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弈角度看，健康码真的是疫情防控的最优决策吗

当防疫政策迟迟没有效果时，公民对自由的向往会更高，使得均衡从（不推行健康码，遵守防疫政策）变为（不推行健康码，不遵守防疫政策）。

新冠疫情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持续更新的媒体信息和不断调整的抗疫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公众可能产生复杂的情感反应，并进一步影响其对政策的偏好和满意度。而当公民与政府的效用函数不一致时，则可能引发健康码政策无法落实、民意下降、公民心理问题加重等社会问题。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接受方的公民是具有有限理性的博弈双方，双方围绕有无健康码进行策略博弈（模型相关假设如下）。

假设（1）：政府只会有两种防疫策略，第一种：推行防疫健康码；第二种：实行出行限制，包括宵禁、规定出行半径、关闭大型公共场所等。在政府不使用健康码时就会使用第二种策略，不考虑群体免疫或放任疫情蔓延的情况。

假设（2）：本文假设私有公司开发的健康码最终都会由政府接管并由政府承担相应费用，不存在私有企业慈善性质的健康码出现。

假设（3）：政府疫情防控政策下政府的效用、成本和公民的效用、成本均大于0。

假设（4）：使用健康码防疫政策相比使用出行限制政策能够更快地恢复经济，所以政府在使用健康码防疫政策下的收益比不使用时要高，但是政府使用健康码政策的成本比使用出行限制政策的成本要高。公民在健康码防疫政策下比在出行限制政策下生活更便捷，所以公民在使用健康码政策时的收益比不使用时要高。同时，模型仅考虑隐私权让渡带给公民带来的成本，在健康码政策下公民需要让渡一定的隐私权，但是在出行限制政策下公民不需要让渡隐私权，所以对公民而言前者有隐私成本而后者没有隐私成本。

假设（5）：当公民不完全遵守防疫政策时，政府效用的折扣在是否使用健康码的情况下都一样。

中国是最早推出防疫健康码的国家，国际主要经济体也在2020年期间陆续推出本国的同类软件。防疫健康码依托来自于卫生健康、公安、交通管理等政府部门汇聚的数据，借助防控规则运用数据建模，分析评估后，测算出公民个人的风险状态并且以红、黄、绿三种颜色区分风险高低。

健康码作为政府在数字治理、疫情防控方面的一次创新实践，不仅为实施高效的人员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也为恢复民众正常出行、阻断疫情进一步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前，全球疫情蔓延的态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健康码的常态化逐渐成为大势所趋。

然而，“健康码”是一把“双刃剑”，在积极发挥疫情防控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危害个人信息安全的负面现象，不可避免地引发公众对个人隐私、算法准确性和信息过度使用的忧虑。

随着时间的增长，公众对健康码背后的大数据管理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但是大数据技术造成的隐私伦理危机，即技术在带来社会效益的同时，会导致个人的隐私数据不再受自我控制，甚至个人的隐私数据走向交易市场，这对个人的安全生活构成侵害和隐患。

早在疫情之前，数字社会治理与公民隐私之间的平衡就被广为讨论。方兴东、严峰等国内外学者对健康码背后数字社会治理挑战展开了研究，更多的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企业与政府的合作带来的监管俘获问题和大数据隐私泄露问题。政府作为国家政策制定者，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效用与成本做出治理决策，其需要秉持社会总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政策制定，因此关于政府和公民在制定与遵守防疫政策方面的课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使用健康码下政府与公民的效用函数

政府在制定政策与治理规划时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从大局出发，在多方利益相关体之间进行审慎的权衡。作为国家的“主人”，公民的效用对防疫政策会起到很大的影响。一个理性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比较政策执行时所带来的社会总体效用与总体成本，如果总体效用大于总体成本，那么该政策就应当被推行，反之亦然。疫情时期的防疫政策关乎国民生命安全，政府需要在短时间里分析不同防疫策略的利弊，做出最优的疫情治理决策，本章将会探讨健康码政策下政府与公民的效用函数。

