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性侵案”华裔女孩公开身份：我不怕世界知道我的姓名

“我叫香奈儿·米勒（Chanel Miller），华裔，我的中文名叫张小夏。

夏，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我是我父母第一个孩子。”

噩梦

如果遭遇了性侵，你该怎么办？

根据联合国数据统计，全球有35%的女性经历过性侵或性暴力。

绝大多数受害者都闭口不谈，对于她们来说，性侵是一段难以启齿的痛苦回忆。

可是有一位被害者，在事发4年后，主动公开自己的名字，鼓励更多人勇敢打破沉默，战胜偏见。

她就是2015年震惊全美的斯坦福性侵案受害者——艾米莉·多伊（Emily Doe，化名）。

2019年，她将这糟糕的经历出版成书《知晓我姓名》（“Know My Name”），并披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姓名：

一切要从2015年1月17日的那场噩梦说起。

那是个周六晚上，22岁的张小夏和妹妹一起参加斯坦福大学某男生社团的派对。

女孩们像参加之前的任何聚会一样，喝酒唱歌聊天，然而张小夏的记忆，就停留在了这一刻。

当她醒来，她躺在了医院里，胳膊上有绷带，手背上结着褐色的血迹，两个警察站在她的面前，告诉她，她被发现在垃圾桶旁身体半裸、不省人事。

案发现场

她头重脚轻地配合着警察和医生们取证，警察接下来的话让她震惊：

“我们假设可能是强奸。”

张小夏觉得人生陷入了黑暗的混乱中，她犹豫着要不要告诉父母。

她不知道的是，那个男人，已经在前一天晚上，以15万美元保释出院，在被逮捕不到24小时后，获得了自由。

那个男人是谁？

警察没有透露太多嫌疑人的细节，张小夏对那晚昏迷前发生了什么也记忆模糊，其实她自己并不愿意面对和回忆起那晚的经历。

在十天后，“我和世界上的其他人在同一时间，了解到我被强奸的细节”：

被指控五项关于强奸重罪的人是斯坦福大学大一的新生，布洛克·特纳（Brock Turner）。

布洛克·特纳

特纳甚至在事后给朋友发了一张张小夏胸部的照片。

由于“受害者名字受法律保护”，张小夏的信息并没有被披露，只交代她被发现时的惨状：她一动不动地被特纳压在身下，并将手指插入她的下面，被两名瑞典学生发现并报了警。

两名目击者接受采访

特纳被当场逮捕，袭击、强奸等罪行板上钉钉，按照美国法律最高可判刑14年，最少也要监禁2年。针对此案，检方建议判处6年监禁。

尽管陪审团一致认定特纳有罪。

可是最终，法官却只判了特纳6个月监禁。

甚至这6个月的监禁实际只执行了3个月，因为在县监狱服刑，每一天的良好表现都可以让特纳得到一天减刑。

布洛克·特纳出狱

可是对张小夏来说，她的遭遇就值这3个月吗？

她的父母年轻时移民美国，爸爸是心理治疗师，妈妈是一名作家。

她人生的前22年，在斯坦福出生，在斯坦福的草坪上长大，勤奋优秀，健康向上。

“直到今天为止，你带走了我的价值、我的隐私、我的活力、我的时间、我的安全、我的亲密、我的自信，我的声音。”

她花了一年时间才治愈创伤，而对方只是在监狱里无所事事3个月，这样就想补偿吗？

不公

从《斯坦福日报》等媒体大肆报道这件事开始，事情就朝着不一样的方向发展。

媒体运用大量的篇幅，把特纳的身份背景交代得异常清晰：

他曾三次获得全美高中游泳冠军，并在两项世界自由泳比赛中保持州记录……“明星运动员”的头衔让他自带光环。

很多文章惋惜地在那些荣誉后面接上一句揣测：

“特纳本来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美国选拔赛的参赛者。如果他被定罪，面临的可能是最高十年的监禁。”

而关于张小夏的现状只有一句：“这名女性正在医院康复。”

“在报纸上，我的名字是‘失去意识的、醉倒的女人’，十个音节，仅此而已。”

这篇报道面世后，读者的质疑蜂拥而来，纷纷对准张小夏：

“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兄弟会上做什么？”

“她年纪这么大了，明显就是想去派对勾引年轻男生的。”

“这都不算强奸吧。”

“自己喝多了，能怪谁呢？”

法院一共收到39封为特纳求情的信件，其中包括退休的联邦检察官、特纳高中指导顾问、乐队明星，和前任游泳教练等。

审判期间，特纳的家人重金聘请律师，组成一个顶尖律师辩护团队，对张小夏提出了近200个琐碎的问题：

年龄、体重、案发当天的晚餐、喝每一口酒的时间、地点、手机是否静音，等等。

“如果你生气，你就是在防御。如果你淡然，就显得冷漠。太积极向上，就会被怀疑。如果你哭，就是歇斯底里。”

