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退役师长突然被抓，公安审问：你还记得叶挺吗

自1950年12月起，全国上下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镇反运动，打击的重点对象是历史和现实中有罪行的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

原蒋军108师师长朱惠荣是东北军出身，参加过西安事变，抗战胜利后因被排挤，被迫退役，回沈阳隐居。

1951年1月，沈阳市公安局的警察突然找上门来，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把他给逮捕了。

在审问时，朱惠荣还心存侥幸，大谈自己参与“西安事变”的“功绩”，结果公安人员问了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叶挺吗？”朱惠荣顿时耷拉了脑袋。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

1月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蒋军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的拦击，两天后陷入重围。

新四军原打算甩开茂林方向的敌人，改向东北方向突围。

但实际上不仅茂林方向的顽军未能甩掉，便是东南方向的丕岭和高岭方向的顽军，也都亦步亦趋地紧紧跟踪，一直跟到了石井坑。

10日下午，各路部队——东南丕岭方向的老三团，西南高坦方向的新三团和教导总队，正南麻岭方向的军特务团，在连日血战之后，来到石井坑地区。

尾随跟进的各路顽军也接踵而至，从四面八方把30平方华里的石井坑包围了起来，而且立即开始以炮击、小部队进攻等方式搞疲劳战术，干扰我军集结整顿和构筑工事。

面对危难时刻，叶挺挺身而出，向军直属队和第二纵队领导干部说：“同志们，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新四军士气大振，不少人又重新归队。

经过10日一天的收集，叶挺重新集中了近5000人，又指示后勤部购粮购肉，忍痛杀了一些包括叶挺自己坐骑的骡马，让全体官兵吃了一顿饱饭。

许多人还在雨地里坐着躺着，睡了一觉，指望有所转机，实行最后一突，但境遇却更加恶化了。

新四军自带的粮食行将用完，弹药也已发生困难。尤其是五、六倍于我的顽军，利用起伏山峦，布成多层次的严密包围，已将新四军逼到攻不能克，守不能固的险恶境地。

面对着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势，叶挺认为，这种情况下，再以疲惫之师和劣势力量去冲击敌人的既设阵地，其结果不难想象，已经不可能获得成功。

叶挺指挥作战常以死打硬拼战胜敌人。数月前的泾县反“扫荡”战斗，便是这样打赢的。

但眼前的情况，使得他这员猛将也不敢轻言猛打猛冲了。

他斟酌再三，向东南局副书记小姚等提议说：当前的敌我态势，已不允许再以我军的薄弱力量，主动出击敌人的既设阵地了。

叶挺认为，新四军应当改取凭险固守战法，求得多保存一些力量，多延长一些时日，借此等待党中央向蒋军方面紧急交涉，解救危机。

叶挺按照他的这一决心，于10日夜间亲笔写了两个电报，用他和项英、小姚三人的名义，分别发给了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陈毅。

电文之一：

我军被围于泾县、茂林以南，准备固守，可支持一星期。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

我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死不足惜。一周后如无转机，则将全军覆没。盼立示。

电文之二：

我部傅秋涛两个团已打到泾县、宁国间，余均被围于茂林附近山地。敌大我五六倍，突围困难，死守硬拼到最后一人。唯粮弹不济，恐守不住。

请中央设法以全面分裂胁蒋，或能挽救，并示方针。二支队应即向苏皖边积极行动，苏北能同样行动以为声援更佳。

1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弄清情况之后，发岀了致刘少奇、陈毅和致刘少奇、叶挺的电报：

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第二天即12日清晨中共中央又将正式决定，电告叶挺：

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小姚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

