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宪王朱绅尧：“法帖之祖”的护道人，身处末世，拳拳报国

汉字作为一种有别于英文等表音文字的表意文字，在其漫长的演变史中，负担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社会作用的同时，又因其独特的韵味，演化了出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中国书法艺术。中国书法艺术是华夏文明结出的璀璨之花，在世界文艺宝库中大放异彩，是永远值得我们自豪的艺术瑰宝。

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在中国历史上属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年份，可对中国书法史来说，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淳化阁帖》诞生。《淳化阁帖》因宋太宗淳化年号而得名，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共分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官员和书法名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它主宰了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并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着一套明代《淳化阁帖》刻石，共计142块，是现今尚存时代较早、质量最好、保存最完整的一部《淳化阁帖》刻石。该刻石逼真地再现了包括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名家在内的，宋以前历代书法大家的书法精品，堪称我国书法艺术的一座宝库。主持这套《淳化阁帖》雕琢工程的，是明代肃藩第八代王肃宪王朱绅堯，因此被世人称“肃府本”《淳化阁帖》。

“法帖之祖”的护道人

朱绅堯（尧的繁体字），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八世孙，第七代肃王（不含追封肃王）肃懿王朱缙（火貴）的庶长子，生年及生母皆不详。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缙（火貴）去世时，由于年龄太小，尚不到袭封的年龄，故虽被册封为肃世子，却由其叔辅国将军朱缙（福火）来协助他管理府事。

“乙卯，肃王缙（火貴）薨。子绅堯幼冲，命亲支辅国将军缙（福火）协助府事。仍给堯世子冠服。”（《明神宗实录》）

朱绅堯袭封的时间《明实录》未载，据《明史》称是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

受明太祖重视子女教育的影响，明代宗王不管为人贤良也好，平庸也罢，乃至暴虐不堪，可其文化水平大多都有可称道的地方，很多人即便是在中国文学史、医药史上，都是鼎鼎有名的存在。朱绅堯也不例外，在他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便是，对王府珍藏的《淳化阁帖》进行翻刻，将它公之于众，无意间充当了这部“法帖之祖”的护道人。

法帖又称碑帖，它由将篆刻在碑石上的书法佳作墨拓于纸，装订成册而成。学习书法，临帖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而临摹须有范本，书法大家的墨宝则是最佳临摹对象。为保持原有韵味，制作法帖最佳的方案，是对原版进行原封不动地复刻。古代自然没有电子影印这种高科技，不过古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方法——拓印法：对已篆刻在碑石的书法佳作进行墨拓，再不行就亲自动手对存世的名家墨宝进行精细勾勒，将其摹刻于石、木之上，然后再进行墨拓。碑帖是近代及其以前，保存流传于世的前代书法佳作的主要载体。

宋太宗赵光义虽然武功不行，人送外号“高粱河车神”，可在个人文学修养上却有相当造诣，于书法一道，更是为世人所称道，《淳化阁帖》这部“法帖之祖”，正是他所组织编撰而成。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书艺法帖，集宋以前书法之大成，只可惜原版毁于庆历年间的宫中大火。

《淳化阁帖》印本不多，除宫中秘藏外，仅有少量被赐予皇戚、近臣，本就十分名贵，原版被毁后更是身价倍增。存世帖本成为人们辗转翻刻的对象，很快呈现鱼目混珠之状。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第十四子朱楧由汉王改封肃王，并很快出镇位于西北边塞的甘州，老朱赐予了他一部“宋本”《淳化阁帖》。据专家考证，朱楧所获的这部《淳化阁帖》之中的前八卷，属于当年北宋宫廷刻版的原拓，珍贵异常。故自朱楧得书起，就成为了肃藩的传家之宝，为防止不肖子孙损毁此贴，还特意在书帖上题写“勉夫小子云，不许与人”字样。就这样，肃府《淳化阁帖》秘藏于王府内库长达200余年，期间只有肃藩宗室子弟能有幸以其练习书法，外人根本无缘得见。

时光荏苒，一转眼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时任陕西右参政张鹤鸣偶得一部《淳化阁帖》别本，听闻肃王府藏有完整版的《淳化阁帖》，遂壮着胆子向肃王朱绅堯提出，欲借王府祖传“宋本”《淳化阁帖》进行比照校勘。

朱绅堯颇具文士风度，不仅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将府珍藏的《淳化阁帖》出借给张鹤鸣校勘，还因此有感于“各王府不遍及且无以公海内”，在出借过后，另行延请当时的金石摹刻名家温如玉、张应召等，将府藏《淳化阁帖》双钩临摹并精刻于陕西富平所产优质石料铜磐石上，以传世人。

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据载“温、张两生功苦坚一片石，朝暮作对，若面壁达摩，雪没胫而弗退也”。即便如此，也历时七年，直到天启元年（1621年）才得以完工。一力资助这项工程的肃王朱绅堯，未能亲眼见到刻帖完成而身先逝。最终在继承父亲遗志的肃世子朱识鋐手里，才得以完工。