（一）政府的效用函数

健康码作为本文分析的防疫方式对提升疫情控制效率有很大的帮助。作为实时追踪系统，健康码可以跟踪公民的健康状态并获取人群出行轨迹。推行健康码之前大部分信息收集与登记工作都只能由社区工作人员通过上门、电话等人工排查方式来完成，造成了大量的支出。并且在没有健康码下，一旦人群中出现疑似病例，政府需要依靠人工来通过各项记录拼凑出疑似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的完整行动轨迹，即使忽略可能出现的疏忽，人工审查的效率也非常低，很有可能因为处理不及时造成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但是政府普及健康码出行制度后，公民每一次扫码都会标注出其地理位置和相关信息，管理机构可以使用大数据处理技术，根据时间、空间等筛选条件，完整高效的描绘出疑似病例及密切接触者的出行轨迹。这可以使政府更快的进行追溯与管理，降低交叉传染的风险，进一步阻断疫情的扩散。如此高效的疫情防控手段不仅可以减少疫情所致的伤亡人数，还有助于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区域经济。

但是健康码防疫政策给政府带来的成本也不容忽视，其成本的构成主要为行政成本、运营成本和数据处理成本。健康码属于公共品，中国、新加坡、德国等国的健康码开发与使用均由政府主导推动，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推行健康码政策。政策所带来的行政成本主要是在防疫一线所增加的人员及相关配置的支出，在中国，政府为健康码的使用制定了一套专门的流程，公共场所均需要配备健康码审核员与临时隔离处。运营成本主要是信息技术方面的支出，如服务器的部署、带宽用量等，还包括政府请互联网公司团队研发与维运所需的费用。数据处理成本也是健康码带来的巨大成本。健康码收集了数以亿计的公民的个人相关信息，隐私敏感度高。这些详细真实的数据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所以政府一方面需要建立完善的防御体系进行数据安全管理，尽可能杜绝用户数据的泄露；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推出相关法案，对滥用健康码数据的行为进行监管与处罚，而两方面无疑都给政府带来了不小的成本。

由此，推行防疫健康码对政府的一般效用函数为：

式（1）中，c为政府实行防疫政策所带来的成本，e为政府控制疫情的效率。防疫政策的成本越高，政府效用就越低，两者呈反向关系。防疫效率越高，政府效用就越高，两者呈正向关系。

（二）公民的效用函数

疫情无疑是整个社会的灾难，每一个人都希望尽快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去。但即使如此，一个理性的公民也依然会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不是从社会总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思考。公民作为防疫政策的直接受众，政府需要考虑到公民的实际利益和成本。最严格的防疫手段如禁止出行可能短期可以抑制疫情传播，但如果禁止时间过长，公民效用会大幅下降，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同时，防疫策略的执行度也会大打折扣。过于繁琐的登记与审查工作也并不可取，这增加了公民的时间成本。在众多防疫政策的对比中，健康码温和、便捷的特质就体现出来了，一码背后的数据支持免去了大量的重复性登记，从书面登记个人信息到电子扫描一下健康码，对于公民来说无疑是后者更加便捷快速。除此之外，健康码给人员流动带来了方便。因为健康码背后的数据信息具有互通性，公民信息在各地区皆可信可用。疫情下能够恢复社会有序生产与社会正常生活就是健康码政策最大的成功。

但以公民数据为基础的健康码在带给公民效用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成本也值得探讨。公民的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显性成本包括及时申报个人健康状态，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配合扫码等。而隐性成本是公民使用健康码的重要“支出”，健康码背后包含了大量的公民数据信息。疫情前，各国政府都出台过保护公民数据隐私的法案，但是在疫情肆虐的阶段，由于病毒的传播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健康码的上马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在中国、新加坡等国家，健康码的推行十分顺利，公民自然的“让渡”自己的隐私配合疫情防控政策的需要，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公民承担的隐私风险也更高。