接到这些指示之后，小姚召集各部队负责同志，宣读了中央电报原文，作了相应布置。

11日上午，顽军以猛烈的炮击为先导，发起了第一次总攻击。

1时，石井坑西南的东流山，东北的白山，西北的香炉墩，正北的狮形山，弹如雨下，硝烟弥漫，石飞树倒，火光冲天。

炮击过后，响起了枪声。整排、整连的顽军，在各种自动火器掩护下，掀起了潮水般、波浪式的轮番冲锋。

我军各部队根据叶挺以少胜多的指示，将人员、武器疏密适度地分布在各个要害部位，组成二三道不等的坚固防线。

为了节省有限的弹药，也为了给敌人以有效的杀伤，待敌人进到30米以内，才集中火力给以打击，充分发挥反集团冲锋有力武器——手榴弹的威力。

据守东流山主峰东北方向东头山、白山、狮形山和香炉墩的我军各部与疯狂来犯的顽敌，发生了激烈交战。

敌顽对我军阵地的大规模冲击，从几次到十几次，其动用兵力之多，冲锋正面之广，掩护火力之猛烈，前所未有。

叶挺的指挥所移到了白山脚下外王家南侧的一间民房里。整个上午，他都是站在屋外的山坡上，举着望远镜，观察周围高地的作战情况。

他叮嘱每一个来军部请示报告的干部，要他们精心指挥部队，巧妙地杀伤敌入，保存自己，固守主要阵地。

他还向每个下级指挥员庄严地表示：“我的指挥位置就在这里。我的决心是与全军同志同生死，共存亡，打到最后一人一枪。”

下午战况更趋激烈。叶挺急于亲眼看看指挥所背后白山阵地的敌我态势，便沿山沟攀缘而上，来到新三团一营据守的白山主阵地。

这个营就是8日军部在丕岭召开7小时会议时，一举攻进敌四十师据守的星潭镇，为全军突围打开了前进道路的那支英雄部队。

当时，该营一边在星潭镇内搜索残敌，一边派人向后联络，对上级猝然下达不从星潭突围，仍沿原路撤回的错误命令一无所知。

当他们发现左右的兄弟部队已经奉命后撤，敌四十师一部正向他们展开穿插包围，被迫仓促退出星潭向后撤退时，敌军疯狂跟随追击。

由一连长敖德胜率领掩护全营转移的一个排，全部英勇牺牲。副营长沈开运身负重伤无法跟队，只好由一名通信员照护着就地隐蔽，其余部队且战且走，追赶主力。

当他们赶到高坦时，主力已从高岭方向碰壁折回，并在转往茂林的途中，于高坦以北与向我合围的另一路敌军44师迎面遭遇。

一营官兵在两天征战中，没有吃过一顿热饭，是靠嚼生米捱过来的。

到了高坦，部队又饿又累，急需吃饭休息。但由于情况非常紧张，又传来了二纵首长的行动命令：

“你们现在还不能休息。今晚你们要把高坦以北的外围高地拿下来，扫掉敌人的排、连哨，固守高坦口，掩护军部向石井坑转移。”

晚上10点钟，一营官兵吃过一顿饱饭之后，便利用夜暗向前开进。

他们在北风呼啸中，摸到敌人占据的高地，以突然猛烈的偷袭，将敌人的连、排哨打掉，连夜修筑工事，作好阻击准备。

9日拂晓，敌一四四师一部来犯，交战十余小时。下午6时叶挺派出的教导总队上来接防，该营撤出阵地，随军部彻夜行军，来到石井坑。

叶挺爬上白山制高点，正赶上敌人进攻的停歇时间。因为敌人还在施放冷枪冷炮，一营教导员张玉辉赶忙走上前去，想阻止叶挺，不让他到前面去。

但叶挺说，他就是为看前沿情况而来的，不顾张玉辉和警卫人员的劝阻，一直走到了前沿阵地。

当他看到我军阵地已被敌炮火犁过多遍，各种掩体都已夷为平地，战士们正在松土层上重新培筑掩体的时候，痛苦地说：

“要告诉大家，即使我们都牺牲了，皖南的新四军都消灭了，苏北、江北的新四军也消灭不了，革命永远不能消灭！”

叶挺说完，起身下山。又到附近二营阵地上转了一圈，所见情形都是我军冻饿疲困，粮弹将尽，敌人气焰嚣张，咄咄逼人。

蒋军炮兵阵地

回到指挥部，叶挺用自己的名义，又给党中央发了一个电报：

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计、指挥失当所致。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

这个电报发出之后，叶挺又写了一个致夫人李秀文的绝命电文。大意是希望李秀文好好教养子女，令其继承父志。

叶挺一边写着，禁不住流了眼泪。

他还叫钱俊瑞也写个电稿，打给住在香港的眷属，托付后事，留下遗嘱。

他又对小姚说：“我们大家在一起拼吧，抱着必死的决心，创造共产党人的业绩，创造第二个黄花岗！”

