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南北朝史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同样，中国古代史学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通过大量的考古实践发现，中国对历史的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即所谓的史前史。先秦典籍中，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因此《尚书》、《春秋》可谓中国史书之确论之作。

先秦至南北朝史著的主要发展

时至两汉，随着大一统思想的确立和汉民族的最终形成，史官制度进一步确立和完善。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开通史之先河；而东汉班固的《汉书》为断代之初始。《史记》、《汉书》的出现彻底奠定了中国古代整体史书发展脉络的主干，对后世史书编纂产生了极大影响。除此二集大成者之外，《汉纪》作为第一部编年体皇朝史，在历史记录和历史思考上，更上一层楼。

自魏晋南北朝始，私家修史之风兴起。

朝代的频繁更替、少数民族向中原的渗透、中外交流的发展、门阀政治的兴起等，都是导致这一时期私家修史兴起的原因。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皇朝史的编纂在此时进入一个高潮，包括《后汉书》、《续汉书》、《三国志》及南北朝时期的《宋书》、《南齐书》、《魏书》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同时，地方史、民族史、家传谱牒的编纂也逐渐发展起来，并开始走向正规的发展道路。

先秦至南北朝史论的主要发展

从远古到战国时代末期，随着神的身份的变化，历史来到了人间。虽然春秋时期对神的崇拜仍在历史观念中占统治地位，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当时对神的怀疑思想已经产生。春秋晚年的孔子在评价远古人物时认为他们都是人，不过是有突出成就的人。战国时期，随着人们思想的大活跃，学术界的百家争鸣促进了萌芽状态的历史观的发展。墨子、商鞅、孟子等在天人关系、对历史的认识方面，都已经突破了对神的崇拜。

秦朝实行高压的政治文化控制，历史意识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秦朝仍保有史官制度。秦史官所修之史，今天可见一斑的是《秦记》。两汉吸取秦亡的教训，进而普遍关心古今之变。

秦亡汉兴的历史事实提供了最好的思考素材，两汉时期的人们不断从这一段历史中思考决定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总结兴衰成败之理，获取治国兴邦的有益帮助。例如，董仲舒为适应汉武帝的需要，提出天人感应与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强调了人对社会与自然的主观能动性，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适应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要求。两汉时期的历史思考大大丰富了历史意识的内容，人们开始关注古今关系，重新认识天人关系，批判社会的意识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早期的改良社会的思想。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动荡混乱，客观历史的纷繁复杂，推进了人们的历史认识，激发人们继续探讨前人留下的历史认识问题。例如，天人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关于佛教争论的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的发展。

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兴亡成败问题，是史学家、政治家普遍关注且反复讨论的问题，从这一时期的撰述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兴亡论也就是在此时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政治、军事情况的错综复杂拓宽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人们开始从多个方面思考前朝的兴亡原因。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相较于两汉时期也更加注重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积累的历史认识，为其后统一的隋唐的政治统治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有了利用历史知识、解释历史事实的初步意识，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都离不开它。《诗》、《书》中已经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孟子、荀子等，以及《吕氏春秋》都引用了不少史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先秦时期的历史评论主要涉及两种类型：一是就事论事，二是把同类事物集中论述以阐明一些规律性的、主观的东西或观点。

第一类的目的是为了就历史给今以借鉴，辩是非，明善恶；第二类比第一类在历史评论上更近一步，已经认识到了历史本质的某些方面，开始有意识地探讨历史规律，甚至规划未来发展.

例如，荀子曾言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而“忧患不可胜校也，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即以汤武、舜禹比秦国，间接说明了自己对于秦国历史前途的看法。有意识地评论历史，运用历史知识，使先秦时期的人能疏通之远，并开始了以历史评论影响政治思想道路，这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时也对中国古代历史学和史学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终，秦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建立起空前统一的皇朝。秦朝的君臣都很重视史学的借鉴作用，统一后在分封与郡县问题上，李斯引古筹今的一翻话，“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雔，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佛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异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变。”

另外，秦始皇非常信奉当时流行的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思想，以论证秦代替周一统天下的合法性。虽然秦始皇非常重视历史的宣传作用和史学的借鉴作用，但他同时也非常恐惧历史记载，由于秦朝实行严格的文化专制政策，因此民间历史评论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抑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历史评论的整体发展。秦亡汉兴的历史实践，使新生的汉政权更加注重历史的作用，希望借助历史增强政权的凝聚力。西汉时期，除了从历史事实中总结经验教训和规律以外，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也正是在这样的时期诞生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部极其重要且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一一《史记》与《汉书》。

司马迁的史论很多是围绕天人关系和历史循环思想的。他的思想受到先秦思想家和董仲舒的影响，因此具有明显的历史哲学的色彩。而在司马迁之后的思想家在这两方面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认识，从而史学界也继续五德终始说。例如，东汉班固说西汉之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此外，《汉书》在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上更加精进，其中各帝记赞、《司马迁传赞》、《王莽传赞》等皆属历史人物评论的精品之作。班固对人的历史作用有很高的评价，《汉书》的论赞比较注重对所记之人的品评。班固评论人物的兴趣，对东汉末年魏晋时期品评人物风气的形成，或许有一定的影响。

东汉末年的荀悦和东晋末年的袁宏，他们二人的史论“脱离了历史本身，而更接近于子书中的议论”，（荀悦《汉纪》中的史论大概可以归为：一是对一些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的做伦理道德上的褒贬品评；二是对汉代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的评论，或由此引申至自身所生活的年代；三是提出命题，如“六主”、“六臣”等，以史证之。

这使荀悦的史论偏离了历史事实，而偏向于经学，接受儒家思想的指导，“春秋大义”是其史论的标准。荀悦的史论并不在于讨论历史本身，而是陈述一些政治主张，这对政治确有可资借鉴之处，但就史学而言，“荀悦的这些议论价值并不高”。

与荀悦相近的，是东晋袁宏的《后汉纪》中的史论，虽然从《后汉纪》中可以看出袁宏非常注重史论，“全书之论共计五十五条（包括所引华峤论四条），最长的达一千零三十四字，最短的四十一字，一般都在三百字以下，共计约一万七千字左右，占全书篇幅的十二分之一，为历史书所仅见”。但袁宏的史论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属类似子书的议论，这和荀悦很相似。

学术史上相邻的两个时代是不可能完全隔离孤立存在的，一定有过渡阶段存在的。在南朝的史论中，我们既能感受到与汉晋史论的影响，也能感受到转变的迹象，袁宏的史论中就既能看到荀悦的影响，也能看到其与荀悦不同的转变之处，他注意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并试图解释这样的现象。

东晋以后的史家很关注探讨历史得失成败的原因，例如，东晋的干宝在其《晋纪》总论中就将西晋与西周的历史相比较，认为西晋的创立“创基立本异于先代”，并从几个方面分析了西晋灭亡的原因，指出西晋之亡“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经”的意义在于判断是非，而“史”的意义在于明古今成败之理。东晋，特别是南朝以后的史论更接近于史学意义上的论述。

南北朝由于形势的不同，对于学术和史学都有一些不同之处。北朝的议论思辨性不强，不如南朝史家的议论较深入。

其中，范晔对“古今著述及评论”大多不满意，对著述不满意在之前的史论中已有，而对评论不满意确是初次见到。并且，自此以后关于史书的评论越发增多。例如，《文选》设《史论》一目；《隋书•经籍志》史部不仅有范晔的《后汉书》，还有其赞论四卷。

结语

总而言之，南北朝以后的人们对史论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无论是历史评论，还是史学评论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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