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凌男孩”：性别解放还是传统复辟？

王心凌签约“星筑未来”

艺人营销是非常普遍且正常的商业行为，无可厚非。只是近五年来罕有女艺人与男性粉丝群体形成如此紧密的互联网印象绑定，到底是王心凌在迎合男性粉丝还是男人们盯上了王心凌？
“甜心教主”
2003年王心凌签约日本艾回唱片公司时，正值台湾地区“少男杀手”出现空位，艾回“甜心教主”横空出世，抢占市场空白，并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不过此时台湾地区音乐市场已经在下坡路上走了好几年。2004年，王心凌发布眼下热门单曲《爱你》同名专辑，这一年台湾地区音乐唱片销售总额不到1998年的百分之四十。是年的唱片销量冠军是周杰伦的《七里香》，王心凌专辑销量只能位列第十位，销售额只有第三名（S.H.E专辑《奇幻旅程》）的一半。2005年，王心凌推出第三张专辑《HONEY》，登上畅销榜第八的位置，名次在前进，销售额却缩水近百分之二十。与下行的销量呼应的是台湾地区音乐及艺人的影响力，如今乘风破浪的王心凌彼时从未翻手云覆手雨，而出道后的第三年也是王心凌最后一次登上台湾地区音乐畅销榜榜单——尽管此后她出过八张唱片。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韩国偶像行业在亚太地区扩张势力，台湾偶像剧产业大爆发，大量同质化“甜心”涌现。加之社会潮流更替，“甜心”逐渐被更有力量感、更性感的女性形象取代，始终在做“甜心教主”的王心凌变得缺乏竞争力且不合时宜。
2006年出演偶像剧《微笑PASTA》几乎是王心凌“甜心”时期最后的高光时刻，此后的若干部偶像剧并没有获得市场认可，影视音乐不仅未能两开花，甚至双双凋零。王心凌并非没有尝试转型，前期是她不能——由于音乐市场萎缩，唱片公司为节省开支主推创作型歌手，行销策略更加保守，缺乏创作才能的王心凌议价能力弱，无法对抗公司决策，2006年续约艾回，次年改签金牌大风，两家公司都不肯放弃甜心市场；后期她不得不转型——2012年王心凌转到环球音乐旗下，此时她前后陷入几个渣男的情感泥潭，更有前男友曝光私生活，致使甜心形象受损，加之青春转瞬即逝，尽管在外形上做了技术调整，仍难摆脱身高、身材、本人心态的局限，先后向辣妹、熟女的转型，市场都不买账。
王心凌红过，但迅速糊了。与王心凌同处一个时代的女艺人，比她红的或者转型做“大女人”刷新公众认知，或者因为个人私生活远离甜美少女形象。王心凌的花期过短，以至于公众印象中的王心凌一直停留在“甜心”的高光中，并化作青春期的记忆永久地定格、封存。有时候“糊”也是一种保护色，虽说无法红得热烈，却也免于被黑得惨烈。同样是参加《乘风破浪》，同样做过甜心偶像，比王心凌红的TWINS中，“阿娇”在社会舆论层面仍然没能彻底摆脱“艳照门”影响，“阿SA”因为和知名度较高的男艺人婚恋风波打破少女滤镜，和王心凌更同质化但更年轻的郭采洁自从搭上《小时代》可爱少女形象便碎成一盘散沙，不用风吹，走两步就散了。剩下一个内心和外形都无力做出改变的王心凌，年至不惑也不再困惑，坚持做一些人青春记忆中的甜心活化石。

