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职员被误锁在冷库中，变成冰冷的尸体，警察一看：不是被冻死的

一

仲夏的一个上午，刚上班没多久，就烈日炎炎，署气逼人。

江州市公安局刑侦科科长，被誉为“当代猎神”的何钊，正在电风扇下埋头研究一份案卷，桌上的电话铃声忽然“嘟嘟嘟嘟”地响了起来。

何钊伸手拿起话筒，说：“喂！这里是市公安局刑侦科，我是何钊。”

“喂！何科，绿地食品公司的冷库里发现了一具尸体，一具被冻僵了的尸体。”打来电话的是西城区派出所所长高田。

“什么，冷库里发现了一具冻尸？这可是一件奇事！喂，是陈尸还是新尸体？”何钊问。

“当然是新尸体。死的是公司的一位叫做白书萍的职员，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初步估计是昨天晚上在冷库里冻死的。”高田说。

“公司的人怎么说？”何钊问。

“他们说，有可能是白书萍是在管理员不在场时进的冷库，下班时还未出来，管理员不知她在冷库里，便把她误锁在冷库里了。”

“这个说法大家能接受吗？”

“不，死者的母亲首先就通不过。她认为自己的女儿根本没有必要进冷库，更不会不跟管理员打声招呼就进入冷库，到了下班的时间还不出来。”

“那么，你的看法呢？”

“我也觉得这事有点蹊跷：就算是她没有与管理员打招呼就进了冷库吧，又怎么会在冷库里呆那么久，直到下班的时间还不出来呢？要知道那冷库里的温度在零下十几度，可不是一个好呆的地方。”高田说。

“不错不错，你的怀疑有道理。对了，你通知法医汤平了吗？”何钊说。

“通知了。汤平说他马上就到。”高田说。

“好的，我们也马上就到。”何钊说。

接完电话，何钊立即收拾起桌上的案卷，对他的助手赵忆兰说：“去绿地食品公司！那里发生了命案。”

二

他们与汤平几乎是同时到达绿地公司。高田立即带领他们去看现场。

那是公司用来贮存食品的大型冷库。冷库里冷气飕飕，使人毛骨悚然。一具女尸就四肢卷曲着靠墙坐在门旁。

“从冷库关闭到她冻死，这其间一定经过了几个小时，这姑娘也真够可怜的。”高田指点着尸体同情地说。

何钊仔细向尸体看了一眼，断然说道：“她不是在这里冻死的。”

“你怎么知道？”高田一惊，连忙追问。

“因为人被冻死和热死时，其外观表现是一样的。人快冻死时，体温调节中枢麻痹，产生一种极其燥热的幻觉，会拼命地撕扯衣服，这在医学上叫做反常脱衣现象。可是你看，这具尸体的衣服一点也设有撕扯坏。”何钊解释说。

“他说的没错，事情就是这样的。看来我得把这具尸体弄回实验室去，将它解冻之后再行检验，查找她的死亡时间和真正的死因。”汤平说。

“那你就快去吧！记住，一有结果立即打电话告诉我。”何钊说。

“那是当然。”汤平说。

一俟汤平把尸体运走，何钊也立即开始了他的调查询问工作。他要公司腾出了一间办公室，逐一将有关人员一一叫来进行询问。最先被叫来的是公司负责人事工作的副经理，一位三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

“请你详细说一说白书萍的情况：她来你们公司多久了？平时表现怎么样？”何钊问。

“白书萍是去年五月招聘进我们公司的。她大学毕业，成绩优秀，来我公司这一年多里，工作认真负责，成绩优异，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不错，是一个很好的姑娘。”他回答说。

“那么，她的人际关系如何？有没有什么仇人，那种必欲置她于死地的仇人？”何钊又问。

“仇人？她一个姑娘家能有什么仇人？更何况她为人老实，从不与别人争吵。不！绝对没有那种仇人。”他说。

接着被叫来的是冷库的管理员，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

“请你告诉我，那冷库的门是不是经常不锁的？”何钊问。

“是的。每天都要进货出货，有零有整，有时陆陆续续地一天要进出十几二十次，因此库门在每天上午打开后一般都不再加锁，直到下午下班时才把它锁上。”她回答说。

“也就是说，的确有人可以趁你不注意溜进冷库里去？”何钊说。

“是的。但有什么人会这样做呢？再说，我每天下班前锁冷库的时候，都会打开门来看一下。昨天我锁冷库时也打开门往里面看了看，冷库里确实什么人也没有呀。”她听后有点急了，连忙为自己辩解起来。

