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王室岁入的来源是什么？《大宪章》如何开启宪政新时代？

引言

国王经常干预各种奇特的事务，从来不会不收礼。这些事情确实可笑。雨果·德·尼维尔的妻子以二百只母鸡为贡献，获准与她丈夫同居一晚上。她带来两个保人，一人担保一百只母鸡。可能她丈夫是囚犯，无法接近。

罗克韦尔修道院长以十马克为贡献，获准在他靠近维尔杭的领地上建立房屋和守卫，以免有人偷盗木材。威尔斯的雨果会吏长以一桶酒为贡献，获准运载六百萨默斯谷物。 彼得·德·帕拉里斯以二十马克为贡献，获准腌鱼，一如彼得·切维里尔的惯例。

以丰厚的贡金赢得国王的善意、平息国王的怒火，司空见惯。 亨利二世一朝，弗格斯之子吉尔伯特以九百一十九镑九先令贡金获得国王的青睐。威廉·德·查塔尼以一千马克贡金获得国王的宽恕。亨利三世一朝，伦敦市向王室财政贡献了不下两万镑。国王的各种保护和斡旋也可以买卖。罗伯特·格里斯勒特以二十银马克贡献，在某个申诉中获得国王的支持，反对蒙塔古伯爵。罗伯特·德·康德特以三十银马克贡献，获准国王出面在他和林肯主教之间斡旋。拉尔夫·德·布雷肯汉姆以一只鹰为贡献，获得国王的保护。这是贡献最常见的原因。

奥德伽之子以一只挪威鹰为贡献，请求国王向挪威国王说情，让他继承兄弟戈达德的遗产。理查德·德·尼维尔以二十匹驯马为贡献，请求国王代他向伊塞尔达·贝塞特求婚。罗杰·德·菲茨－沃尔特以三匹驯马为贡献，请求国王代他向罗杰·贝特拉姆的母亲写信求婚。埃林院长以一百马克为贡献，保释他的情妇和孩子。温切斯特主教以一桶酒为贡献，因为他没有记住国王的指示，将腰带送给阿伯马勒伯爵夫人。罗伯特·德·以五匹最好的驯马为贡献，请求国王不要泄露亨利·比奈尔妻子的秘密。财政法庭记录中还保留了许多类似的例证。 不过，可以公正地评判：同样荒谬的做法和危险的滥用职权在诺曼底乃至欧洲其他各国也一样盛行。在这方面，英格兰并不比其他国家更野蛮。

诺曼列王这些不公不义的做法路人皆知。亨利二世是这些君主中最善良公正的一位，在他临朝时，雨果·比格德去世，长子和寡妇前往宫廷，馈赠国王极为丰厚，得以保全他们对富饶领地的继承权。 国王如此公正，乃至于责成大议事会照此执行！但就在同一时间，他将死者的全部财宝攫为己有。 布洛瓦的彼得是当时的作家，头脑明智而且文笔优雅。在他笔下，亨利治下的法庭唯利是图、压迫穷人。他谨慎地没有指责国王本人滥用职权。如果在更坏的君主统治下，情况会怎样，我们不难想象。公元一一七0年，亨利调查各郡郡长的记录显示这些官员手握大权、恣睢放纵。

犯罪和过失的罚金或罚款是王室岁入另一大来源。 大部分罪行可以用金钱补赎。罚金的适用不受任何规则或法典约束，甚至最轻微过失的罚金也足以导致家破人亡。 森林法尤其是压迫的源泉。国王占有六十八处森林、十三处猎场、七百八十一处公园，遍及英格兰各地。鉴于英国人和诺曼人都对狩猎情有独钟，这些地方等于首先为人民设置了犯罪的诱饵，然后以武断酷烈的法律制裁他们。国王自以为完全有权威颁布这些法律。

但最赤裸裸的暴政和压迫针对犹太人，他们不受法律保护，受到人们偏见的憎恶，暴露与国王及其大臣无餍的掠夺下。 此外，他们还不断受到许多其他的侮辱。有一次，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投入监狱，就要以六万六千马克赎取自由。另一次，犹太人伊萨克一个人就付了五千一百马克。布伦纳付了三千马克。约奈特付了二千马克。伯奈特付了五百马克。另一次，牛津犹太人大卫的寡妇卢卡丽娅被迫付六千马克。她被移交给六个英格兰最富有最谨慎的犹太人，由他们负责筹款。亨利三世向康沃尔伯爵借了五千马克，还钱时把英格兰所有的犹太人都交给伯爵。勒索这个相当重要的民族可以大大增加岁入，特别财政法庭专门管理此事。

我们可以看出，英格兰商业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 犹太人虽然受到这样的压迫，仍然能在英国人当中贸易，向他们贷款。 由于贵族无所不在的压迫、无法无天的时代、封建财产权的不稳定性，农业进步也受到阻碍。那时，没有任何工业能够在王国产生。

