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巍先生商榷：广汉三星堆和安阳殷墟，谁对谁顶礼膜拜？

一、从王巍先生的观点说起

前几天听朋友讲，王巍先生发表了一个观点，称三星堆发现的顶尊青铜器表明，三星堆文化对商王朝顶礼膜拜。经笔者查证，这一个观点是王巍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鲁健的访谈时提到的，该节目已于中央四套5月13日的《鲁健访谈》播出。现先将节目中鲁健与王巍的有关三星堆文化的一段对话抄录如下：

中央电视台《鲁健访谈》节目视频（截图）

鲁健：作为考古专家，和我们普通人看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王巍：从当地的角度比较多地注重它的特色，我在注重特色的时候我就要看里面有没有跟中原王朝关系密切的东西。有很多，只不过一般的都是面具、人像；其实你看看这次，包括出土的一个顶尊的人像，一个人像跪着，头上顶着一个商王朝的青铜器，就表明他对商王朝是顶礼膜拜的。

王巍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郑州图书馆大河文明研究特聘专家、郑州天中书院督学。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他的身份无疑代表着专家，具有权威性。因此 ，他发表的这番言论出现在中央电视台这样权威的媒体上，其影响力可想而知。然而，王巍先生的观点真的可信吗？对此，笔者有几点疑问：

三星堆顶尊人像

第一，三星堆出土有多件顶尊人像，其所顶之尊多为大口尊。这类大口尊虽在殷墟有出土，但在长江流域出土的大口尊却更多，分布也更广。如果说顶尊代表着三星堆人对尊文化持有者的顶礼膜拜，那么根据什么就认为一定是对商王朝而不是其他政权？

长江流域的尊比较

第二，如果三星堆文化曾对商王朝顶礼膜拜，那么，殷墟理应出现一定的三星堆人的贡纳之物。可是，我们不但没有在殷墟看到典型的三星堆文化类型器物出土，反倒是典型的商文化容器类青铜器出现在了三星堆。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有疑问，究竟是谁在对谁顶礼膜拜？

三星堆三号坑和殷墟出土的大口尊比较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一个很典型的特色，那就是在时间上与其存在交叉的考古文化，其文化元素在三星堆遗址中大多都有一定的反应。这种元素或者表现为具体的器物，如铜尊、铜罍、铜瓿、玉琮，或者表现为具体的发饰、服饰。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据三星堆与某一个考古文化的个别性相似因素，就推断出三星堆文化曾臣服于该考古文化，无疑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嫌。 这两日，一位朋友在与笔者交谈时谈到，一位从事印度河文明研究的印度学者便因为三星堆有部分器物与印度河相关文物形象惊人相似而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印度河流域南部的海外殖民者建立的。这种“以偏概全”式的研究，与所谓的“顶礼膜拜”说何其相似。

二、三星堆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三星堆出现的与安阳殷墟、台家寺乃至印度河文明等存在的类似的器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再谈到以前笔者研究三星堆时所形成的一个核心观点，即“夏商并行说”或者叫“夏商争霸说”。下面，笔者再把论证这个观点时的一些证据作一个简要介绍：

（1）清华简《楚居》记载，芈姓之祖季连娶了商王盘庚的孙女为妻，这表明季连生活年代与武丁相当。又郭店楚简《穷达以时》记载，皋陶为武丁时期人物。而按传统文献记载，皋陶与大禹同时，故据郭店简和清华简可知，大禹与盘庚、武丁为大致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换句话说，在战国人的观念中，夏与商是曾经并行存在的两个政权。

（2）《国语·鲁语上》说，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又按古代文献记载，颛顼出生于若水，即今雅砻江（《吕氏春秋·古乐》）；大禹出于西羌（按陆贾《新语》、司马迁《史记》），故可见， 夏人之“祖”与“宗”均与蜀地有关。这一记载与出土于重庆云阳县的东汉景云碑吻合。以颛顼和大禹生于蜀地而言，兼及“夏商并行”之论，则从考古文化来看，三星堆遗址自然是夏代王都的不二之选。

记录了“禹生石纽”的东汉景云碑

　　（3）《国语·鲁语上》又说，夏后氏以黄帝为远祖，而《史记·三代世表》正谓蜀王为黄帝后世。此外，《山海经》称犬戎和北狄为黄帝后裔。郭沫若、田昌五等学者皆谓夏族出自戎狄，而《战国策·秦策一》张仪和司马错正称蜀为“戎狄之长”。

《山海经传》南宋刻本影印

　　（4）学界普遍承认，九州与夏禹有密切的关系。《左传》称：“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四岳又称太岳，即今山西霍太山，三涂在今河南嵩县，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大室即今嵩山主峰，荆山在今湖北南漳西南。以上地名正好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线，大致与今天中国地理的第二、第三级阶梯分界线吻合。显然，这条线就是古代九州的一条边界线。《国语·郑语》又称，九州在谢西。古谢国，在今河南南阳境内，其位置正好在《左传》提到的这条南北走向的分界线上。由此可见，古代的九州应是在霍太山至荆山一线的西部，以《禹贡》的梁州和雍州为主，并包括冀州、豫州、荆州西部的一部分地区。