11日全天激战，直到天黑。夜间气温下降，大雪纷飞。凛冽的寒风，把人们的棉衣吹成了硬壳，一个个冻得浑身颤抖，磕着牙齿。

12日天亮以后，大战又告开始。我军为了减少炮伤损失，先用稻草人吸引敌人炮火，而将人员后撤隐蔽。

待敌人停炮开枪，发起冲锋时，再进入前沿，以近距离的集中猛烈射击，将敌人打退。

在石井坑西北的香炉墩及其以西的一线高地上，我老三团二、三营抵挡敌一四四师和新七师三个团的联合进攻。

在石井坑东北的白山和狮形山高地上，我新三团一、二营抵挡敌五十二师、一零八师五个团的联合进攻。

在石井坑西南全线主阵地东流山各个高地上，我主力五团抵挡敌四十师的进攻。

整个石坑到处都是短兵相接的反复冲杀，直打得天昏地暗，铁血横飞。

由于敌我众寡悬殊，到处都发生了敌人多次冲上我军阵地，又被我军反击下去的拉锯状态。

战士们打红了枪管，就用敌人死尸中的武器来顶替；子弹、手榴弹打光了，就拼刺刀、拼石头，甚或拳击牙咬；

有的战士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重伤员抱住敌人，一起滚下山涧。英勇悲壮，气吞山河。

在激烈战斗的间隙，忽然有一支由一纵队新、老三团300余人组成的部队，由纵队政治部一位总支书记带领着，来到新三团一营防守的白山主阵地。

原来这是一纵队前些天突围时，遭到顽军拦截而没有突出去的一部分后续部队。

他们原是一支近千人的队伍，几天来一直在白山西北一带高地与敌一零八师鏖战，有力地策应了新三团在白山和狮形山的防御战斗。

现因陷入顽敌三面包围，不得不放弃原有阵地，分两路转移下来，一部分撤到新三团二营的狮形山阵地，一部分撤到了一营这里。

由于该部已多日粒米未进，他们一到白山，便向一营教导员张玉辉要饭吃。

左为张玉辉

张玉辉苦笑着告诉他们，本营也两天没饭吃了，但同时下令，将全营剩下的最后一匹马杀掉，为兄弟部队的战友们小解饥寒之苦。

新、老一团官兵眼含泪花，每人吃了一块烤马肉之后，立刻加入了白山战斗。

他们在自己带来的两挺重机枪的掩护下，向敌五十二师和跟踪前来的一零八师部队，接连发动三次反冲锋，不仅扩大了我军的阵地，还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补充自己。

下午，东流山五团阵地打得异常激烈。敌四十师从多处冲上我军阵地，在剧烈的白刃格斗中，全团六名营级指挥员，两人牺牲，三人负伤，情势万分紧急。

关键时刻，五团参谋长梁金华派参谋沙林下山，向叶挺请求增援。

正在指挥所外边，用望远镜观察东流山激战情况的叶挺，聚精会神地听完沙林的报告，非常激动地说：

“你们五团打得英勇，是真正的英雄。对顽固派就是要狠狠地教训他，一定要消灭这些民族罪人！你先回去告诉部队继续坚守，我马上抽调部队支援你们。”

五团参谋长梁金华

其实，这时军部已没有可供机动的后备兵力了。叶挺斟酌再三，决定把教导总队和工兵连的一些零散人员，按一个连的建制组织起来，派住东流山。

这支“援军”不是靠着雄厚的兵力，而是靠着“援军已到”的声势，鼓舞五团奋勇抗争，打退了敌人，恢复了阵地。

天黑时，损失惨重的敌人，也无力再战了，又按照他们上司的命令，停止了进攻。

但这次他们没有完全撤走，在距我几十米的一些可供存身的地方，留了一部分人。

我军一时也无力再组织反击，只派了一些步哨，给以严密监视。

经过两天厮杀，留在阵地上的敌军尸体已堆成了一堵墙。这道人墙既成了迟滞顽军前进的路障，又是我军就近补充武器弹药的好地方。

夜间，我军在伤亡近半的情况下，重新整顿了组织，掩埋了烈士，安顿了重伤员，然后分工合作：

一部分人从那堵敌军尸体里寻找武器、弹药和干粮食物；一部分人挥动锹镐，重建堑壕、掩体。

正当我军各部队集中在阵地前沿紧张忙碌的时候，敌新七师一部偷偷摸到了老三团三营香炉墩高地的背后。

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几间房子，向我安置在屋里的重伤员，下了毒手。我数百名身残志坚的重伤员奋起抵抗，大部壮烈牺牲。