何钊不觉笑了，说：“你别急！我不会追究你的责任……”他刚说到这里，兜里的手机忽然“嘟嘟嘟嘟”地响了起来。他连忙拿出手机进行接听：

“喂！是汤平吗？”

“不错，是我。”手机里响起汤平的声音。

“检验结果如何？”

“尸体全身无伤痕，也无中毒的症状，手足的皮肤有大片冻伤，看来姑娘确实是在冷库里冷死的。”

“可是，她的衣服并没有撕扯的痕迹呀！”何钊疑惑地说。

“你别性急呀。”汤平继续说道，“从死者胃里抽取出来的胃液里，检测出大量安眠药硝基安定的成分。死者是被人强行灌入大量安眠药，在接近死亡的极度昏迷状态下放进冷库里去的，因此没有临死时那种撕扯衣服的动作。”

“原来是这样。那么死亡的时间是……”

“昨晚7——8时。”汤平说。

“好。”何钊点头关上手机，转而对管理员说：“冷库的钥匙你平时都放在哪里，都有哪些人拿过那把钥匙？”

“那把钥匙就放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有时来冷库取东西的人来得早，冷库还没有开门，而我手头正好有事，也会把钥匙交给他，要他自己去开门。”她回答说。

“你再仔细想一想，都有哪些人拿过那把钥匙？”何钊又问。

“那可就多了，有王大朋、单小春、钱家齐……”她想了想，一连说出了七八个人的名字。

送走管理员之后，何钊把记下的名单交给赵忆兰，交代她说：“你立即去查一查，这些人平时与白书萍的关系如何，昨天下班之后都去了哪里？”

“好的，我这就去查。”赵忆兰说。

三

因为人数较多，赵忆兰的调查工作直到下午才结束。她告诉何钊说：“这七八个人虽然都认识白书萍，但关系都只一般，没有过节，不存在作案动机。昨天下班之后，他们也都返回了自己的家里，也无作案时间。”

“看来在这些人之外，还另有一个接触过并配制了那把钥匙，能打开冷库的人。然而，这个人会是谁呢……”

“看来，我们还得另找线索，是不是去寻找一下昨天最后见到白书萍那个人？”赵忆兰建议说。

“不错！”何钊点头说，“你去一下白书萍的科室，问问看昨天下午是谁最后见到过白书萍，把他带来见我。”

“好的。”赵忆兰回答说。

没有多久，赵忆兰就带回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说：“她叫李婉萍，是昨天最后见到白书萍的。”

何钊客气地请姑娘坐下，问：“请你详细说说，昨天你最后见到白书萍是什么时候，在哪里？”

“是在昨天下午四点多钟，就在我们的科室里。当时科室里只有我和白书萍两个人。白书萍接了一个电话，说了句‘邓经叫我’就出去了。没想到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姑娘说。

“邓经是谁？”何钊问。

“邓经就是我们的部门经理邓世昌。”姑娘回答说。

“好的。麻烦你走一趟，去把你们的邓经理叫来。”何钊说。

“好的。”姑娘回答说。

没有多久，他们的部门经理邓世昌就来了。

“据反映，昨天下午四点多钟，你曾经打电话叫过白书萍？”何钊开门见山地问。

“是的，我找她谈了一次话，总共也不过二十多分钟。大概在四点半左右就让她走了。”邓世昌回答说。

“能告诉我谈话的内容吗？”何钊又问。

“当然。”邓世昌回答说，“最近我听到一些反映，说是白书萍在四处打听八年前发生在公司里的一个案子，一个会计跳楼自杀的案子。我觉得这很不好，便找她谈了谈，要她加以注意。”

“什么？她在打听八年前公司一名会计跳楼自杀的案子？说说看，那是一个什么案子？”

“八年前上级组织来公司查账，查出五百多万元的现金缺额。当时的会计是一个名叫谢子文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平常兢兢业业，为人非常老实，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那么大的一个漏洞。但谢子文既说不出这一笔钱的去向，又致死也不承认是他贪污挪用了这一笔钱。也是一时想不开，他竟从十二层楼的平台上跳了下去，当即命绝身亡……”

“这个案子公安机关介入了吗？”

“介入了。公安局来了两位同志，但他们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什么结果，最后便不了了之。”邓世昌回答说。

“白书萍这事，你向上面汇报了吗？”

“没有。这事上面要知道了，会对白书萍在公司的工作不利，我不能害她丢掉饭碗。”

“那么，你知道白书萍为什么要四处打听这个案子吗？”何钊又问。

“我没有问。我想，就是问了，她也不会直说。”邓世昌说着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对了，白书萍生前与财务科的助理会计王斌走得很近，你找王斌来问问，也许他能知道。”