肃藩主持篆刻的《淳化阁帖》，共有144块高27.4-34.5厘米、宽36.5-40.7厘米、厚5-8.9厘米，参差不齐的刻石组成，多数两面刻文，少部分单刻一面。在宋本原版内容之外，新镌“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岁秋八月九日，草莽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旨重摹上石”隶书三行，并附有朱绅堯、张鹤鸣、朱识鋐、王铎等人的题跋。

因这版《淳化阁帖》藏于肃藩，又由肃藩主持篆刻，故名“肃府本”《淳化阁帖》，又因刻成后藏于肃王府东书堂尊训阁，而称为《尊训阁本》。 “肃府本”《淳化阁帖》的现世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初拓本摹工精良，锋棱宛然，点画顾盼，神完意足，有“淳化亚帖”之美誉。今西安碑林所立《淳化阁帖》刻石，也是据肃府初拓本重摹而成。

由此而言，肃王朱绅堯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大明战马赞助商再度上线

洪武时期，明太祖鼓励藩王出边放牧，蓄养战马。靖难之后随着塞外被逐渐遗弃，可供养马的优质牧场所剩寥寥无几，内地本有的马政又日渐废弛，导致明军战马的缺口越来越大。西北自古就是良马的出产地，因此肃藩虽然穷，却在河西、平凉一带拥有规模不小的马场。早在永乐年间，肃庄王朱楧就曾两次向朝廷进贡战马。正统朝以后，更是时不时地就主动跑去薅一把肃藩的羊毛。而肃藩对充当大明战马赞助商之事，显然也无多大意见，几乎对朝廷有求必应。

可因为朝廷老逮着肃王这只羊死命的薅，使得肃王也逐渐力不能支，故明中期以后，肃藩进贡战马的记录在《明实录》中几乎绝迹。

朱绅堯在位期间，肃藩进贡战马的记录再次出现，单《明神宗实录》记录在案的，就达七八条之多。计有：

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乙酉……肃王进马。赐银三百两。命太仆寺给之。”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肃王绅尧贡马五十匹。回赐大红纻丝常服一袭，银三百两，彩叚六表里。”

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庚申，肃王绅尧进献马匹。上赐王白金三百两。”

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庚子……肃王绅尧进马五十匹。命赐王书，并大红纻丝常服一袭，白金三百两，彩叚六表里。”

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乙卯……肃王进马五十匹。赐报书、银币、纻丝常服。”

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丙寅，肃王恭进马匹。上赐以大红纻丝常服及银币有差。”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癸未……以肃王恭进马匹，命该监验收。仍赐大红纻丝常服一袭，银三百两，彩叚六表里，写书与之。”此时明神宗的内库几乎已经被消耗殆尽，于是命礼部再次从太仆寺的常盈库中调银用以赏赐。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庚午……肃王进马五十匹。回赐表里、银两。”

肃藩这个大明战马赞助商再度上线，固然有历史成因在。毕竟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肃藩为要回位于甘凉、固原一带的折禄庄田，同朝廷达成过每年进贡战马百匹的协议。却也与朱绅堯本人的拳拳报国不无关系。

从肃藩每次进贡战马的数量可以看出，上百年时间跨度下来，肃藩的马场也应当维持得不怎么好。加上隆庆年间，朝廷趁着肃藩大宗绝嗣，肃懿王朱缙（火貴）急着谋求袭封这个时机，对肃藩趁火打劫，使肃藩的实力更是一落千丈。以至于，肃庄王朱楧、肃康王朱赡焰在位时期动辄可以拿出上千匹战马用以资助朝廷的肃藩，没落到一次连百匹战马都凑不齐的地步。

什么你说可不可能是朱绅堯在虚应故事，拿战马数量忽悠朝廷？

以阿越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二月，朱绅堯上奏朝廷称，要将肃藩所属的五所屯田，合计一千余顷尽数交还给朝廷，以其产出稍稍弥补边军军粮的缺口。

在讲述肃懿王朱缙（火貴）时，提到过隆庆年间，肃藩在兰州、甘凉、固原三地的折禄庄田共计四千四百八十七顷挂零（注一顷等于一百亩），每年可征收的粮、银，折合一万二千多石。隆庆五年朝廷同意朱缙（火貴）有条件袭爵，提出的条件就是将甘凉、固原的折禄庄田退回给朝廷，以其田租充作甘肃、固原两镇的军饷。

其后，朱缙（火貴）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才成功的虎口夺食，要回了甘凉、固原两地折禄庄田之半，这件事可谓是贯穿了他为王生涯的始终。

以肃藩三地庄田的数量观之，朱绅堯是将老爹要回来的折禄庄田又尽数退了回去。一千余顷田地，应当占到朱绅堯继承肃王时，王府所有庄田之半，每年产出少说也有三四千石。正所谓“善财难舍”，要知道朱绅堯虽然贵为藩王，可领的却是奉国将军的岁禄，每年只有区区八百石，就这数量还被打了折，最终到手的仅仅只有二百四十石。在这种情况下，竟一下子捐出了一半家产。

可能在饕餮成性的其他宗室，及甘当铁公鸡的士大夫看来，这是典型的崽卖爷田不心疼，阿越却不得不为他写一个大大的服字。明神宗显然也为之感动，故“上嘉其忠义，差官赍敕建坊旌奖”。