哈里·斯佩尔曼爵士言之凿凿：第一个诺曼征服者统治时期，国王的法令不经枢密院（privy-council)同意，就不能生效。但贵族们肯定不会如此驯顺，将完全武断而专制的权力托付给君主。这只能说明： 宪制尚未确定，王权的边界尚未明确。 在任何紧急情况下可以发布公告、要求服从的权力，源于王位继承的权力难以与立法权区别。 古代法律极不完善，政府动荡不安，紧急情况经常出现，迫使君主滥用特权。 国王自然从人民的默许开始，在不断出现的特殊情况下树立排他性威权，发布规则、授予宪章、施与特恩，与宪法的一般精神背道而驰。 武断君主的统治和封建宪法的独立权力和私人关系相比，臣民的生命、个人自由和财产更缺乏保障。 从《大宪章》看，不仅暴君约翰、厉王理查德，而且他们的父王亨利都惯于滥用权力、易于滥用权力。他们不循法律、独断独行，随意逮捕、流放王国的自由人，剥夺他们的财产。

古代大领主在自己领地内以君主自居，廷臣、门客热心逢迎，较之达官重臣逢迎君主，毫不逊色。 他经常保持具体而微的宫廷，大法官、治安官、大司马、大总管、内大臣、枢密大臣各司其职，各置其属。 他通常勤于听讼，乐于享受君主威仪。有必要以法律限制他的活动，制止他过于频繁地开庭。无疑，他忠实追随国王的榜样，唯利是图、敲诈勒索，一切善政与恶政、正义与不义，同样可以出售。只要国王同意，他就有权向贵族领地内的自由民征收领地税。他因需要而贪婪。他的统治一般比君主更多压迫和暴政。他忙于遗产继承，或是与邻人私斗、结盟，经常保护走投无路的冒险家和罪犯，这些人对他的暴行很有用。和平时期，他一个人就可以在领地内阻碍执法。他只要联合几个位高权重、心怀不满的贵族，就能把国家投入动乱。总地说来，尽管王权受到限制，经常是极为严格的限制，但限制的力量并非源于人民的自由，而是源于众多小暴君的军事权力。这样的限制极不规范，经常成为大动乱的根源。这些小暴君在犯上作乱和压迫臣民两方面不相上下。

教会权力是限制王权的另一道防线，但这道防线也是许多祸害和不便的根源。 教会长老或许不像贵族那样好勇斗狠，但他们自诩完全独立于世俗国家，总是以宗教为护身符。一方面，他们是王国建立和法律执行的障碍。教会增加了那个时代固有的迷信崇拜罗马的倾向。 教会破坏了撒克逊时代连接教俗两界的纽带。 教会禁止主教们参加郡法庭，涉及教会的案件只能在教会法庭审判。教会夸张神职人员的权力，英格兰有六万零二十五个骑士封地，就有至少二万八千零十五个教区。

封建法律引进了长子继承权。这个制度的害处是不断产生和保持私人财产上的不平等。 但在另一方面，它的优点是让人们习惯于长子的优先权，因此防范了君主国因继承而分裂或因争夺继承权而发生纠纷。 诺曼人引入姓氏，目的在于保持家族和血统的记忆。 他们没有摧毁十字架和神裁法之类旧式荒谬审判法，而是增添了新式荒谬审判法——决斗审判。决斗审判变成了常规审判程序，赋予了一切可以想象的秩序、条理、虔诚、庄严。骑士的观念似乎也是诺曼人引进的，简单淳朴的撒克逊人当中没有这种幻想观念的痕迹。 封建体制将军事封臣提高到君主的尊荣地位，使个人力量和勇武变得必不可少，使每一个男爵和骑士变成自己的保护者和复仇者，奠定了武德和荣誉感的基础。 当时的诗人和浪漫作家加以发展和修饰，就形成了骑士制度。有德骑士不仅为自己的私人纠纷而战，他勇武的双臂要保护无辜者、无助者，尤其是美人。不知礼义的野蛮骑士从城堡中抢劫旅客、侵暴处女，是他永远憎恶的对象。 法律赋予单独决斗庄严的地位，在交锋中排除了一切不公平或不平等的观念，双方在约定时刻前可以殷勤揖让、风度翩翩。 时代的轻信产生了巨人、巫师、恶龙、符咒的观念。十字军时期，人们从远方归来，千奇百怪、应有尽有。他们向轻信的观众随意夸张说部。这些观念濡染了几代人的文辞、社交、礼仪。甚至在那以后，文艺复兴驱逐了这些观念，它们仍然在风流殷勤、荣誉攸关这些现代观念中留下了这些古代文饰的痕迹。

《大宪章》的让步，或者不如说充分建立（因为时代之间有很长的中间空白期）、渐渐加强了某种新型政体，将同样的秩序和正义引入行政权力。此后的历史多多少少不同于以前。但《大宪章》并没有建立新的法庭、法官、元老院，也没有废除旧的。它没有重新分配国家的权力，没有在王国的政治或公共法律上创新。 它仅仅是守成，通过文字条款，反对一切暴政。这些暴政与文明政体不相容，如果长此以往，与任何政体都不能相容。 列王，也许还有贵族，野蛮的恣睢此后多多少少受到抑制。人们的财产和自由更有保障。政府更接近于创立政府的初衷——维持正义、平等保护公民。王室的暴行和不义，以前只被视为针对个人的伤害，主要与恰好受到暴政影响的人们的数量、权力、地位相对应；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公众的伤害，对以保护普遍安全为意图的宪章的践踏。于是，《大宪章》的确定，虽然没有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却开始了宪制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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