“好的。”何钊转身对赵忆兰说，“你去一趟财务科，去把那个王斌叫来。”

没有多久，赵忆兰就把王斌找来了。

小伙子二十多岁，精明能干，他一坐下就主动说道：“你们找我来，是了解白书萍的事情吧？”

“不错。你可知道，白书萍在打听八年前公司跳楼自杀的老会计的事？”何钊说。

“知道。白书萍不仅在打听老会计自杀的事，还要我设法查看一下当年公司的账目，拍摄或是下载一份给她。”

“你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我问了。她说老会计的女儿是她大学的同学，最好的闺蜜。老会计的女儿一直不相信自己的父亲会贪污巨款，更不相信他会畏罪自杀……”

“那你帮她查看了那本账吗？”何钊又问。

“没有。”他说。

“没有？”何钊一怔，问，“你爱她吗？”

“很爱。”

“那你为什么不帮她？”

“因为以前的旧账都锁在档案室的保险柜里，我根本无法接触到。”他回答说。

“唔，原来是这样。”何钊点头说。

送走王斌以后，何钊沉思地说：“看来，白书萍进入这家公司，并不只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而是另有所图。”

“你怀疑白书萍就是那位老会计的女儿？”赵忆兰说。

“是的。看来我们得去一趟白书萍的家，去拜访一下她的母亲了。”何钊说。

四

白书萍的家在城郊的一个贫民区，房屋虽然破旧，但却窗明几净，收拾得非常干净。

白书萍的母亲是一位五十多岁，瘦小赢弱的老人。一提起案子，她就老泪纵横，伤心地说道：“唉！好端端的一个人，咋就会死了呢……我的书萍，她死得冤呀……”

“大娘，请节哀！大娘，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查出凶手，替白书萍报仇。”何钊与赵忆兰连忙劝她。

待老人平静了一点之后，何钊这才开口说道：“大娘，我们今天来，是想问一问白书萍是谢子文的女儿吗？”

“是的。谢子文就是我的男人，我那冤死的男人。”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终于点头承认说。

“那么，大娘，当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您能给我们详细说说吗？”何钊问。

老人叹了一口气，抹掉眼泪，开始叙述起来：

“虽然已经过去八年了，但那天的事情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我男人去上班时心情很好，他说他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一家人去北京旅游去了。带着孩子去北京旅游，看一看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是我们俩藏在心里很久了的一个心愿。大概是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他还打回来一个电话，说是公司查账，需要加班，他可能要很晚才能回家。谁知那一晚我们等呀等呀，一直等到天亮，都没有等到他回来。等到第二天，却意外地等到了一个噩耗，说是他贪污五百万元巨款，畏罪自杀了……”

“他真贪污了吗？”何钊问。

“哪能呀？他为人一向老实，公私分明，连公司的一张纸都不往家里拿，又怎么会贪污那么一笔巨款呢？再说，他如果贪污了那五百万元钱，又拿到哪里去了呢？他可是除了工资之外，连一分钱也没有往家里多拿过呀。”

“报警了吗？”

“报了，上面也派来过两个警察。但他们只找几个人随便问了问，就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后来呢？”何钊问。

“后来，公司强行收缴了我们仅有的一点存款，把我们赶出公司的宿舍，使我们流落街头，一无所有……”

何钊双眉紧蹙，心情感到异常沉重。

“更可恨的是，他们还给我们扣上了一顶罪犯家属的帽子，使我找不到工作，使书萍在学校里入不了团，拿不到助学金……

“我们娘俩咬紧牙关熬呀熬呀，总算熬到书萍长大成人，大学毕业了。书萍成绩非常优秀，原以为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谁知她投出去的应聘书，一份也没有回音。托人一打听，原来还是她父亲的问题，人家都不愿收一个罪犯的子女。这一次书萍再也忍不住了，她一咬牙出去弄了几份假证件，改名换姓去绿地公司应聘，进入他们的公司，去暗查当年的事情……”

“可是，她知道这样做的危险吗？”何钊问。

“知道。书萍说，就是冒生命危险，她也要把当年的事情查个一清二楚，还她父亲一个清白。”

何钊点点头，不禁对这位姑娘产生了一丝敬意。

“对了，你们在书萍的身上搜到了一些什么东西？”老人停顿了一会，忽然改口问道。

“一部手机，一张公交卡和少量现金。可惜的是手机里什么线索都没有，没有录像，也没有录音。”赵忆兰说。

“那是当然。就是有录音，也早就被凶手删掉了。”何钊说。

“你们……有没有找到一支笔？”老人说。

“什么笔？”何钊忙问。

“上星期，书萍又买回来一支笔。我说家里已经有好几支笔了，你写东西又是用电脑，从不用笔，又买笔干什么？她说：妈，这可不是普通的笔，万一遇上什么大事，它能自动记录下来。”

