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录》：七百年前“救风尘”，如今只谈卖艺不卖身？

最近，《梦华录》也太火了。

6亿播放，各大平台屠榜式热度。

鹅厂一夜之间扬眉吐气，开屏banner换了又换，从“推荐”到“强烈推荐”，再到“年度评分最高”。

确实，2022即将过半，这已经是半年里评分最高的国剧了。豆瓣开分后一路飙升，从8.3涨到了当前的8.8。

回看一下在这个水准线的国剧都有哪些：

《甄嬛传》9.3，《隐秘的角落》8.8，《沉默的真相》9.0，《大明王朝1566》9.7……

在这些力能扛鼎的高分国剧面前，《梦华录》的8.8分，多少显得有些脚步虚浮。

它好，但有没有好到这个程度呢？

坦白说，我不认为。

《梦华录》的故事改编自元代关汉卿的名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简称《救风尘》）。

原著中，赵盼儿是汴梁名妓，小姐妹宋引章被奸商周舍引诱，嫁去之后受尽折辱殴打，赵盼儿为救姐妹，以身作引，哄骗周舍休妻再娶，还得引章自由。

这段原著的故事基本上在《梦华录》前六集就已经完成。

40集的体量下，剩下34集都是赵盼儿、宋引章、孙三娘三姐妹的成长与婚恋故事。

看似，这是一个非常有女权意识的古装戏。

但最近这部戏受到了诸多网友的恶评，其主要原因就是诟病它的价值观矮化，甚至不比古人，将妓女也分为了三六九等。

赵盼儿和宋引章不断强调自己卖艺不卖身，将“靠手艺吃饭”的官伎与青楼女子区分开来，彰显自己出淤泥而不染。

引章与名妓张好好的一番谈话，更是表达出对“以色示人”女子的不屑。

仔细看这个段落，非常有趣。

张好好劝宋引章不要自轻自贱，她的方式是，给予引章职业自豪感和认同感。而这种自豪感的来源是——就算做官的，终其一生也很难随时面圣，而歌喉出众的张好好年纪轻轻却两次得到皇上皇后的亲口夸赞。

官方盖章认证的荣誉感和满足感，几乎是张好好职业巅峰的标志。

而这个巅峰相对应的底层，就是她们看不起的“以色侍人者”。

以我们当今的主流价值观来看，以一技之长得到肯定的人，确实是要优于以美色侍人者。

所以以现代人的思维，不难理解为何盼儿、引章和张好好都看不起以色侍人的青楼女子之流。

大抵，这可以称之为现代人眼中的古代青楼女子鄙视链：

官家乐坊看不起民间歌妓，风雅名妓看不起青楼女子，知名青楼姐妹看不起八大胡同的散户窑姐儿。

在这个鄙视链中，宋引章属于官家乐坊阶层，京城教坊司琵琶教头，虽属贱籍，但有事业编制，体制内小领导，月薪和年终奖足额发放。除了社会地位低下，本质上属于歌妓中的铁饭碗。

张好好呢，属于民间歌妓中的顶尖人物，风雅名妓，其专业顶尖程度甚至引起官方注意，被大宋天子官方盖章授予“中国好声音”蝉联年度总冠军称号。

赵盼儿，则属于挣扎着脱离这个评价体系的女子，从官家乐坊脱离贱籍，成为良家妇女，无疑处于比管家乐坊更高一级的阶层。

纵使有点茶、绿腰舞的好技能，也端的金盆洗手作羹汤，再不问风月。

看似，赵盼儿是三人之中给最没有“事业前途”的人，但在整个宋朝社会评价体系中，赵盼儿虽然没有铁饭碗，也没有盛名，却是三位里最接近女性评价体系中“贤妻良母”的人。

这是今人（至少是主创）眼中的宋朝女子生活图鉴。

但历史上的宋朝和宋朝女子到底是怎样的呢？

经历了万国来朝的盛唐之后，宋朝进入市民社会，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宋朝是民富最强的时代。