得知皖南新四军的艰难境地，远在陕北的党中央心急如焚。

1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将叶挺的电报及时转达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叶剑英，要他们据此“向蒋军提出严正交涉，即日撤围，让我东进北上。”

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蒋军有意破裂，促蒋军改变方针”，同时复电叶挺和小姚，仍然希望如果情况允许，应该组织部队分批突围。

13日早晨，顽军向我发动了第三次总攻。

一直躺在睡榻上靠鸦片烟提神，直接指挥这场血腥屠杀的上官云相，按照顾祝同传达的蒋介石的旨意，下了限13日解决石井坑我军的命令。因此蒋军今天的进攻来得特别凶猛。

下午5点，天将擦黑时，敌人发动了攻占石井坑的最后一次突击。

在长达半小时的炮击，又将我军阵地犁过几遍之后，潮水一般的大批冲锋队汹涌而来，纷纷爬上我军阵地。

我鸟瞰全线的东流山制高点，首先被敌突破，其他高地相继告急。

短时间内，除白山主阵地尚为我新、老一团和新三团一营控制之外，其他高地先后被敌占领。

我各守备分队有的被逼到坡下，有的被压到山头一角，他们继续浴血抗争，英勇搏斗。

这时，敌人炮火已经打到了我军指挥所，但叶挺依然镇静如常地招呼人们收好摊子，然后率领他们冒着连天炮火，转往左翼的狮形山，准备在那里组织突围。

皖南事变的策划者之一——上官云相

一路上，炮火纷飞，照明弹亮如白昼，连细微的树枝、草叶也能看得清楚。

五颜六色的曳光弹、信号弹密如蝗群，相互穿梭碰撞，不时迸出火花。

在紧急转移途中，走在叶挺身旁的我国著名音乐家、《渔光曲》的作者任光同志中弹仆倒，不幸牺牲在叶挺怀里。

叶挺指挥所刚刚迁到狮形山的一个山头上，各部队的首长，纷纷跑上山来，找到叶挺，向他请示如何行动。

叶挺这时已经考虑好了分批突围的方案，当机立断地说：

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凡是愿意当突围司令的，就当突围司令吧。党中央要求我们保存骨干，就是一个饲养员、炊事员，也是革命骨干，都应该好好保护，突围出去，保存下来。

这时天已擦黑，敌人使出吃奶的劲，攻占我各高山阵地以后，他们自己也付出了惨重代价。

因此尽管他们还在以一部分力量不停顿地对我进行杀伤射击，但实际上是在忙着处理善后，整顿组织，未敢贸然下山向我进逼。

而且顽军判断我军再也无力反击了，他们也可借此喘口气。

叶挺看到这个情况，立即宣布散会，要求大家及早回去，趁这个空隙做好动员准备，按预定的开始时间一致行动，力争今天夜间冲出敌人的大包围圈。

紧急关头，指战员们反而把危险和困难忘得一干二净，显得更加冷静了。

深夜，当敌军停止了射击，进入了梦乡，石井坑恢复了沉静。之后，我军骤然吹响了嗦亮的冲锋号，突围大血战开始了。

顿时，我军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石井坑地区各条山间通道上，火光冲天，人流涌动。

在一片“冲呀！杀呀！”的呼喊声中，我各路突围部队有如一支支离弦之箭，向四面八方杀开缺口，猛打猛冲，一往直前。

这股突如其来的风暴，一下子把敌人惊呆了。他们呼号喊叫，手忙脚乱，紧急转移射击阵地，对我进行拦截射击，但已顾此失彼，措手不及。

我军有的部队在枪林弹雨、血肉横飞中杀出一条血路，冲了出去。有的冲到山口，被阻挡回来，又另寻出路，杀了出去。

有的则在受阻之后，编成战斗小组，相互掩护，交替前进，冲出了山口。

在搏杀中，不少同志在冲击当面敌人的阵地时，英勇牺牲了。一些负伤走不了的同志，为掩护战友继续前进，战斗到最后一息。

有的战士在边打边冲，急跑狂奔时，跌落到深不可测的山涧里。但一切艰难险阻，都没能阻挡我突围大军的飞速前进。

新四军各路部队一夜之间杀出了石井坑，取得了突围战斗的第一个胜利。

但顽敌人多势众，早已作了防止突围的纵深配置，突围部队还远未跳出重重叠叠的包围圈。

在继续隐蔽前进、夜行晓宿、迂回曲折地与敌人周旋的长时间里，许多部队一次两次地被敌人打散，又在前进途中一次两次地与本队或其他分队的失散人员，重新会合起来。

突围部队虽然历尽艰险，到处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但有时也会形成局部优势，为我提供了惩罚敌人的机会。

