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送别孟郊时写下一篇文章，开篇一句很有名，今已成为高频成语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唐代诗人孟郊·《游子吟》

孟郊的这首诗艺术地再现了人所共感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所以千百年来赢得了无数读者强烈的共鸣。《游子吟》中熠熠生辉的光芒足以让它名垂青史。

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人。为了科举入仕，孟郊早年就离开了家乡、离开母亲，到各地拜访名师，求取学问，但直到四十六岁才考中进士，五十岁才被任命为溧阳县尉。一到溧阳，孟郊便将年迈的母亲接来同住，以弥补早年未尽的孝道。这首《游子吟》就是诗人将年迈的母亲接到溧阳时写下的。

如果说，孟郊是因为写在溧阳的这首饱含人间真情的诗歌而蜚声诗坛的话，那么，溧阳作为孟郊仕途之旅的始发地，在他的人生履历表上的地位就不言而喻了。

其实，在孟郊去溧阳时，还有一篇与他有关的文章同样名垂青史，那就是《送孟东野序》，这篇文章是孟郊的老师韩愈为他饯行的时候所写的一篇赠别文章。

韩愈，字退之，“唐宋文学八大家”之一。同时，韩愈也是一代名师，有着“百世师表”的美誉，他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教育界至理名言的代理人与践行者。

韩愈桃李满园，他的学生有很多在文学诗歌领域都取得了令人叹羡的成就，尤其是孟郊、李翱、张籍等人，都是因诗歌成就而名传千古的诗人；韩愈随征淮西、谏迎佛骨、出使镇州，在潮州驱逐鳄鱼，他的声誉随着一桩桩事迹而声誉日隆；韩愈是一代文章宗师，他也是苏轼口中的“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著作等身的文学家。

所以，不用做过多的介绍，我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他身上的那些标签和后世给他加上去的光环。

孟郊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有志之士，虽然考中进士，但却经过了四年的等待才被授予溧阳县尉一职。这与他的理想壮志和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追求有一定的差距，面对现实，孟郊心中充满了落差感，他的心情非常抑郁。

所以，在孟郊赴任溧阳之际，亦师亦友的韩愈为他饯行，并写了这篇赠别的文章。韩愈写此文的目的一是赞扬孟郊的才华，二是宽慰孟郊，希望他摆脱内心的苦闷，振作起来，告诉他要做一个“不平则鸣”的人，做一个时代的“善鸣者”。

而且在这篇赠序文中，韩愈还为我国成语词库中贡献了一个出镜率很高的成语“不平则鸣”，这不光是一个成语，更是韩愈人生追求和文学主张的体现。

作为引领中唐文坛潮流的文人，韩愈不仅以熠熠生辉的文学照亮生活，而且他给中国成语词库增添了许多至今仍在使用的成语，光在他的赠序文中就有很多。如：出自《送浮屠文畅师序》中的“深居简出”和“弱肉强食”出自于；出自《送石处士序》中的“轻车熟路”；出自《送董邵南序》“怀抱利器”等，不胜枚举。

话说回来，什么是赠序文呢？其实，赠序文是古代文人为送别亲友而专门撰写的一种文章，一类文体，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就是一篇“赠序文”中的经典之作。

古代，受限于地理、通信、交通等因素的制约，朋友、亲人要远行，则意味着旷日持久的分离和牵肠挂肚的思念。正因为这样，安土重迁的观念在古人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亲友离别之际，经常有以诗文相赠的仪式和传统，这种诗文或者结集作序的文章就被称为“赠序文”。演变到后来，但凡是临别赠言的文章，即使没有结集作序的也都叫“赠序文”。

而且赠序文的题目都很醒目，都带有“赠”或“送”这样的字眼，这样的字眼往往一语中的，说明就是为赠别而作，而且大多赠序文都会明确地写出赠送对象的名字。所以，光从题目《送孟东野序》就可以知道，这是送别孟东野时写的赠序文。

赠序文在唐代非常流行，其中以韩愈写的赠序文最具特色，而且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文学成就。韩愈一生写下了34篇赠序文，这些赠序文都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

