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对庄子明心而忘形思想的思考

庄子认为养生、处世固然重要，但人活于世更重要的是精神，所以他在《德充符》中说:“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通过塑造一系列如王验、申徒嘉、叔山无趾这样的形残而德全的人物形象，庄子意在说明德是比形更加重要的东西。

庄子之德是内在于心的，所以袁宏道认为形德之间的矛盾就是身心之间的矛盾。他在《广庄·德充符》中用佛教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来调和身心矛盾，意在说明缘去而识亡，形体若无神识存之于内，便毫无意义可言，而觉悟此心是空，自然德充。他对心空而德充的描述不仅意在调和身心矛盾，更在表现“自适”的理想人格，唯有超脱形体的束缚才能进一步接近大“道”。

身心矛盾

袁宏道继承庄子的形德观念，认为外在的物质世界和内在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的矛盾，是阻碍人通往逍遥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内外矛盾集中表现为个人的身心矛盾。他认为天下人都宝贵自己的躯体生命，根据面貌来给予尊重，倚靠手足耳目来进行活动，所以人们总是对它们进行计较，而忽略了精神上的追求。

袁宏道和庄子一样，对那些只重视外貌形体而忽略人内在精神品质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谓耳能听，死者亦有耳，何不闻?谓目者能视，死者亦有目，何不见?谓手持足行，死者亦有手足，何不起?谓心能思，死者七窍具在，何以都无知识?”

世人觉得人之为人在于耳能听、目能视、手足能行、心能思虑，所以对耳、目、手足及心脏等器官格外重视，而袁宏道则反驳说死人也有耳、目、手足及心脏，但他们却不能听、不能视、不能行，甚至不能思虑，这足以说明对于作为一个有精神活动的活生生的人来说，器官或者形体并非人之为人的关键所在。

袁宏道对身心矛盾的描述不仅是自身体会的表达，也是晚明普遍的价值取向的反映。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导致了晚明逐奢、享乐的世风，同时这也促进了晚明的士人个人意识的觉醒，因此追求个性解放和超脱世俗是这一时期士人的普遍追求。袁宏道既崇尚享乐又热衷于参禅，在他身上体现着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双重矛盾。佛教思想正好能够很好地调解身心之间的矛盾，故而成为他“自适”思想的理论依据。

缘去识亡

袁宏道虽然继承了庄子轻形体重内在的观念，但很明显他的《德充符》重点在说明人的形体是由“神”、“觉”来决定的，若无“神”、“觉”则形体毫无意义，所以形体的残缺与否是无关紧要的。而庄子在《德充符》中并不是通过取消人形体的存在价值来凸显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的重要性，他反而是以天道自然的角度肯定了残缺形体的存在是天赋的、是自然而然的，并且越是形体残缺的人其德行越是高尚。显然袁宏道的《德充符》与庄子的《德充符》在主题上是有所偏离的。

袁宏道的形德观实际上是运用佛教知识来取消人形体的存在意义。他说:“空俄而有气，气俄而有根，根俄而有识。”空生成气，气生成了人的身体器官，从这些器官中产生出认识。他虽运用佛教语言“空”、“根”、“识”，但由“空”生“气”，由“气”生“根”参杂着“气化论”思想。他接着解释到:“根者诸湿之偶聚，如湿热之蒸而成菌也;识者六缘之虚影，如巴蕉之卷而成心也。蕉落心空，缘去识亡;热谢菌枯，湿尽形坏。

向非觉明真常，客于其中，一具白骨，立见僵仆，辟则无柱之宇，无根之树，其能一日立于天地间哉?”根即是佛教所说的器官、机能，意思是人的形体是由“湿生化生”，是在潮湿的地方无所依托而凭借自然的业力化生出来的。

识有分别意，是指认识和分析对象的认知能力，乃是缘外境的虚幻反映，故说它是“虚影”。只有当“觉明真常”客居于人的形体之中时，人才不仅仅只是一具无意义的白骨，而成为能思虑的人。若无此“觉明真常”，人与其他万物并无异处，“人特草木之有知者也”，“人特瓦砾之能动作者”，人不过是有知觉的草木，能活动的瓦砾罢了。

但什么是“觉明真常”呢?是区别于草木的“知”?还是区别于瓦砾的“动作”呢?袁宏道说都不是，“觉明真常”是所谓的“神”与“觉”。人的躯壳因为有了“神”和“觉”的附着才生出听、知、意识，但“神”和“觉”却并不会随着躯体的好坏存亡而受到任何影响，这就是说“神”和“觉”独立于人的躯体而存在。

他以佛教理论总结到:“经云:‘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又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物。”，“空”在觉悟了的人心中，就像大海中的泡沫一样小，而我肉体的身和心也都存在于无漏的“真心”之中。

这里所谓的“心”并不是指肉体的心脏，也不仅仅指人类的精神活动，而是“妙明真心”，是无杂染的本性真心，是如来藏，拥有无漏的真智，能现一切法。人的形体，甚至整个世界其本身并不存在，都是由“心”来显现的幻影。这样一来“觉明真常”、“神”、“觉”实际就是觉悟了“空”的“妙明真心”。

心空德充

那么怎样才能被称为“德充”呢?袁宏道说:“夫狂者尊古卑今，尚能眼空一世，糠批形骸。至人脱却浮沤，通身是海，又恶有净秽大小之见哉?”那些狂捐的人尊奉古代鄙薄今世，尚且能够认识到这一世的形骸是毫无价值的虚空，那么那些至人更是脱离了这有如泡沫般变化无常的生命，将自身与“一真法界”融而为一，既然证悟了“空”之真谛，又怎么会有净秽大小的见解呢?

可见，袁宏道所认为的“德充”之人即是佛教中所说的“觉者”，他们洞彻了一切万事万物的实相，乃是由“妙明真心”而来，而此“心”实际是“空”，所以“德充”之人不以身体的存亡为意，视世间一切存在为假有。

庄子所说的“德充”之人，生死不能够使他们改变，天地的毁灭也不能够使他们陨落，他们不随着万物的迁移而变动是因为他们处在无待的境界中，他们能够主宰事物的变化是因为他们执掌着万物的枢纽。

庄子要求从事物相同的一面去看待世间所有的存在，这个“同”就是“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规律，也是“德之和”，只要能够“游心”于此，便能对万事万物一视同仁，不会再以形体和生死为意。

所以庄子认为“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庄子·德充符》)“德充”之人就是“才全而德不形者”，他们拥有完备的才质，却不轻易显露自己的德行，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心灵保持在一种虚静的状态，从而不受到“生死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庄子·德充符》)的影响。

结语

由此观之，袁宏道和庄子所赞扬的“德充”之人，都有着脾晚生死、脾晚俗世的特征，但他们的“德”的具体内容相差甚大。庄子之德在体道安命，实际上是一种无待的心游境界;而袁宏道之德在空己空物，实际上是将万物归为一“心”，视所有存在为假有、幻影，从而达至觉生死、断无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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