，难道靠草民推动进步吗？儒家成为官学，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教育资源，但是培养的一代代知识精英都是热衷于巩固家天下，把维系盘剥小民的政治秩序作为第一要务。中国两千年来始终轮回在暴民和暴政的王朝循环之中，儒家确实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