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忘于江湖
众所周知,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有四大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
这五支战略力量的军政主官,分别是一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二野刘、邓,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四野林、罗,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
二野的“刘邓组合”、四野的“林罗组合”,都堪称主官合作的典范,在军史上留下佳话,但是一野彭总和三野陈毅,一直是军政主官一肩挑,主席为什么始终没有给他们配政委呢?
彭总
一、人民军队的政委,并不是古代的“监军”
提到古代的“监军”,很多人会联想到春秋末期齐景公的大将司马穰苴。
齐景公时期国势衰落,北面燕国和西面晋国趁机落井下石两面夹攻,齐国难以抵挡。相国晏婴举荐平民出身的司马穰苴挂帅出征,司马穰苴以自己出身卑微为由请齐景公派一个得力亲信给自己当“监军”,以震慑桀骜不驯的将领,齐景公就派心腹庄贾前往军营,。
可是这位老兄贪杯误事,因迟到被当场斩首,齐国将士无不敬畏,令行禁止,激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很快收复失地。“监军”这一职位也流传下来,各个王朝的监军有皇帝得力大臣也有后宫太监。
而政委制度始于苏俄,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代的“监军”:古代监军实际上是代替皇帝行使监督权,而列宁时期,苏军很大一部分来自白俄的“降兵”,“政委制度”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防范“降兵”战场反水或临阵倒戈而设立的。
但是,我军的政委制度和苏联有很大不同:主席“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设立政委制度的初衷,是打造一支有信仰、为人民而战的新式军队,而不是封建时代的“监军”。
《兵临城下》中的政委丹尼洛夫、狙击手瓦西里
二、政委的“最后决定权”
我军的政委制度,实际上是通过黄埔军校借鉴苏俄的。
政委制度的前身是党代表制度,1924年春,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创建黄埔军校,吸收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设立党代表,首席党代表是辛亥元老廖仲恺。后来,政治部主任周公把这一制度推广到军校教导团。北伐时,蒋氏又把党代表制度推广到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
我军的党代表制度,开始于1927年秋主席主持的三湾改编,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正式确立政委制度。这是“枪杆子听谁指挥”的重大制度设计。其中又有一个设计,那就是政委的“最后决定权”。
红军时期,政委的职权极高,比如夏曦在洪湖、张氏在鄂豫皖,都可谓一言九鼎。抗战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取消了政委制度,随后出现涣散现象,主席采纳黄克诚的建议,恢复了政委制度。
很多人对政委“最后决定权”的理解有误,以为政委可以否决军事主官的决定。实际上,真正拥有“最后决定权”的不是个人,而是政委主持的一级组织,是通过民主的决策程序来落实或纠正军事主官的方案。
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
三、“政委最后决定权”的取消
抗战时期,“政委最后决定权”暴露出了一些弊端。
最典型的就是皖南新四军,军长叶挺还是组织成员,而政委(对外称副军长)项英主持的各类重要会议,叶挺都不能参加,导致主官配合不畅,新四军军部向江北转移迟迟无法落实。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队9000余人在茂林被围,皖南事变震惊中外。
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五一大扫荡”,八分区政委王远音推翻了司令员常德传的意见,导致部队未及时跳出包围圈,导致双双牺牲。主席痛定思痛,签发命令,取消政委对军事行动的最后决定权。
实际上,我军的政委制度既不像电影《兵临城下》的“监军”和带头冲锋的队长,也不像电视剧《亮剑》里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对政委赵刚所说的那样,“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打仗我说了算”。
我军“政委制度”存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引导指战员明白打仗的意义,形成团队合力;第二是做好军事主官的好帮手,解决指战员思想顾虑和后顾之忧;第三,监督军事主官的执行力,防止异常行为。
与林总搭档时间最长的罗帅
四、为什么给刘伯承、林总配政委?
我军的司令员和政委组合有几对“黄金搭档”,如朱毛、刘邓、林罗。
朱老总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主席为什么还要给他当政委?
政委一定要有比军事主官站位更高、视野更全的地方,比如主席与朱老总搭档。萧克等人回忆,如果朱老总的南昌起义部队没上井冈山,单凭秋收起义部队很难坚持下来。包括主席在内,井冈山上的人对朱老总的打仗能力都是非常佩服。
但是,在政委制度和“枪杆子听谁指挥”的问题上,没有谁比主席头脑更清醒:朱老总、陈毅、刘伯承都曾对主席提出质疑,但是实践证明,主席的“前敌委员会”和“政委制度”无比正确。
但是,给刘伯承和林总配政委,就不属于此类,因为刘、林都是职业军人。
给“军神”刘伯承当过政委的,长征时期有先遣纵队的政委陈云、聂荣臻,援西军时期和八路军129师初期的政委张浩、129师政委邓公。可以说,刘帅的四任政委,都是元帅级别的人物。
给“战神”林总当过政委的,红军时期有红28团政委何挺颖,红四军政委罗荣桓,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抗大的政委(主席),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东北民主联军、东野、四野政委罗荣桓。
三野的“一把手”陈毅
五、为什么不给彭德怀、陈毅配政委?
军事主官没有配备政委的情况,一般有几种情形:第一就是素质特别全面、特别优秀,值得高度信赖;第二是作为暂时的过渡,军事主官兼任政委;第三种情形,部队规模较小,一个人完全可以兼顾。
给彭德怀当政委的,红军时期有平江起义的老伙计滕代远,长征时期有留苏回国的杨政委。
彭总获得主席特别信任,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两军气氛紧张的关键时刻,彭总亲率一个团,掩护主席先行北上,随后红一方面军缩编为陕甘纵队,彭总任司令员,主席给他当政委。
很多人可能不会想到,主席先后给三大元帅朱老总、彭总和林总当过政委。
抗战时期,彭总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和朱老总和副参谋长左权共事。解放战争,基于对彭总的高度信任,主席放手使用,西野、一野都没有配政委,只有副政委。抗美援朝,彭总也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一肩挑”。
陈毅的情形与彭总类似,陈毅红军时期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红8军政委,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皖南事变后代新四军军长,政委胡服。饶书记继任政委后,在黄花塘把陈毅赶下军长之位。
抗战胜利后,陈毅深受主席信任,转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黎玉。山野和粟裕的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野后,主席为便于陈毅发挥才能,把他和饶书记分开使用,所以一直是司令员兼政委。
陈老总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较少,主席就把指挥权放手给副司令员粟裕。这样一来,三野的陈粟搭档则最为特殊:陈毅司令员兼政委一肩挑,但是主要是协调和“抓总”,指挥打仗的还是副手粟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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