“录音笔？”赵忆兰叫道。

“什么？您是说白书萍身上还有一支录音笔？”何钊忙问。

“不错！录音笔，就是录音笔。书萍还说，要是万一遇到危险，她会首先打开录音笔，将它藏好，用它来录下现场的声音。”

“是吗？”何钊连忙起身，对赵忆兰说，“我们赶快回绿地公司，去寻找那支录音笔！”

五

他们刚一回到绿地公司，王斌就找来了。他告诉何钊说：“昨天你们走后，我想起了一件事：那天，白书萍来财务科找我，她刚一走，科长就过来问我，白书萍找我干什么。”

“你是怎么回答的？”何钊问。

“我撒了一个谎，说是她家里经济困难，来向我打听是不是可以预借工资。”他说。

“唔，这个谎撒得好。”何钊点头说。

“看来上头已经注意上了白书萍。这会不会与白书萍的死有关系？”

“不错！事情就是这样。不过，现在请你先帮我们一件事：想一想，公司里有什么地方可以秘密关人？”何钊说。

“秘密关人？”

“是的，秘密关人。你看，前天下午四点半钟左右，白书萍离开他们的部门经理的办公室以后就失踪了。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当时她就一定是被凶手控制住了。从那时起到公司下班，到她被关进冷库，这中间至少还有两三个小时，凶手必须先找一个秘密的地方把她藏起来。”何钊说。

“杂物间！”王斌叫道，“那里面堆放着清洁工具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每天上午，保洁员打扫完卫生以后，就不会有人再去那间房子。”

“那还等什么，快去！”何钊说。

杂物间就在电梯间旁边的，房间很小，里面堆满了扫帚、拖巴、垃圾袋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们一进去就仔细地搜寻起来。他们搜寻得很仔细，把每一个角落，每一样东西都翻过来仔细地看了看。但他们反反复复搜寻遍了整个房间，也没有找到那支录音笔。

“会不会是被凶手拿走了？”赵忆兰失望地说。

“不会，凶手并不知道有那么一支录音笔。王斌，你再想一想，除了这里以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关人？”何钊说。

“档案室！那也是一个没人去的地方。只是那里的门一天到晚都锁着。”王斌说。

“就是那里。”何钊说，“凶手既然能打开冷库的门，也就一定能打开档案室。”

档案室远比杂物间大得多。室内有两排置物架，架上堆放着一捆捆的档案，另外还一字排开摆放着几只保险柜。

一待管理人员打开室门，你们就进去仔细地搜寻起来。

搜着搜着，赵忆兰忽然兴奋地叫起来：“在这里了！”说着她伸手从一排置物架的底下摸出一支录音笔，把它交给何钊。

何钊接过录音笔，一按开关，录音笔里立即响起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对话声：

“你为什么要抓我？”

“因为你威胁到了公司的安全。”

“我会告你非法绑架，侵犯人权。”

“你以为你还能出去吗？”

“怎么，你要杀我？”

“你说呢？”

“你就不怕被公安抓去，判处死刑？”

“那就不劳你操心了，我会做得天衣无缝。比如说先给你服下几片安眠药，等你昏睡之后，再把你放进冷库去。那样，你就会在昏睡中毫无痛苦地死去；明天，人们发现你的尸体之后，也会认为是你擅自进入冷库，管理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你锁进了冷库，属于意外的事故……”

“好！”何钊激动地一击掌，说，“立即对公司中层以上的干部进行录音，一一与这盘录音进行声谱比对。”

两天以后，声谱比对结果出来了：凶手是一个名叫陶军的男人，公司的安保科长，总经理陶正华的亲信。

对陶军的审讯很顺利。在充足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低头认罪，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那天下午，他在走廊上遇到白书萍，见四周无人，便走上前去说：“白书萍，正有事要找你，请随我去经理办公室一趟。”但他并没有把白书萍带往经理办公室，而是把她关进了档案室……

“说说看，你为什么要杀白书萍？”何钊问。

“不是我要杀白书萍，是老总陶正华要我杀她。老总已经知道白书萍就是老会计谢子文的女儿。”

“这么说，八年前谢子文贪污五百万元巨款，畏罪自杀一案，确系冤案？”何钊说。

“那是当然，要不然，陶正华干吗要杀她？八年前陶正华还只是公司的副总，是他拿走了那五百万。他那总经理的位置，也就是用那五百万活动来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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