由此，推行防疫健康码对公民的一般效用函数为：

式（2）中，p为公民隐私的丧失程度，f为公民的自由程度。隐私丧失程度越高，公民效用就越低，两者呈反向关系。公民自由程度越高，其效用就越高，两者呈正向关系。

结果分析

当为第（1）种情况的时候，其经济意义为：公民在政府使用健康码政策的情况下，部分公民不愿意让渡自身隐私，这伴随着公民成本的下降。当公民在政府不使用健康码政策，即政府使用出行限制政策的时候，由于部分公民没有遵守防疫政策，他们违规参加聚会或出行超过限制，这使得他们的自由度上升，公民效用增加。不管政府是否使用健康码政策，当行政处罚力度较弱时，只要行政处罚带来的成本比公民不完全遵守防疫政策带来的效用要小，公民就会选择不完全遵守防疫政策。对于政府而言，当使用健康码相比其他防疫政策所带来的疫情治理效率高于使用出行限制政策下的治理效率的值大于使用健康码高于出行限制政策的成本时，政府就会选择推行健康码政策。最终形成政府使用健康码，公民不完全遵守防疫政策的状况。

当为第（3）种情况的时候，其经济意义为：公民在政府使用健康码政策的下，即便部分公民不愿意让渡自身隐私，但是由于行政处罚增加的公民成本比不遵守政策减少的公民成本还要大，公民还是会选择遵守防疫政策。当公民在政府不使用健康码政策也就是在政府使用出行限制政策的时候，因为部分公民没有遵守防疫政策，他们违规参加聚会或出行超过限制，这使得他们的自由度上升，公民效用增加，但是当行政处罚比公民效用增加量要大的时候，公民依然会选择遵守防疫政策。对于政府而言，当使用健康码所带来的疫情治理效率高于使用出行限制政策下的治理效率的值大于使用健康码高于出行限制政策的成本时，政府就会选择推行健康码政策。最终形成政府使用健康码，公民遵守防疫政策的状况。

当为第（2）和第（5）种情况的时候，其经济意义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推行健康码所带来的疫情治理效率高于使用出行限制政策下的治理效率的值小于使用健康码高于出行限制政策的成本时，政府就会选择不推行健康码政策。在第（2）种情况下，公民策略的经济原因与第（1）种情况一致。在第（5）种情况下，公民在政府使用健康码防疫政策下遵守防疫政策是最优，在政府使用出行限制下不完全遵守防疫政策为最优，但纳什均衡仍为政府不使用健康码，公民不完全遵守防疫政策。

当为第（4）和第（6）种情况的时候，其经济意义为：对于政府而言，其策略的经济原因与第（2）与第（5）种一致。对于公民而言，在第（4）种情况下，公民的策略和在第（3）种情况下一致。在第（6）种情况下，公民在政府使用健康码防疫政策下不遵守防疫政策是最优，在政府使用出行限制下遵守防疫政策为最优，但纳什均衡仍为政府不使用健康码，公民遵守防疫政策。

经过对六种情况下政府与公民策略的经济意义分析，接下来本文将会使用博弈模型对现实中主流国家的防疫策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首先，各个国家推出健康码的原因都是为了通过追踪与检测公民，从而更好的识别潜在风险，治理疫情，但是在具体方式和治理效率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在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政府的公共卫生部门与科技部门联合开发了健康码，但并没有强制公民下载使用，以澳大利亚为例，其卫生部门于2020年4月上线了“COVIDSafe”，其虽然不具备亮码展示的功能，但卫生部门可以根据手机蓝牙位置等相关信息了解到公民的活动轨迹及密切接触者。在澳大利亚推行COVIDSafe后的几个月里软件的下载率仅为澳洲总人口的20%左右。因为非强制且没有行政处罚，澳大利亚公民与政府处于第（1）种情况并达成了均衡状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防疫的效率不容乐观。到了之后的阶段，COVIDSafe已经名存实亡，各州政府采取了限制出行等其他防疫策略。在推行限制出行的防疫政策之后，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为例，对公民的出行目的与活动半径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并对违反的公民进行行政处罚。这时，澳大利亚的政府与公民的博弈策略改变为第（6）种情况，也就是公民遵守防疫策略，因为不遵守政策带来的效用增加比处罚要低，所以形成了不使用健康码政策，公民遵守防疫政策的局面。虽然本模型假设中认为当政府使用严格出行限制时，公民在遵守防疫政策下不会给政府带来额外的支出，但是在澳大利亚却发生过多起抗议限制自由的游行，本质上增加了政府不使用健康码的政策下的成本。而在这场政府与公民的博弈当中，澳大利亚受到的经济冲击也相当大。

