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娘和小伙计

鱼老板孟柏森死了，是半夜开摩托车从昆山回沪时翻在沟里摔死的。

车上那用来装活黄鳝的二只大铁筒正好压在他身上，把那厚实的胸膛压得很扁很扁。

两眼瞪得很大，阿芳抹了几次，但始终不愿闭起来。

阿芳说，是孟柏森恨儿子孟平的缘故。

孟柏森是个体鱼摊老板，每天凌晨驾驶摩托车到昆山的渔场去取货，五点赶回来交给小伙计国梁拿到集市去卖。

后来国梁自己摆摊了，他便交给了阿芳。所以，虽然孟柏森爱喝酒，但夜里他从来是滴酒不沾的。

昨天夜里孟柏森喝酒了，喝了很多很多，喝得睛珠都发红了。

“等孟平回来，我非亲手用刀捅死他不可！”

孟柏森的拳头把八仙桌的台面差点砸穿。他不知道，孟平早已经回来了，正躲在弟弟孟凡住的小阁楼上紧张地听着楼下的动静，手中还攥着白天打架时的刀。

阿芳不敢去夺丈夫手中的酒瓶，此时此刻，她怕孟柏森醉，却又希望他醉。

孟平打架不是第一次了，动刀子却是第一次。

这天早晨，为帮弄堂口开餐馆的阿胡子对付二个寻衅的外地顾客，孟平找出大号水果刀，一刀扎下去，只差二公分就要了那外地人的命。

国梁闻讯赶来，夺下了孟平手中的刀。

孟柏森这一气非同小可，发了疯似地找孟平，可哪儿都没有，只能回家喝了一夜闷酒。

凌晨，孟柏森照例又要驾车去昆山了，阿芳拉住了丈夫哀求着，“柏森，休息一天吧！"她仿佛已预感到什么，总觉得害怕。

“呸，你给我滚开，都是你护着这个小赤佬！”孟柏森狠命推开她，头也不回地骑车走了。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民警带走了孟平，他因不到法定年龄够不上判刑而被送去劳教三年在二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阿芳一次也没有去探望在白茅岭农场的孟平，她恨儿子。

倒是国梁去看过孟平几次，可孟平却对管教干部说，他不认识叫国梁的人。

国梁只好留下带去的东西，搭乘当天的末班车赶回上海，他从来没有告诉过阿芳自己去看孟平的事。

中秋节阴雨绵绵，国梁提着月饼又到白茅岭去了。

乡间的雨白茫茫一片，国梁把月饼紧紧地搂在胸前，不让雨淋着，一步步在田埂上走，肝又隐隐地痛了起来；国梁想起了孟柏森救他的事。

那一年，一帮小流氓砸国梁的摊位，拳头、秤杆、勾子不断打在他身上，当时，他感到肝区疼痛。

这时孟柏森冲过来，用练过“帕克新”的大拳头救出了小阿弟。

那天晚上，他躺在孟家养伤，孟柏森又用拳头摆平了那些小流氓，使他们从此不再来捣蛋。

当国梁赶到农场，已经全身湿透，孟平接过像泥巴样稀烂的月饼时，依然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眼中现出感激的光。

孟柏森死后的第二个星期，国梁对阿芳说：“师娘，不要摆摊了，我能养活你。”

阿芳看了看国梁那皇猪肝色的脸色，沉重地摇了摇头，闷声不响地划鳝丝了。

孟柏森死后，没有人去昆山装货，阿芳只能从二道贩子那里批点黄鳝，划起鳝丝来了；没人帮国梁运鱼了，国梁也只能去贩子那儿批发鱼。

但钱却没有少赚，因为孟柏森死了，街上少了一个最大的卖主。

人要倒霉，喝口水都得噎死人，这话一点不假。

已经坐吃山空的孟家再遭大难。

那天，孟凡偷偷启动摩托车的引擎，溅出的火星引燃了放在楼梯下的汽油，大火烧掉了所有的家电和细软，但摩托车却完好无损。

大火烧过后阿芳病倒了，她躺在床上整一个星期没有下來，国梁每天都来她。

人说女人是水做的，国梁每次来，阿芳每次哭，哭得国梁不敢抬头。

他的手在口袋里掏了几次，终于没政把钱众出来。

他知道阿芳的脾气，那年他被打伤躺在孟柏森家里三天三夜，阿芳端汤送水。

后来他去买了一块高档的女衣呢料送给阿芳，被阿芳狠狠地摔了出去，从此国梁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第七天早晨阿芳起来了，她从颈上解下连着鸡心的项链，那是孟柏森花了三千元买给她的。