新三团二营营长巫希权、一营政委张玉辉率领的二纵左路突围部队，冲到茂林，一举捣毁敌一四四师指挥部，便是这方面的突出例证。

这支拥有600余人的大型突围部队，从香炉墩北坡整顿出发，向西突围时，正赶上比他们人数更多的二纵右路突围队，也从狮形山西坡，开始向北突围。

由于正面敌人被我右翼部队吸引过去，他们趁机冲破香炉墩以南顽一四四师和七十九师的接合部，一鼓作气冲到了茂林。

他们得悉疯狂向我进攻的一四四师的指挥机关，就设在前面路边那座地主大院里，一个个怒火中烧，双腿叫劲，争先恐后地冲了进去，机枪扫，手榴弹炸，唯恐打得不够狠。

又听到顽军在喊叫“打，打！师长还没得出来”，越发打得起劲了。

巫希权

一会儿工夫，他们就把所有房子都用机枪、手榴弹扫过、炸过几遍，活捉了120多名敌人。

但因附近驻有顽军战斗部队，不能恋战，也来不及弄清是不是打死了敌人的师长，就带上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命令顽军的电话兵带路，继续前进。

这事报到宁国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上官云相暴跳如雷，大为震怒。

他把鸦片烟枪一甩，大骂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是“饭桶！”

责怪他“包围不力，贻误战机”，“部队夜里睡大觉，以致让新四军找到他那个薄弱点，走漏数百人，使我功败垂成，实为法纪所不容。”

并立即亲自打电话，向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下令：“唐明昭革职究办，你派人将他看押在你师部，一四四师由你兼任指挥，执行原任务，不使发生空隙。”

突围在继续，战斗在继续！在短则几天、十几天，长则几十天、几个月的艰苦转战中，我军无数支突围分队，躲避着有反动军队占据的交通要道，忍饥挨寒，与敌人斗智斗勇。

突围出来的部队，到达江北无为的总共1000余人。加上前此第一纵队经苏南到苏北的一部分人员，超过两千。

由于我军是在紧急情况下仓促突围，行动之前又将通讯设备悉数销毁，没有来得及报告党中央。

因而我各部队杀出石井坑，分批转移之后，延安党中央因未知情况，仍然频频向重庆南方局发出指示，催促周恩来和叶剑英加紧交涉，要求蒋介石下令撤除包围，停止进攻。

13日上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称：

“希夷军部率六个团仍在泾县以南茂林地区围困中，有全军覆没之可能，请向当局提出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援助，破裂之责应由彼方担负”。

同时致电刘少奇、陈毅，告以“我们已向当局提岀最严重之抗议。申明如不立即撤围，破裂之责在彼”。

并要刘、陈“立告叶、项、姚诸同志，如能突围则设法突围，如不能突围则坚守下去便有办法”。

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发出了准备在苏北、山东发动相应军事攻势的紧急部署指示：

（甲）同意刘少奇、陈毅12日意见，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10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

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刘、陈负责。以报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

（乙）周、叶正在重庆抗议，我们正用朱、彭、叶、项名义发出抗议通电，望叶、项电达茂林被围部队，如无法突围，应再坚持10天，可能有办法。

（丙）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

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也就是13日这一天，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四处活动，奔走呼号。

他们通过蒋军军政部副部长刘为章和蒋军负责与我党联系工作的张冲等人，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强烈抗议，据理力争。

要求他们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停止皖南的罪恶进攻，按协议让我皖南部队北上抗日。