在中国、韩国等国家里，政府的健康码政策运行良好，以中国为例，政府在疫情早期阶段实行的是出行限制政策，但是很快就推行了健康防疫码。小区是居民活动最频繁的单元，容易存在密切接触群体，因此疫情初期中国政府以社区为单位，以小区为核心，进行有秩序、有层次的出行限制防疫工作。在健康码出台以后，通过社区及公共场所的公职人员向公民介绍健康码并进行现场申领，如果要进入公共场所必须要向审核员出示绿色健康码，最终达成了第（3）种情况下的均衡，也就是政府实行健康码政策，且公民遵守防疫政策。在中国，政府不会对没有使用健康码的公民进行行政处罚，而是通过增加隐性成本的方式增加公民不使用健康码的成本，例如出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均需要出示绿码，如果公民不注册使用健康码将无法进入公共场所，一位参与社会分工的公民一定会在某一个节点注册并使用健康码。除了增加公民不遵守防疫政策的成本以外，中国公民对个人隐私的意识相比西方欧美国家要弱，英美等国的公民更注重个人隐私和数据权利，即使在隐私相关保护条例下，公民依然十分警惕。但是也有西方国家民众对健康码模式非常推崇，例如德国推出的“新冠报警”APP。

结语

疫情常态化下的治理政策需要考虑到政府与公民存在的博弈行为，本文根据防疫政策下公民与政府的收益及成本，建立了是否推行健康码政策的博弈策略模型。最终在结合主流国家健康码政策的讨论后，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毫无疑问，国家层面上，政府强有力的防疫防控措施政策对疫情的控制有显著的影响。同时，政府应当以充分考虑防疫策略的相关成本与社会收益为前提条件。当一个国家不结合实际技术水平，强行上马健康码，即使达到了（推行健康码，遵守防疫政策）的理想情况，这也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从长期来看，推行健康码，遵守防疫政策是最理想的状态。对于政府而言更快恢复经济生产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在个别国家即使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也要恢复经济生产。

第三，不管采用哪一种防疫政策，公民不遵守防疫政策都会导致防疫政策效率低下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当在不遵守防疫政策下没有惩罚或遵守防疫政策的奖励不足时，公民就会选择不遵守防疫政策。为增加公民遵守防疫政策，政府可以从奖励配合防疫政策的人，降低隐私权让渡，宣传防疫对公民的重要性增加用户遵守防疫政策的效用。

第四，政府与公民在是否推行健康码和是否遵守防疫政策之间的博弈是长期的、动态的。博弈双方会根据新的信息动态的调整自己的行为，当防疫政策迟迟没有效果时，公民对自由的向往会更高，使得均衡从（不推行健康码，遵守防疫政策）变为（不推行健康码，不遵守防疫政策）。即使当博弈结果处于（推行健康码，遵守防疫政策）的理想状态时，也依然会有出现变动的可能。例如当出现突发的隐私泄露事件后，公民在健康码政策下遵守政策的成本会上升，导致更多的公民不遵守政策，所以政府的公信力在这个时候是无比重要的。健康码的很多个人信息收集工作是由企业进行的，政府机构对企业的数据结构化过程应该有完善的规范体系，信息的结构化流程应该有清晰的制度规范进行监管，以及对相应的违法行为进行惩戒。从目前来看，这部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挖掘。

综上，本文对于疫情常态化下，政府与公民在博弈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可以为政府防疫公共政策方案的优化提供理论基础。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刘念，周曼琪，健康码是政府疫情常态防控的最优决策吗？——基于博弈视角的探讨，统计与管理. 2021,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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