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中的反省意识和忧患意识

中国精神，植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这中间弥足珍贵的，无疑是它富于深厚的反省意识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所谓“反省”，既包括每当在前进过程中遇到挫折、出现坎坷时，能够“反求诸己”，审视自己的不足与局限，从而及时发现问题，重新选择方向，百折不挠，克服困难，创造条件，突出重围，走向成功；也包括在高歌猛进、一片光明之时，保持清醒头脑，收敛锋芒，低调沉着，未雨绸缪，将隐患消除在未萌的状态。所谓“忧患”，就是处于顺境与主动的状态下，能够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骄傲自满，不忘乎所以，不得意忘形、不趾高气扬，强调“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始终绷紧一根弦，从而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虚怀若谷，海涵一切，朝乾夕惕，践行致远。

“杂于利害”：善于从正常中发现不正常，于合理处找到不合理

这种反省意识与忧患意识，毫无疑问，是建立在人们看待事物与处理问题上的辩证思维、逆向思维基础之上的，其根本属性是要善于从正常中发现不正常，于合理处找到不合理，这就是所谓的“杂于利害”。这要求人们能够普遍地意识到，利与弊、得与失、善与恶、成与败，乃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具体地说：世上万事万物，没有单纯的利，也没有绝对的弊，皆是利中有害，害中有利，而且这种利弊关系是变化的，即所谓“反者，道之动”，都向着其对立面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所有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要获取其利，首先要容忍和接受其害，老子言“天无弃物”“天无弃人”；孙子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揭示的都是这个道理，最糟糕的东西有其合理的成分，最美好的事物同样也不无它的短板与软肋。

例如，“六艺”等儒家经典，在古代被人们推崇备至，奉若神明，但还是有人睿哲地指出了其存在的严重缺陷，反对一味迷信：“《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而美好的事物之所以会走向它自己的反面，最根本的原因，乃在于它不能“反省”，常常在无意识情况下轻易地逾越了“度”，过了界线。

同理，儒家所积极倡导的“礼”与“乐”文化，本来是治国安邦、和谐社会、维系统治的利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但是，倘若过了合适的“度”，那也势必会造成困扰，带来明显的弊端，“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其他像“全”“多”“善”“美”等，皆为正面性质的事物，可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就“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恰如老子所言：“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以“全”为例，全面与完善，固然很好，但一味求全，那么，在实践操作中，就容易陷入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窘境。考虑问题时不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处理问题时常常优柔寡断、投鼠忌器。因为即使拥有极大的优势，但是如果不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讲主次，四面开花，全面受敌，撒胡椒面，那么这种优势将不复存在，而必然将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因为，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俱到；什么都是重点，就没有了重点。所谓“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正确的方法是，在充分关照全面、有效照顾整体的同时，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源，突出重点，高明选择战略主攻与突破方向，集中优势兵力，中心突破，以点带面，创造最经济、最优先的效益，达成自己预定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

“朝乾夕惕、忧患系心”：中国精神中难能可贵的价值体现

在中国精神中，与反省意识相紧密联系的，就是忧患意识。通观中国历史，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的哲人，尤其是那些堪称思想巨人的大师，都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传统，即“朝乾夕惕、忧患系心”。孟子尝言：“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再如孙子与《孙子兵法》，同样，集中地体现了浓厚的忧患意识。孙子作为伟大的兵学家，对兵凶战危有切身的体会，所谓“夫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因此，忧患意识在《孙子兵法》一书中特别浓郁、特别充沛，一部《孙子兵法》自始至终在字里行间渗透着“慎战节兵”的价值取向，洋溢着“以战止战”的文化理念。这种忧患意识不仅笼罩在其战争观、战略论的层面，而且也反映在《孙子兵法》具体作战指导的细节中，不仅在战争之前、战争之中有鲜明的体现，而且也在战争善后问题上有突出的表露，不仅在处于逆境情况下一再强调，而且也在处于顺境条件下反复重申，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等格言，均是其厚重忧患意识的集中流露，反映了一位优秀思想家对国家安危、民众存亡乃至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这种忧患意识值得今天的人们倍加珍视。《礼记·曲礼上》有言，“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它提醒人们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志满意得，放松警惕，沾沾自喜，无所用心，让胜利冲昏头脑，让太平消磨斗志，而忘记了“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简单道理。

北宋周敦儒《爱莲说》一文中有两句名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实际上表述的是《老子》、《论语》和《孙子兵法》等经典中所一再强调的忧患意识，告诉人们的是在不同环境下如何做人，怎般处世。其中“出淤泥而不染”所表达的是，一个人不屈服于恶劣的环境，自尊自强，从逆境中奋起，从挫折中进取。而“濯清涟而不妖”，则是喻指为人在顺境中始终保持头脑的冷静和清醒，不忘乎所以，脚踏实地继续前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确难能可贵，然而要做到“濯清涟而不妖”则是更大的考验。一个人在逆境中奋斗、自强固属不易，而在顺境中自重、进取实在更难。而只有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人，才能够跨越这个巨大的陷阱，实现人生的升华。

在光大中国精神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回溯我们的传统，回归我们固有的文化，而传统文化十分厚重与博大，所以，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不分主次轻重照单接收，而应该突出重点、把握关键，这个重点，就是坚持反省意识，强化忧患意识，而在今天，力戒虚骄之气，强化忧患意识更是重中之重。因为，面对风云变幻的形势，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面对纷至沓来的矛盾，面对形形色色的压力，我们切不可平均使用力量去应对，见招拆招，而必须沉着镇静，以静制动，突出中心工作，解决关键问题，循序渐进，化整为零，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忧患意识给我们的昭示正在这里：人们既要善于从逆境中奋起，更要能在顺境之中善始善终，戒骄戒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正是我们今天领略《周易》《老子》《论语》《孙子兵法》精辟哲理、光大中国精神之时所应该具备的现代意识。（完）（原标题：“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中华文化中的反省意识和忧患意识）（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杨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