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农：郭沫若·黄裳·阿英

□桑农

　　在《阿英与友朋书信辑录》（作家出版社2022年2月第一版）中，有郭沫若1961年12月5日复阿英信。全文如下：

阿英同志： 　　上月十七日一书及《文汇报》大样一纸，昨日始接读。《绘声阁续集》已借到否？甚望先睹。勉仲一文很好。敬堂一文，尚值得商榷。焦理堂《云贞行》是否作于乾隆56-57年，未见原稿本，不敢肯定。稿本不知是否焦之亲笔。如为别人所抄，则纪年未必可信，不然，何以刻本《雕菰集》却无纪年耶？ 　　　　 郭沫若 十二月五日 　　

　　《阿英与友朋书信辑录》编者注云：“勉仲即黄裳……信中所说二人文章似为1961年12月16日《文汇报》刊登的《关于陈端生二三事》和《陈端生是‘陈’云贞吗？》。”这里“似为”两字，过于谨慎了。实际上就是《文汇报》编辑，也即黄裳本人，托阿英将报纸清样寄给郭沫若过目，因为这两篇文章关涉他当年正在进行的《再生缘》研究。

《阿英与友朋书信辑录》，钱荣毅/编，作家出版社2022年2月版，49.00元。

　　此前，陈寅恪《论<再生缘>》一文流传海外，颇受各方关注。郭沫若对这部长篇弹词也很感兴趣，找来原著细读，并亲为校订。他所参考的文献，除陈寅恪依据的版本外，还有郑振铎藏的手抄本、阿英提供的初刻本等。关于《再生缘》作者陈端生，郭沫若有新的发现。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公开发表，一些读者也纷纷参与讨论。《文汇报》上刊登的这两篇文章，对郭沫若的论点或有补充、或有商榷。郭沫若读后，得知“勉仲”手上有他没见过的《绘声阁续集》，便让阿英代为借阅。这才有信中那句：“《绘声阁续集》已借到否？”

　　郭沫若随后又撰写长文《读了<绘声阁续稿>和<雕菰楼集>》，对《文汇报》上的讨论予以回应。该文首发于1962年1月2日《羊城晚报》，又载于两天后的《文汇报》。文章第一段写道：“上海《文汇报》，于12月16日，同时登载了有关陈端生两篇文章。一篇是勉仲的《关于陈端生二三事》，另一篇是敬堂的《陈端生是‘陈’云贞吗？》，我都仔细读了。我很高兴，在作陈端生的研究上，又得到了一批重要的新资料。我还要特别感谢勉仲同志。虽然我们尚未相识，经过阿英同志的中介，他却慷慨地把他所藏的《织云楼合刻》重刊本(《绘声阁续稿》在其中)远道寄出，让我能够得到翻阅的机会。这书在目前是很难得的，我在北京、上海、广东、广西，四处托人寻找，迄今尚未找到。接到勉仲同志的珍藏，真是万分高兴。我立即费了半天工夫，亲自把《绘声阁续稿》抄了一遍。原书蠹蚀得相当厉害，有二、三字已经不能认出，如不经过仔细的加工护惜，是很难经久的。”文中还多次提到“勉仲同志”，如“我已经接受了勉仲同志的提示”“诚如勉仲同志所已征引”“勉仲同志说得好”“这是勉仲同志的又一发现”“这也是勉仲同志所发现的一个补充材料”。可见，郭沫若是公开称许黄裳文章的。

　　郭沫若复阿英信，自然是一封私信，但当时可能已经流传出来了。南京师范大学编《文教资料简报》1980年第5期，载有“关于《再生缘》研究郭沫若与阿英的通信”，首次将此信公布于众。此信原件，一度出现在保利香港2015秋季拍卖会上，现藏何处，不得而知。

　　黄裳当年，也在第一时间得悉郭沫若复阿英信的内容。他后来写有《阿英的一封信》一文，转引阿英当时与他的通信。阿英在信中谈到转寄“大样”及借书之事，且摘抄了“郭老”的回信。

　　阿英给黄裳的信里还写道：“《绘声阁正续集》（我有正集），《碧城仙馆集》（他已看过，但没有见到原刻），已转寄郭老，并请其翻阅时小心。他带回后，当即日寄回给你。”黄裳在文中对此特别加以说明：“当时郭老正在以很高的兴致研究《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而我正好藏有端生妹长生的诗集正续集，为‘织云楼合刻’的两种。就托阿英寄给郭老，后来郭老又写了一篇长文论定。那两本‘合刻’是我在来青阁买得的，已经蠹吻如丝，郭老在阅读过程中还手为粘补。”

　　至于郭沫若在长文中说：“我还要特别感谢勉仲同志。虽然我们尚未相识……”这是他“贵人多忘事”罢了。据黄裳《珠还记幸》记载，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他以《文汇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采访过郭沫若。1947年在上海，黄裳借编《文汇报》副刊“浮世绘”之便，收集时贤笔墨，曾得到郭沫若为他手书的一首七绝，写在印有溥心畬画的笺纸上，上款为“黄裳先生雅属”。不过，郭沫若记不得一位偶有交接的记者，本属正常。何况“勉仲”是个笔名，当然，“黄裳”也是笔名，在郭沫若的记忆中，确实很难将两者对上号。

　　而从黄裳这方面来看，能得到“郭老”的称许，能为他的研究提供资料，想必深感荣幸。黄裳在回忆文章中说及，郭沫若研究《再生缘》时，借阅了他的私人藏书，“还手为粘补”，感念之情，溢于言表。

　　关于阿英在信里摘抄的郭沫若那句“勉仲一文很好”，黄裳没有作任何解释和说明，似乎是不愿张扬。但他的书话集《榆下说书》将《阿英的一封信》收录其中；同时收入的，还有那篇《关于陈端生二三事》。有意思的是，《榆下说书》里收录的几十篇文章，全都写于1978年之后；只有《关于陈端生二三事》一篇，写于1961年。显然，新书补入曾以“勉仲”笔名发表的旧文，无疑是要与那句“勉仲一文很好”遥相呼应，让细心的读者能够有所联想。

　　再说黄裳《阿英的一封信》一文里转引的阿英书信，写于1961年12月16日，近四百字，包括落款、日期，几乎是全文照抄。阿英在信中除了谈到“郭老”，还谈到自己“买书癖日甚”的近况，涉及当年藏书界的生态环境。黄裳另有两篇文章，《往事回忆》和《<版画丛刊>及其他》，分别转引阿英于1953年8月13日和1954年11月25日写给黄裳的信，前一封三百多字，后一封四百多字，也都是全文照抄的。这三篇文章，都收在《榆下说书》里。这本书颇为有名，比较常见；可这三封信均未收入《阿英与友朋书信辑录》，不知何故。

　　此外，《文教资料简报》1980年5期“关于《再生缘》研究郭沫若与阿英的通信”中，也有一封阿英致郭沫若的短信，约一百二十字，《阿英与友朋书信辑录》同样失收。

　　以上四封阿英佚信，并非空洞无物的应酬短简。信中涉及的一些细节，对于了解阿英的生平交游、了解当时文艺界、学术界、出版界的状况，都极具参考价值。希望《阿英与友朋书信辑录》再版时，不要忘了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