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张爱玲离开上海（下）

前文讲了张爱玲老师笔下的小资生活，今天聊点别的，比如她的金钱观。

按理说她名门之后，祖父张P纶乃清末名臣，祖母还是李H章的大女儿，嫁妆丰厚的很，传到他父亲手里还有几十处房产，和大笔的银钱古董。

至少一家人衣食无忧应该没问题的，她也完全有资本做个富家小姐，但是张爸爸除了在家里背背古诗文，人生最大乐趣就是吃喝嫖赌抽大烟，后来娶的老婆也是个烟鬼。

家里两个人抽是笔很大的开支，财产就在父母亲的烟雾缭绕中慢慢变少了。母亲么虽说是富家女，但不事生产，还经常出国，又不会理财，手头也不宽裕。

连女儿在家里过不下去了来投奔她，都要提醒，跟着你父亲是有钱花的，但跟着我，只能过没什么钱的生活。

这对二世祖爹妈，给张老师留下的最大阴影是要钱，比依萍大雨天去找她爸要钱还要大。

张爸爸和后妈生活奢靡，却舍不得拿钱出来给她缴钢琴费，每次去都要在烟榻前站上半天，看着俩人沉浸在烟雾缭绕的世界里，对她熟视无睹。

这对于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生来说，无疑是很大的伤害。

张中学毕业后想出国留学，父亲极力反对，拒绝提供支持，母亲愿意帮她出英文补习的钱，但每次给之前都要发脾气，恶语相加。

这让小张同学十分痛苦，因为陆依萍只要忍受她爹一遍，而她得忍爹妈分别各一遍。

张在上海念的是圣玛利亚女中，富家子弟云集，她只能被迫穿上后妈从娘家带来的旧衣服，款式老旧，颜色灰暗，这让一个爱美的少女学霸，在同学面前特别自卑。

好不容易能去香港念书了，她又发现自己是班里最穷的。

她跟姑姑讲“其实我在香港时候也不至于窘到那样，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的缘故。”当时能读港大的，多是有钱人子女，或是华侨富商，或是京沪名媛。

她的同学里有汪J卫的侄女，还有橡胶大王们的子女。只有她住着最简陋的学生宿舍，一个小小的单间，半截百叶门，连电灯都没有，需要自己置办。

虽然没到三餐不继的地步，但在一群出手阔绰的同学中间，她真的是异类了。没钱买自来水笔，上课时全班只有她一人用蘸水笔，要随身带着墨水，非常醒目。

她也从来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为了省钱，她连跳舞都没学，因为要额外置办舞蹈服装，而她舍不得。

这种“爹妈不疼、后母虐待、钱还花的快”的窘迫，换做陆依萍就义无反顾的去大上海做歌女了。

但是我们张老师不一样，十几岁的她很清醒的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脱离不靠谱的原生家庭，只有好好读书，这才是她唯一的出路。

读书写稿、经济独立，才不用再依附，那可是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一百年后的现在，小姑娘们才有这种大女主觉悟。

在港大求学期间，张爱玲的英文极其好，可以背下弥尔顿的整本《失乐园》，这当然不是天生就会的，不下苦功不可能的。

当年她在上海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得的是第一名，二战爆发没办法才转到港大。

在那里读的2年半，她把所有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每门功课都是第一，连历史都是满分成绩，第二年就拿了港大两个奖学金。

#张爱玲港大成绩单#

一位教授感叹，教书十几年，从未有人考过这么高的分数，因为她的出众，学费膳食费全免，毕业后还可以免费保送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

她是真的一心想要好成绩，想拿到丰厚奖学金，这样手头就能宽裕些，也多少能挣回点脸面。

她在《童言无忌》里也写到了用钱时候的纠结，说朝思暮想计划着买件衣裳，临到买时还得再三考虑下，如果钱很多的话了，就用不着考虑了。

完全没有钱的话，也不想了，就是有点钱但又不多，买得起但又得发发狠，这个过程最磨人了，喜悦中带着一丝痛苦，属于拘拘束束的小资产阶级。

——快说，这像不像你每次剁手前的样子？

正是这种矛盾和尴尬，让她在后来的一系列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里写满了纸醉金迷，不光写，她还喊，大剌剌地说：“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它的坏处，只知道它的好处。”