他们警告反共顽固派，我华北、华中将士得悉皖南我军厄讯后，义愤填膺，如不及时解围，后果难以预计。

当天晚上，周恩来、叶剑英两次致电中央，报告进展情况。这些情况是：

周恩来从重庆打电话到上饶，要求顾祝同解围。但上饶方面接电话的不是顾祝同，而是三战区的参谋长、参与谋划皖南事变的元凶黄百韬。

周恩来质问黄百韬，三战区友军何以对我遵令转移的部队非但不提供友好协助，反而背信弃义，包围攻击？

黄百韬

黄百韬先以我军“不遵守指定路线，自行向相反方向行动，以致发生误会”为借口，声称一切责任应由我担负；

后以详细情况他不了解，也不能负责相推托，使这次交涉毫无结果。

重庆刘为章和张冲的回答比三战区好得多，但是真是假，难以判别。

刘为章当日从何应钦家中打电话对周恩来说，周恩来找他谈话以后，他立即向蒋介石做了汇报。

蒋介石告诉他，关于茂林方面不要再打的问题，他已在12日晚间亲自打了电话给顾祝同，告诉他只要新四军是确实北移，应给予帮助，不应为难，因此这事已不成问题。

张冲也给周恩来打了电话，说是他向蒋介石报告了我党的抗议，蒋介石对他说，新四军北开，中央决不留难，此次冲突听说是新四军先开枪。

蒋介石希望新四军继续北开，如此路不通，转由皖南渡江亦可，他可命令李品仙不要阻拦。

李品仙

但很可惜，蒋介石说的这些“不应为难”、“决不留难”等动人的话，实际都是“加紧包围”、“加快进攻”的同义语。

12日、13日，蒋介石确曾给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下过命令，但那不是让他们“不要再打”，而是让他们“即日解决皖南匪军”。

蒋介石还亲自书写手谕，开出了生擒叶挺赏法币10万元，生擒项英、袁国平各赏5万元等明码标价的进攻命令。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蒋军军各部向包围圈内的新四军展开了更为疯狂的搜剿。

叶挺、小姚和随行人员组成的突围小队，是和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小队，军直机关干部的两个分队一起，按照全军统一的冲锋号令，开始向东北方向突围的。

他们从狮形山南坡分批行动，首先要寻找缝隙，翻越这座高山，转到敌人的背后去。

为了避开占据山顶阵地，正在进行压制射击的顽军，我军只能钻丛林，走峭岩，在漆黑的夜暗中，摸索而行。

大雨过后，草湿地滑，摔跤滑坡的，扯烂衣服、刺破手脚的，比比皆是。每前进一步，都得耗费很大气力。

叶挺是由随行人员小心搀扶护卫着，翻过这座山的。尽管如此，14日拂晓，他们爬上山顶，又下到北坡一个叫做西坑的地方时，衣服手脚都刮烂了，真是血迹斑斑，伤痕累累。

警卫员们看到叶挺走了一夜，已经十分疲劳，便把他那个行军手杖拿来，拧动螺丝，把它变成一个坐凳，让他背靠着一块光面石壁，坐下来休息。

这时山下突然响起了枪声。这是行动敏捷，已经下到山底的教导总队的一部分学员，和敌人发生了遭遇。

西坑是狮形山北坡下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山沟。这条沟里人烟稀少，只住着几户农民。

北面的沟口之外，散布着几个村庄，那里是敌一零八师向我进攻的集结出发地，该师师部就设在大康王庄。

我军发动突围战斗后，上官云相一再向其部属宣布：“不把新四军全部消灭，以通敌论罪。”

