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怒喷ESG，全球认可的指标成“最大骗局”？

作者：夏崇

特斯拉被剔除ESG指数，和特斯拉电动车企的身份没有任何关系。

当地时间5月17日，标普500ESG指数宣布剔除特斯拉，此举似乎击中了特斯拉的软肋，作为一家以贩卖碳指标为主要盈利手段的企业，其董事长埃隆马斯克直接在推特上炮轰“ESG是一个骗局”。

表面看，马斯克对ESG的评价似乎是一句气话，但梳理马斯克和ESG之间的恩怨，这更像是马斯克发自内心的呐喊，因为他确实理解不了ESG以及其背后的规则。

首先是马斯克认为美孚一个传统油气业公司，ESG评分比特斯拉高很多不合理，但ESG评分并不是单纯看企业所处行业分类，更重要的是要看公司低碳发展战略和商业行为准则。

特斯拉此次被剔除出ESG指数，就是因为特斯拉作为一家新能源车企，却缺少低碳发展战略和违反商业行为准则，这直接导致公司评分成为最差的25%。所以，即便特斯拉在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整体的ESG评分结果仍然落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只是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的发言来看，他恐怕是难以理解这其中的原因。作为任性的新任首富，马斯克不理解ESG无所谓，但是对于遨游在二级市场上的普通人而言，现在还不知道ESG的重要性，恐怕将要被市场淘汰，毕竟沪深300中已经有多家企业披露过ESG报告。

“ESG”落后中国11年

虽然“ESG”是这几年刚成为热词，但这个名词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早在2004年提出的。不过却比中国提出相关概念晚了11年。

1993年12月批准通过的《公司法》中，明确要求“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简单讲就是公司进行日常经营活动，或者对未来发展做出规划决策时，要充分考虑职工、消费者（自然人）和社会公序良俗等多方因素，不得损害上述任何一方的利益。当涉及公司与社会利益冲突时，要优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2004年提出的“ESG”概念，与公司法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不谋而合。

从企业角度来看，ESG是企业履行环境、社会以及治理责任的核心框架，是企业评估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的评估体系。

广义上，ESG是一种兼顾经济、环境、社会和治理效益可持续协调发展的价值观，是一种追求长期价值增长的投资理念。根据使用主体的不同，ESG可分为ESG实践与ESG投资。

ESG实践对应的，就是具体公司对于ESG事物的统筹安排及落地，而从投资角度来说，ESG投资需要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绩效的企业价值与风险，是一种可落地且系统的方法论。

作为一种工具或方法，ESG不仅可以赋能企业探索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且可以指导资本进行可持续投资，以获取长时间维度的正向收益。

提到可持续发展，其实ESG和可持续发展基本逻辑相似，只是可持续发展使用者范围更广，包括国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且针对不同使用者要求有区别，而ESG的使用者主要为企业。

简言之，一个企业ESG的好坏，决定了企业未来长期发展的前景，ESG越好，公司管理成本越低，对社会的贡献价值越高。从2004年正式提出“ESG”概念至今，ESG早已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接受。

资本推动ESG迅速发展

其实马斯克有这种想法也不难理解，毕竟“ESG”最初就是由资本推向市场的概念，但这不代表ESG概念没有意义。

上世纪50年代，投资界有一次“伦理投资”高潮；60年代，又兴起的一次“社会责任投资”高潮；70年代开始，“伦理投资”和“社会责任投资”逐渐演变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并推动“环境保护投资”的实践，这也是ESG概念的雏形。

到20世纪90年代，以“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多米尼400社会责任指数”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发布，将投资者的关注点引向重视环境保护、践行社会责任、提升治理能力的投资对象上。

又经过10余年的市场教育，至2004年，联合国契约组织首次提出了ESG概念，2年后，2006年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提出了“责任投资原则（PRI）”引导金融企业转向ESG投资。