2020年单曲《劈你的雷在来到路上》，38岁的王心凌坚持做少女

“王心凌男孩”
娱乐综艺普遍被认为主要面向女性观众群体，2020年《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播出时这一特征尤为明显。节目并不排斥男性观众，只是其中呈现出的女艺人群体内部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样态更接近于现实女性经验。第一季的成功是新的节目形式、缺乏娱乐的社会环境和唤起主体观众共鸣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年的张含韵和如今的王心凌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区别在于“姐姐”张含韵唤起的更多是女孩的共鸣而非直男的怀旧。《乘风破浪》在公众认知上仍被视为前两季的延续，但通过删除了标题中的“姐姐”实现去性别化，抹去了拍摄对象与观众的拟制亲缘关系，拉开距离的同时淡化性别分野，为“王心凌男孩”的涌入提供契机。
喜欢女歌手的男粉丝并不罕见，但在形成“王心凌男孩”现象之初“老公/男友看王心凌”的同类型短视频（以下简称“直男反应视频”）特别突出了“异性恋男性”特质。这一特质使得王心凌翻红与王心凌男孩之间的关系回归到了传统的父权结构中。父权具有三种特质：男性支配、男性认同、男性中心。“王心凌男孩”将这三种特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如今人设先行，鼓励女性专心搞事业、杜绝恋爱脑、成为“大女主”的时代，女艺人往往被包装成优秀又努力的榜样标兵。相比之下，王心凌罕见地维持着传统父权制下二元性别特质下的女性样貌，纤细较小，幼态模样，没有攻击性，也不是很有主见，在女性群体中依然扮演着被保护者的角色。在两性互动的场景中，王心凌从出道至今的作品核心都是“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后期作品也是和过去的情史自我和解，“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没有怨恨，没有反思，更没有反抗和报复，无论是憧憬爱情还是和情伤和解，都是她本人的写照。这些二元论下的女性特质，正是时下直男所缅怀的。
公开表达女歌手诱发的怀旧是存在风险的，甜歌与感性的怀旧情绪都被传统父权认为属于女性特质，个体的表达会有损于男性气质，影响男性认同。然而大量直男反应视频的出现从源头消解了男性认同问题，做“王心凌男孩”免于被质疑取向和性别气质，表述回退到传统父权制下安全的框架中去，男性认同使得群体不断壮大。
如果说直男反应视频中，男性是作为被观察、被反映的客体，那么“王心凌男孩”的自我诠释则将男性从被拍摄客体转换为主体，回归男性中心叙事。无论中年将至追忆青春的怀旧叙事，还是阐述彼时畏惧偏见不敢公开表达，核心都是在表现“我”这个作为主体的男性，这种男性中心特质在股票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王心凌已然被概念化，成为一种符号，对王心凌喜爱的表达下本质是借由这一概念推高股价，最终目的是帮助男性成就和实现自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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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构成了“王心凌男孩”被广泛讨论的主要因素。以女性为主要构成的粉丝群体往往和男性群体一样显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和极端的自利性，区别在于女性粉丝会通过话术将自己描述成偶像利益的受惠者，将自己的行为解读成一种利他（即偶像），强调个体的奉献于牺牲，并力求个性消弭于粉丝群体的共性之中。而男性粉丝则更在乎个体本身获得的感受和能够从中攫取的利益，投身“王心凌男孩”的群体中用“王心凌”的名字刷屏，表达爱意之余更多表现为征服的快感。
2019年7月，个别周杰伦粉丝为了防止蔡徐坤在微博超话榜单登顶号召“路人”进行打榜投票。彼时蔡徐坤在虎扑、哔哩哔哩等男性群体主导的网站上口碑不佳，在这场流量之争中，周杰伦成为凝聚男性群体的一面旗帜，用以讨伐女性为主体的蔡徐坤粉丝，尽管后者精于饭圈打投机制，奈何对方人数众多，最终单方面宣布投降。这场新旧偶像之争本质是男性对社会话语权主导地位的巩固。此一役中，周杰伦打败蔡徐坤被视为是正义的、正当的，被视为给嚣张的饭圈一个教训，但采用的手段仍然遵循着饭圈规则，而非跳出数据工人的思维局限进行纠偏。男性批评女性群体为主的粉丝文化诸多弊端，清朗行动之后“饭圈女孩”销声匿迹，“王心凌男孩”站出来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打榜投票，反观周蔡之争，可见男性反感的并不是饭圈规则而是女性对时代偶像领域话语权的统治力。在媒体主导的舆论领域，也乐见延续男性中心主义叙事维护男性支配。在以怀旧、助推股价两方面展开的报道中，“王心凌男孩”被描述成长情的、有活力的、于经济发展有益的角色。反观对女性主导的饭圈文化报道则更倾向于描述个体精神上的狂热和经济上的浪费，是负面的、消极的，在对流量产业的报道中，女性粉丝也扮演着消极的、受压迫的被动角色。同样来自台湾地区、同样进行大规模营销，“刘畊宏女孩”出现在热搜上大多是负面的，跳健身操受伤、出现异味等热门报道将女性与笨拙、邋遢等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而泛滥的“王心凌男孩”直男反应视频在热搜上与青春、趣味挂钩。在对“王心凌男孩”精神层面的诠释中，许多文章倾向于引入“性别气质”概念将王心凌男孩喷发增长解读为摆脱性别气质和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革命性行为，为其诸多带有鲜明父权特质的行为进行正当化，“男孩”再次占领了正义的制高点。
“男孩”们用王心凌的名字刷屏背后，是女性话语权在社会层面的大范围消失，即便在安全系数相对高一点的娱乐领域，女性声音的消弭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近些年的社会实践中，同样都是“粉丝”，当性别分野中男性持续扮演并强化群体的正面、正当、正义角色，作为对照的女性群体就会在日趋保守的舆论空间中趋于负面，话语空间面临一再被限缩的困境。
一生坚持做甜心教主、四十岁也要做少女本身无可指摘，但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少男杀手”继任者的“甜心教主”本身是服务异性恋男性群体市场需求的，王心凌本人糊的那些年本身是时代潮流对某一类型特质的淘汰，如今“王心凌男孩”试图在怀旧的外衣下掀起复辟风潮，舆论平台为短期利益所挟持继续加速这种趋势。流行风潮回退并不能带回曾经文化市场的繁荣，传统父权对话语权的扩张与巩固却可以引人通往更可怕的地方，王心凌自己甘愿做敬业人质，但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