阿芳用丝绒把项链擦了很久，金鸡心里嵌着孟柏森的账咪照，她用发夹轻轻地把照片挑出来压在玻璃板下，拿出发票出门了。

阿芳站在天桥上足足有三个小时，人来了，人去了，可如水的人流中，没人停下来看一眼项链。

一个外地人停步看货，却被过路的中年人挡住了，“当心，现在马路上骗子不少。”

“我家里失火，我男人又死了，我……”

“哼，现在会编故事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越编越离奇。”

中年人抛来鄙夷的一笑，外地人便逃也似地离去了。

阿芳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老远听到家里传出的摩托引擎声，她惊恐地奔跑起来，是孟凡！

“啪！”阿芳拼尽全力扇了孟凡一个大耳光。“为什么不去读书？”

“我要到昆山去装货，赚钞票来养活你，我会当心的，不会像爸爸那样……”泪水顺着孟凡的脸颊淌下来阿芳的嘴唇颤抖了，好久才抓起桌上的书包向孟凡扔过去。

“滚，到学校去，我饿死也不许你走这条路。”

第二天，国梁拿着一叠人民币走进了小楼。“师娘，听说你要卖金项链，就卖给我吧。”

“你要链条干什么？"阿芳疑惑地问。

“将来准备送给女朋友的。"国梁不自然地笑着，他看到阿芳脸上的肌肉抽搞了几下，他拿着钱的手便有些僵硬起来了。

30多岁的男人怎么也想象不出眼前这位四十多岁单身女人的欲望。

“当然，你总是要结婚的。"阿芳叹口气喃喃自语着拿出了项链，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她竟没有取出金鸡心里那张孟柏森的照片。

半年以后，国梁又买下了孟柏森的摩托车。他有钱可没乱花，他不去卡拉OK,麻将也不会搓。

“哼，没良心的，尽发困难财。柏森活着时待他那么好，乘孤儿寡母困难时把值钱货都盘进了，不得好死。”

弄堂里的人指着国梁的背脊骂道。

国梁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照样开着摩托车在弄堂里进进出出。

那天，国梁开车去接提前解教回上海的孟平，孟平一见那辆熟悉的摩托车，便狠狠啐了国梁一口，然后抱着被子与孟凡一起挤上了公共汽车，连头都没有回过。

孟平早出晚归地去找工作，但一个星期下来没一个单位肯收他。

他连一张正正经经的初中文凭都没有，再说又刚从“山上”下来。

第七天，孟平没有起来蒙着被子躲在阁楼上睡觉。

阿芳不闻不问，一声吭地守在门口织绒线衫，没出去划鳝丝。挺边织边不时往搁楼上瞄上一眼，绒线拆了结，结了拆，一上午没织好一寸。

中午，国梁拎着电烤鸡进了门。“师媳，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我想请你帮个忙，让孟平给我搭搭手，看看摊头，我就专门送货，赚多赚少还像师傅在时那样拆账吧。”

“不用，只要能给他口饭吃就行了。”阿芳实在有点喜出望外。

“就说定了，明天一早五点半叫他到我摊头上来；只要他愿意，过一段时间能独挡一面了，就让他单独做生意，我看孟平是块做事的料作。”国梁说完放下电烤鸡，头也不回地走了。

等阿芳回过头来时孟平下楼了，他看着母亲脸上自从回来以后第一次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意。他拿出一瓶酒，撕开了鸡腿……

这年夏天，孟平在卖了几个月的鱼后突然失踪了。孟凡冒着酷热走出大街小巷也没找到孟平。

讨债的人却不怕热，天天上门纠缠。刚露出几天笑容的阿芳脸又象被霜打了似地怕人。

孟平人小心大，他要把家中被火烧掉的东西再买回来，要让母亲买根新项链。

爸爸曾说过要翻房子，他觉得自己是长子，这个愿望应该由他来实现。

有人告诉他卖西瓜能盈大利，他借了二千块钱，到川沙拉回了四吨西瓜。

西瓜卸下后，暴雨连着下了二天二夜。天骤凉，没人来光顾削价的西瓜。

几天后，西瓜成批烂了，孟平赔了本不算，还因烂西瓜影响环境卫生而罚了款。

另外，帮着卸西瓜的、看摊头的小兄弟们又像苍蝇跟在孟平身后要“辛苦”。

孟平逃走了，他们就找到盂家，总是逃得了和尚选不了庙。

阿劳被缠得发昏，只好拿出开伙仓的钱打发这些小兄弟们，然后颓然地看着孟柏森的遗像。

阿芳木然地坐了许久，天渐渐地黑了，她慢慢地站起来，从放杂物的筐子里抽出一根长长的塑料带剪成三段，躺起了小辫子。

她编得很专注，像是在做一件工艺品一样。她记起第一次去见孟柏森时，也是这样专注地对着镜子梳辫子的，现在，她决定去追寻孟柏森了。

这时，国梁进来了。

阿芳在一瞬间的犹豫之后，突然情不自禁地哭倒在国梁的怀里。

国梁一动也不动地揽着阿芳，沉默了许久，说：“师娘，我们结婚吧。”