《左传》讲到“九州之险”时还提到中南，即今天的秦岭。在三星堆文化时期，秦岭以北的新兴周人自称“有夏”。据《山海经》，周人的祖先后稷曾生活在都广之野，而都广之野正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区域——成都平原。《逸周书·度邑》称伊洛地区为“有夏之居”，《史记·货殖列传》又称颍川、南阳为夏人之居，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豫西、豫西南这些区域实际上已属九州的边缘地区，并不是夏文化的中心地带。

三星堆青铜神树

　　（5）黄仲琴、芮逸夫、程憬、童书业、闻一多等学者均指出，《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记载的杜宇、开明时期的洪水故事、禅让传说与鲧禹传说“绝相类似”。丁山更明确指出，开明即启，杜宇即禹，二个传说实为一事所分化。由此可见，鲧禹传说发生的大本营亦当在成都平原。

大禹治水（图片来自网络）

　　（6）《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四年均记载了“后羿代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观点，认为《夏本纪》的“太康失国”即《左传》的“后羿代夏”。《夏本纪》称太康为大禹之孙。以夏、商并行而论，如果大禹生活在盘庚、武丁时期，则“后羿代夏”事件应当发生在大约在殷墟三期左右，这个年代与对三星堆祭祀坑进行碳14测年得到的数据吻合。

　　（7）根据《左传》襄公四年的记载，后羿代夏后，其居处为穷石。傅斯年等学者指出，穷石即空桑，这表明夏都其实就在空桑。而空桑与《华阳国志》里提到的“瞿上”古音正好相通。

　　（8）根据《天问》的记载，后羿代夏后曾“妻彼雒嫔”，而三星堆所在地广汉古称为“雒城”。并且，蜀地的洛水在《山海经·中次九经》中也已经出现。

广汉出土的雒城汉砖（图源：新浪）

　　（9）《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后羿代夏后，从事复国运动的少康曾担任有仍氏牧正， 而在1959年，距三星堆遗址约十公里的成都市彭县竹瓦街出土的两件青铜觯，其中一件内底正好带有“牧正父己”的铭文。巧合的是，《元一统志》卷五记载：“杜康墓，在濛阳县十五里。”《说文解字·巾部》训帚字说：“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而出土了牧正父己铜觯的竹瓦街正属今成都市濛阳镇。

牧正父己青铜觯（四川博物馆藏）

（10）据《国语》、《六韬》等文献记载，夏代末年曾发生因地震而形成堰塞导致河水断流的现象。三星堆遗址西临龙门山断裂带，类似的这种自然灾害现象显然在三星堆地区比二里头地区更容易发生。

三、新的解释

通过以上证据可以看出，三星堆文化应该就是先秦人观念中的夏王朝（注意：不是《史记》观念中的夏王朝，具体的论证可参阅以前发布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解释三星堆与各地何以会出现大量相似器物的现象，就有了条件。《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说：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显然，这正是后人所说的“禹贡”之事。所谓“远方图物”，即远方各国来向夏王朝贡纳方物、图书，以表示对夏王朝的臣服或认同。目前，从考古上可以看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类器物，在辽宁喀左、河北藁城台西、安徽阜南台家寺、安徽新干大洋洲、河南安阳殷墟、湖南宁乡、湖北荆门等遗址中均有出现，这就充分证明了《左传》的记载是可信的。

由于以前没有认识到三星堆与夏文化的关系，一些学者猜测三星堆与其他文化相类似的器物是由三星堆人仿造的。可是，三星堆的人又为什么要去仿造呢？在没有工匠、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三星堆人又凭什么能仿造得那么精细呢？显然，这都是说不通的。

反之，我们再来看《左传》的记载就会发现，春秋时期，由于晋楚争霸，许多中小国家不得不常常在晋、楚等强国之间周旋，为此，许国、宋国、蔡国等弱国常常不得不向晋、楚这类大国进行贡献。放到三星堆时期来说，三星堆和殷墟的关系与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无疑非常相似。

张光直先生在晚年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可以用三国模式或者五代十国的模式来理解夏、商、周三代，这无疑是非常卓越的看法。于省吾和林沄教授曾经提出，商政权与诸方的关系更像是一个联盟。故我们研究夏商历史时理应避免出现把商王朝视为“中央王朝”的情况。除了殷墟集团，段渝教授认为，三星堆政权同样是一个联盟集团。换句话说，三星堆与殷墟的真实关系，很可能就是类似晋楚争霸的关系。只不过，在大约殷墟三期的时候，三星堆遭受了重大挫折，此后，这一事件被后人以商代替夏进行论述。由于缺乏足够的传世文献记录，这种相代关系被后来者描述成为一元的线性结构，我想，这才是致使今天我们在夏商文化研究时陷入重重迷障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里我们暂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