特纳本人，则从一开始就声称，发生性关系是双方同意的。

后来，他又写了一封声明，彻底“甩锅”给美国大学的派对和乱性文化。

他显然知道哪些措辞对自己有利：

“我失去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我失去了斯坦福大学的学位。我失去了就业机会、我的声誉，最重要的是，我的生活。”

在最后陈述时，特纳的父亲站了出来，张小夏一开始以为他要道歉，但他却径直走上发言台，讲述了特纳的成长故事，并哽咽着、骄傲地说：

“特纳是游泳队里GPA最高的新生，获得了60%游泳奖学金。要知道斯坦福大学的录取率只有4%。”

特纳父亲的陈述

他认为，儿子已经为这20分钟的行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报道、被指控、被审判，还在监狱里待了一天。

最后的判决显然也表明了法官的亚伦·佩尔斯基（Aaron Persky）的立场：

被告年轻，没有犯罪前科，没有武器；

重罪判决会给被告生活带来不利的间接后果；

被告在事发前的人格，表明他比一般人更守法；

被告今天已经表达了真诚的懊悔，只是张小夏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这场判决书就如同特纳的赞美诗，原来，所有问题的根源又出在那晚喝醉的张小夏身上。

在美国，有色人种会因为携带大麻这样的非暴力犯罪被判处更长的刑期，而特纳被判有三项重罪，却因为“名校光环”“运动天赋优秀”，每项重罪只判一个月。

在法官眼中，在那些见证过特纳曾经辉煌的人们眼中，有前途的特纳显然比无名氏张小夏更重要。

一个罪犯的未来甚至比司法公正还要重要。

感受到歧视、羞辱和不公后，张小夏以艾米莉的名字发布超过7000字的受害者声明，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血淋淋的事实和控诉。

“他再优秀，也不能减轻他对我造成的伤害，哪怕分毫。如果侵犯我的人是一个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被控犯有三项重罪的、而且除了承认喝酒之外别的都不肯悔改的人，请问他将被处以怎样的刑罚？”

美国新闻网站Buzzfeed：《这里有一封，斯坦福强奸案受害者向她的施害者发出的强有力的信》

受害者的回应与声明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短短几天，就有1000万的阅读量。

法院有意为特纳脱罪的判决显然引起了网友的强烈不满。

有媒体随后挖出法官佩尔斯基是斯坦福校友，上学期间他也是运动健将，校曲棍球校队队长。

本案法官亚伦·佩尔斯基（Aaron Persky）

斯坦福大学发布官方声明，称校方在事件发生后的两周内便展开调查，同时禁止特纳进入校园——无论以何种身份。

该校法学教授米歇尔·多伯（Michele Dauber）也要求重审，并发起了“召回”运动，在运动中她强烈谴责法官佩尔斯基的裁决剥夺了斯坦福、甚至全加州的女性的安全感。

一方面用法律警示无辜受害者要管好自己，另一方面却又充当性侵者的保护伞。

随着舆论的扩大，2016年9月30日，加州修改了法律，性侵犯案件的最低量刑改为三年以上。

2018年6月，法官佩尔斯基被罢免，成为了美国自1977年以来首位被罢免的法官。

2018年8月，特纳的上诉被驳回，他将终身被打上“性侵罪犯”的烙印。

张小夏取得了属于她的胜利，但在这场抗争中，她深切地感受到，世上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了和她一样的遭遇。

仅斯坦福大学，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就发生了190起记录在案的性侵案。

但结果呢，只有5名男性员工、1名女性员工和1名男性教职人员被学校开除。

而美国全国范围的统计表明，1/5的女性和1/13的男性将在大学生涯里遭遇性侵。

但他们中只有不到1/10的人，会向学校或者警局报案。

哪怕报案，平均也要等待11个月才会有进展。

沉默，舆论压迫，和社会偏见，让那些受害者失去了自己的性命和人生。

但在2019年，张小夏勇敢地站出来，把自己亲身经历写成书，并公布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她接受了美国著名的CBS《60分钟访谈》，诚恳地告诉那些和她有一样经历的女孩：

“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心态实在令人作呕，好像如果你喝醉了就理应被强奸一样。

哪怕喝醉，你应得的也是宿醉和头痛，而不是被强奸。”

随着“Mee too”运动的风起云涌，越来越多像张小夏一样的“Silence Breakers”（打破沉默者）站出来。

他们的出现，撕下了一直贴在女性、性侵被害者身上的偏见：

一个人即使比你背景显赫、才华出众，也不是侵犯你的理由。以及，你的过失不应该为他人故意的犯罪买单。

张小夏从痛苦的挣扎中破茧而出，找回自己的名字，实际上是重新找回自我认同和救赎。

正如她书中写得那样：

“社会好像有这样一种倾向，喜欢责怪弱者，在强暴和性侵的案件中尤其严重。

女性的穿着、有否醉酒、是否在晚上流连街头等，根本不应该成为她被性侵犯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