阿劳的肩头猛地一震，她抬头凝视着国梁。

国梁的脸是严肃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阿芳看了看空空的小楼，看了看孟柏森的照片，低下了头。

她需要男人，这个家需要男人。

阿芳又一次扑进国梁的怀里放起了悲声。

阿芳在忙着婚事，被孟凡找回来的孟平却躲在阁楼上磨着刀。他不愿意接受一个只比自己大十来岁的男人做父亲，他对国梁有着一种本能的仇恨。

阿芳什么也没注意，她只是东奔西跑地去挑选化妆品和时装，她希望依赖这些东西尽可能地缩短她与他之间的年龄差距，她不愿意委屈了国梁。

国梁依然在摆摊，熟悉的人都说他的气色不行了。有人说他是被熬了三年的寡妇家掏虚了身子的，也有的人说他是因为担心将来要养那两个“拖油瓶”而心痛出病来的。

闲言碎语国梁都听见了，他什么也不解释，什么也不说，就象即将到来的婚礼不属于他一样，他还是那么专心地卖他的鱼。

“休息几天吧，否则人家来吃喜酒，要闻到你身上的鱼腥味的。”阿芳恳求国梁，国梁不置可否地笑笑。

第二天凌晨，阿劳隔着一条弄堂；又听见了那熟悉的摩托引]擎声，国梁终于没有停过一天。

婚礼终于过去了。小楼里只剩下浓妆艳抹的阿劳和国梁。

孟平握着刀轻轻地掀起了搁楼小窗上的帘子：偷偷地往下看看。

灯光下，阿芳脱去火红的长袖连衫裙，贴身的三角裤将肥大松弛的腹部和直线形的腰围勒得更显分明，永芳珍珠膏的粉质终于无法填平那张已经显出衰老的脸。

孟平望着母亲那张显得有些陌生的脸，他的血在不断地往上涌，手中那把刀攥得更紧了，他咬紧牙静候着楼下关灯。

阿芳充满柔情地铺着床，那她转过身时，国梁已经换上了那件带着鱼腥味的风衣。

阿劳疑惑地望着国梁，她突然发觉，他的脸在灯光下泛着病态的青光。

国梁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带着金鸡心的项链递给阿芳，阿芳打开盖子，孟柏森的照片依然镶嵌在里面。

阿芳愣了一下，想把照片挑出来。国梁挡住了她。“师娘，照片放着蛮好，不要去动它。”

阿的心额抖了一下。“你不要叫我师娘了，叫我阿芳吧。”

国梁笑了笑：“叫师娘顺口些，一样的。”

说着他拿出了一叠百元面额的人民币放在台子上，继续对着愕然的阿芳说下去：“这里是五千元钱，一部分给孟平还债，另一部分钱让他去考个摩托车的驾驶执照，等他行了我就把摊位让给他。”

国梁边说边笑，但笑容显得有些凄然，他转身向门口走去，阿芳奔过去拉住了他的胳膊。

“你到哪里去？我知道你不会喜欢我，可这里到底是你的家，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国梁回头望着阿芳那充满着期望的眼睛，脸上露出了一种复杂而又无可名状的表情。

“我去看守鱼摊，明天还要去昆山。”

“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阿芳带着哀求的口气说。

“我知道你不会白白地要我的钱，所以才想到和你结婚，其实我根本不应该结婚的，我的肝硬化已经到了后期。让我去吧，我不能害你，更不能害我自己。”说完这话，国梁猛地从阿芳手中抽出了胳膊，然后匆忙地打开了门，冲进了茫茫的夜色之中。阿芳颓然地瘫倒在床边。

搁楼上，孟平的泪水一滴滴滚落在握着刀柄的手背上。

第二年的秋天，那是在孟平接管了鱼摊的三个月以后，国梁死了，肝腹水使那本来扁平的腹部吓人似地鼓了起来。

阿芳和孟凡哭成了泪人，孟平却没有流一滴眼泪，默默地跪在国梁的床前。有人说阿芳交了好运，国梁无亲无眷，死后留下的家当全部归了她。

有人说阿芳薄命，二次丧夫对一个女人来说实在有点太残酷了。

几天里，阿芳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国梁死了，他在这弄堂里住了那么多年，大家习惯叫他国梁，很少有人知道他姓什么，只有当孟平把名字改成姜平后人们这才知道，原来国梁姓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