一零八师慑于军令，调集大量部队封锁这个山口通道，围得铁桶似的。教导总队学员就是在山口附近，碰上了敌人。

前面受阻，形成了对峙，叶挺小队只好就地停止，隐蔽待机。

这时天已放亮，左近丛林中传来窸窸窣窣的一片响动。

原来，第三纵队参谋长黄序周，带着军特务团的突围部队，也在转移途中，来到了这里。

黄序周早在南昌起义时，就是叶挺二十四师的七十一团第三营营长，新四军成立以后，又一直在军部担任副官处长，只是在这次转移前夕，才调任现职。

他长期辅助叶挺工作，两人相处时间长，相互了解深，工作关系、个人交往都很亲密。

黄序周从坡上走下来，一眼就看见了叶挺。他惊喜地跑上前来，开口就叫军长跟随他的警卫部队一起突围，由他负责，护送到江北去。

但叶挺不同意抛下部队自己单独突围，认为这是可耻的逃跑行径。

黄序周知道让他同行已不可能，只好带上队伍，继续前进。

这支精干部队当晚就冲出了一零八师的封锁线，一个月以后，他们经铜、繁地区渡过长江，撤到了江北。

下午，山上山下频频发生激战。敌军一面与我大打，一面向我喊话，什么“欢迎派人下山谈判，我们重归旧好，共同抗战”，不一而足，喊得山响。

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民主人士林植夫为人耿直，他对蒋军这次围攻我军最为愤慨。

他向叶挺、小姚、项英建议说，既然一零八师说是可以谈判重归旧好，共同抗战，他愿意作个代表，下山跟他们谈一谈。

小姚和项英看着叶挺，默不作声。叶挺表示，时至今日，这类话不可轻信，轻率下山，怕是自投罗网，上当受骗。

林植夫说，一零八师是东北军，他们以前同我们讲交情，现在真的都不作数了？我倒想当面问问他们，这个道理该怎么讲？

林植夫

叶挺说，打都打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什么道理好讲，和蒋军讲道理，讲也讲不通。

林植夫还是不服气，说是他愿意下山走一趟，便是被抓了杀了，也心甘情愿。说完，叫上他的卫士，真的下了山。

林植夫下山以后，敌人喊得更起劲了。但喊了很久也不见效应，便向坡上打起了机枪。

司令部的干部们再次四处动员，组织人们向两翼疏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同志，也疏散开去，和叶挺、小姚分了手。

但叶挺照旧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对拉他隐蔽的副官们说：“我不去，我死了就好，我不死就要到重庆找蒋介石去，让他枪毙了我！”

小姚考虑，这么多干部困在这里，不被敌人消灭，也会冻饿而死。

为了摆脱这个困境，他向叶挺建议，请叶挺下山见一见老熟人一零八师师长戎纪五。

小姚的意思是，让戎纪五看在抗日救国的分上，设法通融一下，通过调动部队，让出一些空隙，先把我军这批干部放走，然后下令“追击”，打一个马虎眼，让我军北渡长江。

小姚

叶挺听小姚这么说，感到很惊讶。他认为，自己作为败军之将，已经失去了谈判条件。

而且当前是兵戎相见，往日的老朋友也都变成了敌人。

林植夫轻信敌人的蛊惑，结果是一去不返。他如再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只能是步林植夫的后尘。

小姚说，林植夫是林植夫，而你毕竟是叶挺。

这话撞着了叶挺的心、坎子。他激动地说，叶挺又怎么样？所谓的北伐名将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我满腔热忱报效国家。想不到又因抗日获罪，搞到今天这个样子！

饶漱石宽慰他说，你痛惜失败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次的惨重失败责任不在你，党中央过去这样看，最近又多次肯定了你的正确领导，因此，大可不必以此为虑。

叶挺考虑再三，觉得小姚想得如此周到，又坚持让他一试。便答应下来说：“好吧，那我就去试一试。”

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交给司令部的温巨潮和游生贵两位参谋，让他们先行下山，向一零八师联络。

过了一会儿，又拿出一张名片，交给他北伐时的老部下，现任文电秘书吴振邦，叫他也先走一步，前去约见戎纪五。

吴振邦下山不久，一零八师派来一个卫士排。他们举着一面白旗，一边沿山间小路往上走，一边叫喊着：

“不要开枪，不要误会，我们是一零八师，奉师长的命令，请叶军长下山谈判。”

这时叶挺已换好了衣服。他面色严峻地握着小姚的手说：“此行是凶是吉，实难预料。我个人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若我回不来了，那就请你招呼部队继续突围。”

“如果你能走得出去，请代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致意，告诉他们，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也不会做出对不起共产党的事。”

说完，叶挺又而身边的高级干部们一一握手道别，然后带上他的随从人员，从容下山。

小姚

叶挺下山到了一零八师师部，马上就感到情况不对头了。在这里接待他的竟是五十二师副师长朱惠荣，而不是他想见的戎纪五。

原来，顾祝同和上官云相处心积虑，为了防止与我军关系较好的东北军一零八师在作战中“出事”，早在战前就收回了戎纪五的指挥权，把它转给了同属于二十五军的嫡系部队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

刘秉哲唯怨鞭长莫及，干脆把原任一零八师的旅长，后因投靠中央军而当了他的副手的东北籍军官朱惠荣，调回一零八师当副师长，另设一个指挥所，借以将戎纪五架空，直接对他负责。

一零八师在这次作战中效尽犬马之劳，疯狂屠杀新四军将士，正是朱惠荣执行上官云相、顾祝同命令的结果。

朱惠荣毕恭毕敬，站在门口迎接叶挺。进屋以后，又是倒茶，又是递烟，神色慌张，很不自然。

叶挺问他戎师长现在何处，他说出巡去了。叶挺又问，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教授和他派的另三名联络人员在哪里，他们见过戎师长没有？