韩愈赠序文的成就也得到了后世的充分肯定，苏轼就不吝其词地赞誉道：“余亦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

赠序文的内容主要是叙说友谊，表达友朋间的情谊。而韩愈则以天才推陈出新的笔力和超凡脱俗的文笔，扩大了赠序文的写作内容。除了抒发离情别绪之外，韩愈还将自己的文学主张写进赠序文中。

韩愈著名的文学主张“不平则鸣”，就是在《送孟东野序》中所提出的。在这篇赠序文中，韩愈开门见山，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和主张，“不平”的大概意思就是不公平，也就是韩愈对不公平的事情发声，发表自己的正义言论。

为什么韩愈会提出“不平则鸣”的主张呢？韩愈认为，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都会因为受到外力的作用而“风吹草动”，会发出草木摇曳和草木零落的声音，水流会因为河流落差和河床走向而发出激流回荡和拍岸惊涛的声音，金属乐器会因为击打而发出铿锵的、低鸣的、悠长的声音。

韩愈从声音产生的缘由进一步推导出人也会因受到外力的作用而“鸣”，而发出声音，韩愈由物及人，从自然界中的“物不平则鸣”延伸到“人不平则鸣”。

这种外力的作用就是韩愈笔下的“不平”，而人会借助语言来表达受到“不平”时的心理，于是韩愈在赠序文中写道：“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韩愈笔下的“歌”与“哭”，是描述情感外露的两个词汇，“歌”与“哭”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类情感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反映。不开心的事情，悲伤的事就是“哭”；高兴的事情，愉悦的事情就是“歌”。韩愈所说的“不平”，指的其实是超出平常感情平静之上的喜悦与悲伤。

所以在这篇赠序文中的第一段中，韩愈提出“物不平则鸣”的观点，并从草木、流水等受外力的作用而发出声音，并将这一观点由物及人，提出人的言论、喜悦、悲伤都是因为有所不平的缘故。

接着，韩愈再一次列举自然界中的多种现象来论证“不平则鸣”的观点：这种声音也不是随随便便发出的，而是需要借助外力的作用而发声，借他物而鸣。这正是文章中“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这一句话的含义。

按照韩愈的表述，自然界中的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就是最善于发出声音的东西；而鸟鸣、雷鸣、虫鸣、风声等则是季节更替、节序推移的结果。这就为下文阐述“人也亦然”打下论证的基础。

为了让论证更加精辟准确，韩愈在第三段中从儒家天人相应思维出发，由物及人，列举了历史上的“善鸣者”。

如夏朝的时候，太康的五个弟弟用他们的歌声来表达不平；周室式微时，孔子用论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周朝末年，庄周用他那广大无边的文辞来表达；楚国式微时，屈原在沧浪之水用行吟的方式来表达；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通过各自的主张来表达“不平”。

此外，韩愈还列举了秦汉魏晋时期有名的人，如李斯、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他们都是各个时代的文坛代表人物，他们是善于表达内心感想的人，他们也是掌握时代话语权的人。

但在魏晋时期，能表达思想与情感的文化名人就不如以前了，可是也并未绝迹。就其中的精英人士来说，他们作品的声音轻轻而虚浮，节奏短促而急迫，词藻艳丽而伤感，志趣颓废而放旷；他们的文辞，杂乱而没有章法。

韩愈认为，这大概是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还不足以承载为时代发声的能力吧，所以他感慨道：为什么不让那些善于表达的人出来表达呢？

由此可见，韩愈提出的论据包括了为国家的盛、衰而发声这两个方面。而在文中，韩愈也明确提出来了“鸣国家之盛”与“鸣其不幸”这两个层面的说法。

在第四段，韩愈从唐朝的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一直说到孟郊、李翱、张籍，认为他们都是善于用诗文来抒发情怀的人。由此，韩愈提出震耳发聩的一问：孟郊、李翱、张籍三人的优秀诗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和谐来歌颂国家的兴盛，还是要使他们穷困饥饿、心情忧愁，而为自己的不幸悲歌？

