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出狱后，晚年的著作成就

1982年的1月，62岁的关锋释放出狱后，被安排住在《红旗》杂志社的家属大院里，这家属大院位于北京的沙滩北街2号，关锋住在一单元的5楼。

关锋出狱后，和妻子周英，还有儿子一家住在一起。

为了保障他的晚年生活，一开始，组织上每个月都给他发放150元的生活补助；过了大概两年左右，这笔补助涨到了500。

除此之外，其他的待遇，譬如住房、医疗等等，都由求是杂志社来负责。在此说明一下，1988年7月1日，《红旗》杂志停刊后，更名为《求是》。

求是杂志社就按照局级的待遇，负责关锋的晚年生活。

阎长贵，是关锋的得意门生，在关锋刚出狱的头几年，两人虽然都住在一个大院里，但是没什么来往。

1982年，关锋刚出狱的时候，考虑到他的精神状态，以及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有六年的时间，他是不能过多的和外人接触的。

到了1988年，情况有所好转，从1989年初开始，同在一个大院里的阎长贵，这才经常去1单元的5楼，看望自己的老师。

据阎长贵所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关锋的收入，工资加上稿费，每个月大概能有个三千到四千，经济上是比较宽裕的。

有了时间，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关锋，一心扎在书堆里，做起了一个“蛀书虫”。

关于关锋晚年的笔耕不辍，邓力群在其回忆录里是这么说的：

关锋后来确实是闭门读书、写作，成绩不小。

他是1982年1月出狱的，出狱后调整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从1984年才又重新拾起笔来写书。

关锋主要是在哲学领域颇有研究，功底深厚；因此，他晚年主要是以研究中国哲学史为主，除此之外，他在校勘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语言学、法学和中国历史、中国上古天文历法及西方哲学、西方历史都有系统研究。

他晚年的著作，大多都是用的这两个笔名：古棣和庆云。

我们来看看，他晚年都有哪些著作成就。

1990年，关锋和妻子周英合作，出版了三本书，一本是30万字的《法和法学发生学》，一本是40万字的《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学》，还有一本是140万字左右的《老子通》。

可能会有人觉得奇怪，关锋对法学还有研究？

他写的法学，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去写的，也是一种扬长避短的写作手法了。

除了和自己的妻子执笔合写之外，关锋还同戚本禹合作，编撰了大几百万字的著作。

戚本禹是同关锋前后脚出狱的，他出来后被安置在上海，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在上海图书馆的收藏部，当一个普通的管理员。

戚本禹晚年，用的是“戚文”这个笔名，他和关锋合作编撰的著作，署名的也是“戚文”。

1993年，关锋作为主编，戚本禹为副主编，两人一正一副，合作编写了一本135万字的《孙子兵法大辞典》；还有《论语十日谈》、《论语今译和解说》，这两本书的字数，合计约有75万字。

当然，两人分别署名的是“古棣”和“戚文”。

还有一些完稿，但还没出版的著作，譬如《庆云斋丛稿》，这本书是关锋每天日积月累积攒的文章合集，约有80万字左右。

这本《庆云斋丛稿》里的文章，主要是一些关于校勘、训诂和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这些方面的内容。

而关于国外哲学家的著作，只有一本《赫拉克利特新探》。

上面说的这些著作，只是关锋晚年撰写的作品当中的一部分。

他和妻子合作撰写的《老子通》，获得了吉林省首届优秀图书奖一等奖、长白山学术基金会图书一等奖；美国的学术刊物《中国哲学译丛》，还曾翻译了《老子通》里的一篇文章“老子的政治哲学”。

看到这里，有人就会问，他晚年写了这么多书，就没有回忆录这类作品吗？

还真没有，关锋晚年几乎不谈过去的事和人，对于过往的事，他不写、不谈、不听；只是扑在学术研究上，自然也就没有回忆录这类作品了。

只有在自己的学生阎长贵面前，关锋才会偶尔谈及一些过去的事。在和阎长贵说起自己当年被抓的原因时，关锋说自己和陈伯达有时候观点不一样，时常会有摩擦，或许是那个老夫子要整他。

从关锋晚年的状态和成就来说，他的本色其实就是一个学者，只是钻进了那个小圈子，撞到了南墙。

这文人走仕途，是很容易笔锋拐弯，下笔潦草无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