朱谎称他到这里的时间也不长，这些事情他不知道。

叶挺心想，看这个情况，不仅是林植夫一个人，连吴振邦、游生贵、温巨潮，也都被扣押了。戎纪五有可能是故意回避，也有可能是被迫躲开。

看来敌人确是在搞假谈判真诱捕，自己真的步了林植夫的后尘，上当受骗了。

他这么想着，便对朱惠荣说，你们派人上山，说是奉师长的命令，请我来谈判。我现在来了，你们的师长却走了，这个谈判可怎么来谈？

朱惠荣说，戎师长不在，兄弟暂时代理，叶军长有话，可对兄弟说。

叶挺说，据我所知，你现在任职于五十二师，一零八师的事你也管得着？

朱惠荣说，兄弟是受上官总司令的指派，来此担任联络。

叶挺听到这话，才知道戎纪五确已被迫躲开，所谓谈判确是骗局，但实通处此，已无法挽回。

叶挺说，这样看来，请我谈判的不是戎师长而是你。你请我谈判，我当然可以跟你谈。你们围攻抗日友军，亲痛仇快，罪不容诛，这些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我军损失惨重，已分路突围，谈判要谈条件，我的条件就是，你过去也是东北军的将领，我希望你追念你我两军的固有情谊，高抬贵手，让出一条路来，让我军尚存的抗日志士继续北移，到抗日前线去。

朱惠荣慑于叶挺的气势，战战兢兢地说，我对新四军的遭遇非常同情，但碍于军令，实在帮不了忙。我现在只能转告上官总司令的命令，请叶军长招呼山上的弟兄，全部下山缴枪。

叶挺拍案而起，大发雷霆。他以逼人的威严，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你们要我投降，为什么谎称请我谈判？

蒋介石的中央军不打日本，专打新四军，你们大唱“打回老家去”高调的东北军，是不是也不打日本了，也要帮助日本人来打新四军？

你们昧着良心打新四军，甘当日本人的帮凶，何以取信于全国人民，又何以对得起你们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东北三千万同胞，有什么脸面去见你们自己的父母亲人？

但不管叶挺怎样咆哮，朱惠荣只是闭着眼睛。一直挨到叶挺发完了脾气，说完了他要说的话，他才又说了一句“请叶军长消消气”，乘机溜之大吉，再也没敢露面。

天黑以后，朱惠荣凶相毕露，派三十个彪形大汉押着叶挺和随从来到了一个大村子，原来这是五十二师的师部。

在这里迎候叶挺的，就是他最厌恶的那个保定军校晚期同学、二十五军军长刘秉哲。

刘秉哲彬彬有礼，客客气气，设晚宴“为叶军长压惊”。

但叶挺面对着这个多年来不打日本，专干向我摩擦捣乱的无耻勾当，在这次事变中又欠下我军无数血债的反共顽固分子，别说吃饭，连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愿再说。

刘秉哲见叶挺态度坚决，换了副嘴脸，恶狠狠地说：“来人，将叛将叶挺押走！”叶挺又被刘秉哲派人押送到位于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

在这里，反动派把叶挺和他的随员们拆散开来，把他一个人用汽车送到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单独关押起来。

随员们则绳捆索绑，被钉上脚镣，投入了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里。

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的一代名将叶挺，转眼之间变成了“罪人”。

而刘秉哲和朱惠荣事后都获得了“奖赏”：刘秉哲升任苏皖边区绥靖指挥部指挥官，朱惠荣则转正为一零八师师长。

恶有恶报，多位参与皖南事变的元凶后面都没有好下场：

7年后，参与策划皖南事变的原第三战区参谋长黄百韬在碾庄全军覆没，本人自杀身亡。

参与诱捕叶挺的原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于上海战役中当了俘虏，在苏州监狱期间逃跑未果，之后清查历史时发现其在皖南事变中的“罪恶”，于1950年10月判处死刑.

根据刘秉哲的口供，苏州市公安局移文沈阳，请求逮捕朱惠荣，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1951年3月，沈阳市召开公审大会，宣布判处历史反革命朱惠荣死刑。

同样因参与皖南事变被处决的还有原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

转自老黄有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