经过一系列缜密的论述后，韩愈最后点明题旨：孟郊将到千里之外的溧阳去就任县尉，心里好像闷闷不乐，似乎有什么心事，所以我就给他讲了这番话语并写下这篇文章，目的是为了解开他的心结。

很明显，全文的主题在最后一句中才脱颖而出，这是韩愈借这篇赠序文抒发对孟郊怀才不遇的感慨。其实，在这篇赠序文中，韩愈不仅是替自己的学生鸣不平，他也是为自己鸣不平。

韩愈这篇赠序文创作于贞元十七年，彼时韩愈34岁。那么，韩愈为什么要提出“不平则鸣”的观点呢？这要从韩愈的人生际遇和经历说起。韩愈幼年丧父，由兄嫂抚育长大。青年时期的韩愈刻苦读书，虽然出身寒门，但他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和壮志。

在十九岁时，韩愈怀揣着梦想，踏上了科举求仕的旅程。在获得乡贡资格后，他辞别兄嫂，风尘仆仆地前往长安，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但是贞元三年、四年、五年，连续三年均未中，这给韩愈打击颇大。就在这时，韩愈的哥哥去世，这对于还游离在仕途之外的韩愈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在长安的韩愈，举目无亲，飘零寓居。在此期间，他给朝廷官员写过很多干谒文，希望得到“伯乐”的点赞和转发，但每次投递出去都是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功夫不负有心人，贞元七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金榜题名，而这一年他已经二十五岁。从离别兄嫂算起，已是整整六年，这六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一般，匆匆而过。

唐代科举考试，考中的学子并不能直接参加工作，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吏部选试合格，才被授予官职。所以，在贞元八年，韩愈参加了博学宏词的考试，结果是落选。贞元九年、十年，又参加考试，结果连连落选。

他曾经三次给宰相写自荐书信，希望宰相能当伯乐，授予他一个与他的能力和才华相匹配的职位，但宰相对韩愈的请求置之不理。即使韩愈屡次登门求见，但他满怀热情地拿着干谒诗文，以毛遂自荐的形式换来的只是一杯冰冷的闭门羹。

韩愈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对于这种不公平，韩愈诉诸笔端，发出了铿锵有力的鸣音，这就是他在《马说》中写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可以说韩愈在长安的十年求职之旅，是事与愿违的，是不尽如人意的，是内心有所不平的。在万般无奈之下，有着一身才华的韩愈只能到藩镇幕府求职，他先后担任过汴州观察推官和徐州节度推官，但都得不到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

贞元十七年，在求仕入幕十六年后的韩愈，依然连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于是他写出了展露心迹的诗句“悠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在此期间，韩愈兜兜转转，不停地辗转于幕府之间，但韩愈的志向远不在此，他希望得到更好的平台，希望得到重用，希望得到赏识他的人。

韩愈到藩镇幕府求职纯属无奈之举。怀才不遇的韩愈，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因此借着给朋友孟郊赠送序文的机会，既是替好友孟郊鸣不平，也为自己的不幸遭遇、怀才不遇鸣不平。

如果说韩愈是因为人生际遇和怀才不遇的经历才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话，这或许只是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与其这样认为，还不如说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观点，与他的人生际遇、怀才不遇的郁结心理和抑郁不得志的情感历程有关，正是这一系列的际遇和历程叠加在一起，才在无形中激发了韩愈的“不平则鸣”。

韩愈在文学作品中提出“不平则鸣”的观点，很大概率上不是韩愈一时起兴之举或者心血来潮之举，而是在长期社会环境的熏陶与儒家诗学创作理念的积累中逐步演化而来的。

因为文学都是表达自我的，除了为自己，还有自己的朋友，为朋友的际遇鸣不平也是韩愈“不平则鸣”的重要内容。

在韩愈看来，文学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单纯的客观描写，而主要是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的。鸣，不是一种消极的遭到不平后的自然反应，而是一种积极的对现实的干预，更是对不合理现象的大声疾呼和据理力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