朱冲等富可敌国的大商人皆诞生于这个时代，“家财万贯”的说法也来自宋朝。

经济富裕与文化繁荣往往是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一体两面。

民风开化，经济繁荣，官伎与民间歌妓可以算作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部分。

李师师、梁红玉等，都是宋朝有名的歌妓。

但名声与社会地位是两回事。

北宋歌妓李师师，因为仗义豪情而人送外号“飞将军”。汴梁文人墨客为赌芳容无所不用其极。更有野史称李师师与宋徽宗之间有一段露水情缘，后进宫获封“明妃”。

但野史中的李师师，晚年被赶出宫，凄苦度日。

宋朝最有名的歌妓尚且经历着被嫌弃的惨淡的一生，更遑论其他风尘女的命运。

宋朝另一名妓梁红玉出身将门，文能做诗词，武能挽长弓。

梁红玉祖父和父亲都参与了平定方腊（没错，就是《水浒传》中攻打的那个方腊）作战，梁家但因战败而获罪，她因父罪沦为官伎，后机缘之下嫁给南宋名将韩世忠将军为妾。

梁红玉从良做妾之后，堪称报复性立功，保驾勤王、大骂秦桧、与夫君同上战场，最终战死沙场。

很难说，梁红玉的一生到底是女性主义的崛起，还是一个官伎想要洗刷耻辱、自我证明的历程。

其实更像是两者兼具。

梁红玉的一生恰恰证明了，即使是出身将门，一旦曾为官伎，纵然金盆洗手，也免不了在世俗评说体系下至多为妾的命运，终其一生，都在摆脱“官伎”的烙印。

所以，无论是以今天的眼光还是当时的语境去品读妓女的一生，无疑都是悲苦的、惨淡的、被践踏、被轻视、被历史的尘埃裹挟的一生。

赵盼儿、宋引章、张好好，无论如何洗白，如何被表彰，也无法挣脱歌妓被轻贱的命运。

悲哀的是，这种轻贱，无论是在七八百年前的宋元年代，还是在21世纪的今天，都从未变。

我们今天唾弃《梦华录》的改编在女权路上不够彻底，某种程度上，恰是因为我们仍身处其中。

我们处在一个左右摇摆、难以迈步的时代。相较于千前的宋朝，本质上并不显得进步或是高明。

大宋有柳永流连烟花柳巷，为歌女妓女作词谱曲，一首首宋词婉约清雅，诉说着歌女恋情的悲切哀婉。

柳永的《雨霖铃》大概是个中翘楚。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的词在当时被称为“淫词艳曲”，甚至因为这个名声，累了柳永的科举。

那年头，写词是文人墨客的副业，真正的主业非常明确——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科举是文人墨客的唯一出路，恰如嫁人从良是时代名妓的最终归宿一样。

纵使情深如柳永，也终究是要考科举、中进士，得一个御赐的“白衣卿相”，打着“奉旨填词”的旗号名正言顺流连烟花柳巷。

千百年来，人类刻在基因中的生殖崇拜决定了无论男女，人总是会对长相身材俱佳的人类产生超高的兴趣（或是性趣），这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因需求。

妓女与文人墨客的故事，总是作为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而广为流传。

没有人关心，在happyending的大结局之后，所谓的妓女与丈夫过着何种生活。

从良，几乎就是妓女故事的终点，却不管从良之后到底是为妾还是为妻，生活又是否和睦幸福。

当年薛涛与大诗人元稹的爱情故事一度是天下美谈，但三个月后，恋情戛然而止，元稹调任，随之移情。薛涛兜兜转转，情系剑南节度使韦皋。爱到浓时，薛涛为他处理公务；情感不合，薛涛就被打发到边疆当营妓。

世人只知薛涛之名，却不知薛涛之苦。

官伎、花魁、头牌，千百年来从未有过任何尊严可言。不过是封建社会权力结构下的一粒齑粉，根本无法建构起所谓的职业自豪感。

像《梦华录》里张好好那样感慨自己“比普通百姓强”的花魁，不论千百年前还是千百年后，都一样显得怪异而难以自洽。

千年之前，花魁、官伎、乐伎，确属贱籍，处于社会最底层，无法因为被夸了两回就沾沾自喜，以为自己这行当还不错。

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风气，让她们对自己所处的阶层有着清醒又残酷的认知。

名气、才情与社会地位是完全割裂的存在。

现如今，我们期待看到她们博爱，期待看到她们不再“自轻自贱”，见不得她们内耗、雌竞，将风尘女子也分个三六九等；见不得卖艺不卖身的看不起“以色侍人”的。

越是缺什么，越是在意什么。

一千多年了，我们在一个文艺作品里如此斤斤计较、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不就恰恰证明了，这世界，从未如我们期待的那样，人类文明的进程与科技发展同步从蛮荒走向开化、自由、平等。

这个真相很悲哀，但这种悲哀并不独由女性来承担。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

女人从来不是一种性别，而是权力机制下弱者的另一个社会身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权力系统之下被蹂躏玩弄的“探花郎”负心汉欧阳、在权力倾轧之下不得不寻求靠山的顾千帆，乃至一手缔造这出《救风尘》而始终徘徊在科举体制之外不受认可的关汉卿，都与张好好、宋引章、赵盼儿一样，是那个时代的“女人”。

时间看似过了千年，但人的精神追求却与千年前几无二致，甚至小退几步。

到底该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