按照常人的想法，爸妈苛待你，长大了你有钱了，不应该对同病相怜的弟弟好点么，我们张老师并没有。

上个世纪90年代，她唯一的弟弟张子静终于和她联系上了，他在信里说，他准备结婚，但没钱买房子，张姐姐回复：“我没能力帮你的忙，真觉得惭愧”，又说“其实我也勉强够用”。

但在她去世前一年，她的存款和资产加起来有三十多万美元，后来大部分都留给的她的朋友宋淇夫妇。

张子静最后是在继母留给他的十四平小房子里度过最后时光的，姐姐去世时所留下的遗嘱中，没有一毛钱留给这位弟弟，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提过。

#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

张老师的香港生活因日本人入侵、港大被征用而终结，她回到了上海，开启了打印机模式的写稿生涯。

时间一晃到了1952年，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有五百多人出席。在文化局长夏衍力保下，张老师也去参会了。

她盛装打扮一番，入场后才发现，不论男男女女，都穿着灰蓝中山装，只有自己穿旗袍，外面还罩了网眼白绒线衫。

这时丁玲老师雄赳赳气昂昂的走过来，悄声的指责她为何如此大胆，不和大家统一。

接着也是在夏局长的安排下，她跟着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一待就是两个月，这是她和新中国距离最近的一个时期，也是她和自己距离最远的一个时期。

所闻所见使她非常苦恼，她下不去手写英雄，想想也是，你让一个大地主阶级去歌颂土改，确实有点难为情。

这时候有朋友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说：“不会。一般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都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去尝试。”

回来了之后，和弟弟最后一次见面，弟弟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老师说打算走，因为“人民装那样呆板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张老师还有一句原话是：连人的思想都要统一，这个环境就没了文化和艺术的生存之地了。（注：这里只引述张老师原话，不代表本文观点，勿作联想）

#统一的文化和艺术#

张老师认为她的文字从不涉及政治，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觉悟，如果有，她就不会跟胡L成结婚了，也不会夸日本人管理下的上海租界治安还好点了。

但是呢没有觉悟不代表她就不敏感，接下来的日子，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胁”，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于是她果断拒绝了夏局长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准备离开大陆，前往香港。

在《对照记》里，张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街道派出所办出国护照：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不知道我以写作为生，不然也许就没这么容易放行了。”

“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申请被批准后，张老师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只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

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两人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从此再没见过。

1952年7月，32岁的张老师先是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过海关检查时，她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

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上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问她：“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

她起初是想在香港定居下来的，但最后还是离开了，她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香港人宗族性很强，排外（省人）。”

这兴许就是离开的主要原因吧，1955年秋天，张老师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前往美国。

这艘邮轮在那几年很火，因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有不少的名人正是乘坐这辆邮轮从美国返回中国，包括钱学森先生在内的24位骨干科学家。

张老师这一离开，离开的非常彻底，再也不回来。

其实以她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经历，离开祖国是必然的，也勉强不来，后来有人讲，她就是不离开，在十年动荡期，一百个张爱玲也被压碎了。

在海外，人们常将张老师的小说和白先勇先生的相提并论，两人都是名门之后，都喜欢写上海，但白老师说张的文字比他的细致、精巧，非常玲珑，一个个字像是雕过一样。

但是呢，“近现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泛政治化的社会，很排斥日常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在那里从来都很边缘的。”他觉得自己和张老师，都是孤独边缘人。

1995年的9月，张老师的骨灰，被撒在亚洲与美洲间的太平洋中，这也是那个时期很多不得不离开中国人的选择。

比如写《上海生死恋》的沪上名媛郑念，她们临终时都没有任何亲人在，死的死，散的散。

一个人来到世上，又孤独的离开，骨灰撒进一望无际的大海，像是要将心中悲痛稀释掉，又像是希望太平洋的小浪花，能将她们带回曾梦牵魂绕的家乡——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