长河落日

《明史》称朱绅堯薨逝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则相当晦涩难懂。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朝廷赐予朱绅堯“宪”这个谥号是在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可《明实录》对他去世的时间则没有记载，于此有关的则是三条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记录：四十六年十月，朝廷派詹事府少詹事盛以弘前往肃府致祭；十二月，差尚宝司丞徐元采前往肃府改坟（即迁坟更改墓地）；四十七年六月，改派简讨来宗道替换主事张翼明前往肃府谕祭。

由于三条记录针对的对象都没交代清楚，故不知道哪条是为朱绅堯这位新出炉的肃宪王所行，加上按照惯例，谥号一般与朝廷赐祭葬几乎是同时出炉的，因此阿越实在难以对朱绅堯的卒年下定论，只能说他应当去世于万历四十六年、四十七年间。

肃宪王墓不在有兰州“小十三陵”之称的肃王家族墓地——榆中县金崖镇平顶山，而在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西津村。

朱绅堯的继任者，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便是朱识鋐，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二月，以朱绅堯嫡长子的身份被册封为肃世子，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袭封肃王。

朱识鋐是肃藩最后一代藩王，从其子继父业完成《淳化阁帖》刻石来看，文学造诣也相当了得，肃藩历代亲王一向以来比较安分守己，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朱识鋐自然也继承了肃藩的这一特质，不是什么骄横跋扈的暴虐之徒，在文学上也有所作为。以时人的观点，他妥妥地就是一名贤王，若处在承平时期，待他薨逝后估计会得到一个不错的谥号。只可惜他错生在了人命不如狗的乱世，于是乎成为了明末乱世中挣扎求生存的藩王典型代表之一。

自天启元年（1621年），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朱识鋐在兰州还算安逸地当了二十来年的逍遥藩王。期间只有崇祯八年（1635年），万余蒙古铁骑入寇河西，一路向东杀到兰州左近，让他惶恐了一番。皆因蒙古军队兵锋最近时距城仅有二十里，连肃宪王朱绅堯的享殿都被焚毁。可相对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而言，这只能算是一碟开胃小菜。

崇祯十六年九月，李自成在河南郏县击败明王朝最后的帅才孙传庭，携大胜之势于十月攻破潼关，杀孙传庭，进入关中，不战而下西安，俘获秦王朱存极。随即分兵攻打陕西各州府，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呈雪崩之态。

远在兰州的肃王朱识鋐闻讯，一面向朝廷求援，一面加固兰州城墙进行备战。李自成所部也没让他失望。

攻占西安的当月，李自成命刘宗敏、袁宗第、贺锦等人率领大军西征。在攻克固镇、宁夏两大军镇之后，刘宗敏、袁宗第率主力返回西安，为即将展开的东征做准备。贺锦独自带领偏师继续向西进发，准备拿下孤悬于河西的甘肃镇，以解决李自成部的后顾之忧，兰州正处在他的行军路线之上。

十一月，贺锦所部几乎兵不刃血的攻克兰州，传承二百多年的肃王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关于末代肃王朱识鋐的命运有好几种说的法：一是死于乱军之中；二是被明朝卸任总兵杨麒擒获，当作自己投诚起义军的见面礼，贺锦将他传送西安，后被李自成下令处死；三是贺锦将他传送西安后，与秦王朱存极一道做了大顺的高级战俘，其后不知所踪。

阿越说

肃藩的字辈为“赡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曦晖跻富运，凯谏处恒隆”，虽然只传承到了“识”字辈，可肃藩家族用二百五十余年时间，实践了“赡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从始封君肃庄王朱楧，到末代肃王朱识鋐，没有出过大奸大恶之辈，虽然有自己的小算盘，可“忠君爱国”这四个字还是牢记在心的（朱识鋐在朝廷困顿之时，也有过捐助）。“纵然朝廷虐我千百遍，我对朝廷依然如初见”，诚如阿越给肃康王朱赡焰篇所起的标题所言，肃藩无愧于明太祖通过字辈隐隐透露出的殷切期望。

肃藩的灭亡，也让朱绅堯、朱识鋐父子两代花大力气篆刻的肃府本《淳化阁帖》刻石，经历了一段蒙尘之日。兰州城破前，朱识鋐对肃府本《淳化阁帖》进行了精心保护，让它成功躲过了兵火之劫。反倒是在明清鼎革之后，却迎来了一场浩劫。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吴三桂叛清，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平凉起兵响应，派兵攻破兰州，幸存的刻石一度被当做马槽所用。等到清军围城时，守军又将两方刻石打掉，充当火炮的炮子。传世之宝，沦落至此，简直是暴殄天物到令人发指。此后历经沧桑，剩余的142块刻石侥幸存留了下来，最终落户甘肃省博物馆。

倒是富丽堂皇的肃王府，并没有毁于灾祸，历经清康熙年间的甘肃巡抚衙门，乾隆时期的陕甘总督府，民国时期的甘肃省政府，新中国建立后，又成为甘肃省人民政府驻地，让部分建筑一直留存到了今天，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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