至2015年，全球193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提出“可持续发展原则”，旨在2015年到2030年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从而推动ESG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以企业为主的ESG实践越来越常见，从而进一步推动ESG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而对于ESG投资，ESG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毕竟客观的信息披露，可以让企业外部人员，更清晰地知道相关企业是否做到了ESG相关事项，从而做出决策。根据PRI Regulation Database，截至2021年三季度，全球ESG政策中，关于企业ESG信披的政策数量达到481个，占比47.18%。

其中对行业发展影响较大的有，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香港交易所的《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指引》、纳斯达克交易所的《ESG报告指南2.0》等。

不过与国外相比，我国企业ESG信息披露率不高，尽管发布ESG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增长，但比例未见显著提升。

根据毕马威统计数据，全球N100与G250企业EGS信息披露率近20年呈现上涨趋势，且G250信息披露率高于N100，已接近100%；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我国N100企业信息披露率不高，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加拿大媒体和投资研究公司Corporate Knights的数据，也间接印证了上述观点。2019年，全球48家交易所ESG信息披露情况排名中，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分别为第41、44、27名，三个交易所中企业对应的ESG披露率，分别为24.2%、18.1%、43.5%。

但三个交易所企业ESG信息披露增长率相对较高，也就是进行ESG信息披露的企业数量增速较快，其中以金融业企业最为积极。根据商道融绿对沪深300指数成分股，发布的2020年ESG报告分析结果，当年已发布报告的255家公司中，有超过25%的公司属于金融业，其次是ICT行业和工业企业。

ESG披露拆解

根据商道融绿对中证800成分股ESG指标披露的研究结果，定性指标披露情况整体优于定量指标。

在具体议题方面，中证800成分股中，针对G指标的披露情况好于E、S指标，尤其是S指标披露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E指标披露率上涨速度较快，2018-2021年间E指标披露率上涨18.10%，远高于G指标、S指标，市场将其归因于近几年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对气候变化等环境议题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

根据《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研究——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从投资机构、评级机构、指数公司等信息使用方的角度来说，ESG数据存在几个较为明显的问题。

首先是信息披露不足，自愿披露欠缺，公开数据较少，导致数据可得性较低；其次是披露内容不全，披露主体选择性大，对自身有利的数据，隐藏不利信息，导致数据不完整；第三是定量披露不多，定性披露为主，量化使用等存在困难；第四是披露规范性不高，不同上市公司对于同一指标披露的口径非常不一致，甚至同一上市公司不同年度披露的指标、范围和计算方法也不一致，造成数据可比性差、运用效果不佳；第五是数据更新不够，年度披露的数据对于投资时的评级或评分非常滞后，存在时效性的缺失。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资管行业ESG投资发展研究报告》也指出，内地被访机构中，63%的机构认为ESG投资的最大障碍是“上市公司ESG相关信息难以获取，信息不完整或可信度不高”。

与欧盟对比，我国对ESG披露的强制性程度偏低，相关政策也较为零散，尚未从全国层面发布可以统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内容范围、强制性要求、时效要求的政策，同时缺乏统一的、具体的披露指标指引。

现阶段，国内ESG披露主要集中于交易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如深交所2006年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上交所 2008 年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制指引》，从上述文件也可以看出，虽然沪深交易所在 ESG 方面探索时间较早，但一直以来受公司法影响，重点强调公司对社会责任方面的披露。

但在2012年，联交所发布了首版《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鼓励上市公司披露 ESG 信息，并在2015 年、2019 年、2021 年对《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进行了修订或者补充。

首先是2015 年引入“不遵守就解释”的半强制要求方式，各项信披条款的强制性要求以“不遵守就解释”与自愿披露相结合；其次是2019 年加入强制披露要求，各项信披条款的强制性要求以“不遵守就解释”与强制披露相结合；最后是2021 年新增《气候信息披露指引》，用以强化新版 ESG 指引中新增议题“气候变化”的信息披露，据悉《气候信息披露指引》将于 2025 年强制实施。

此外，联交所 2020 年发布《如何编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对企业 ESG 报告编制流程，E、S 主题下关键绩效指标具体如何披露、如何计算、不同行业披露哪些重要议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可操作性较强。

伴随社会各界对ESG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未来ESG投资，或将成为二级市场一个较为重要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