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妈妈，你被性侵，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妈杀了人后，法律对她并无责罚。

只是判她去了一处她该去的地方，以及撤销她对我的监护权。

我妈从不曾听得懂旁人说话。以往，别人骂她，吐口水给她，她就笑。

别人可怜她，送吃的给她，她却捡了石头追着别人打。只有那次，法庭上法官只说了一遍的话。她便懂了。

她疯狂摇头，惊恐的在法庭上望。她说不清楚话，只喉咙里撕扯出刺耳的吼叫，“娃……我的！”

“我的……娃。”

我妈咿呀呀的比划，审判庭的木板却紧固住她慌乱的脚步。最终，她也没能在一刹那想起她孩子的名字，也没能再见到她。

她在旁人惊叹议论声中，被穿白衣服的护士打了镇定剂以后，带上了车。

她要去的地方，不是监狱。却也是她永远也法逃脱的“牢狱”。

那年，我五岁，没了妈，也不记得爸爸长什么样，又或者我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父亲。

幸而五岁的人，并没有太多悲伤。福利院的妈妈微笑着给了我几块大白兔奶糖，我就忘了我妈留在我脑子里最后的模样。

只有模糊的印象，似乎是她佝偻着腰杆翻垃圾桶找吃的给我时的模样。

然而不幸的是，我这一生，总忘不掉的也是她佝偻着腰翻垃圾桶给我找吃的样子。至今，不曾忘。

从此，我与我妈，再无瓜葛。

她在哪？去了哪里？过得好不好？我都不曾知晓。

说来可笑，多年以后，我真的不记得，我曾经有没有，想起过她。有没有在夜里，偷偷哭着喊过，妈妈？

这些，我都已记不清，想不起了。

我到福利院一年后，褪去了初来时小乞丐的模样。脸变得白净，眼睛变得水灵。福利院的王妈妈最喜欢给我梳辫子，戴上一两朵漂亮的小花。

那年，隆冬大雪，福利院的草坪变成了雪场。妈妈们带着我们一起打雪仗，有孩子顽皮踢倒了小雪人，从大雪底下扒出了深埋的鸡腿和米饭。

院长妈妈很生气，问了所有的孩子，都没有回答，承认。

最后她来到我面前，问我：“安安，是你做的吗？”

良久，我才朝她点头。她眼里写满了失望，却终不曾打我一下，骂我一声。

她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我恍惚想起那个她。佝偻着身体把头埋进垃圾桶里，翻找出残羹剩渣递到我面前笑得模糊的样子。

那时我还不懂，她也会饿，只她从来不会同我一样，饿得厉害，就哭起来。她虽是疯子，却从不曾同我疯过。

元旦节的时候，福利院发了糖果，发了鸡腿。

我忽然想起了她，那个拽着我，徘徊在不知道是垃圾桶还是桥洞的那个她。我悄悄把米饭和鸡腿埋在了雪下，等到雪化，也许她就能看见吧。

可我忘了，她不会找到这里，找到那雪下的鸡腿。

我没敢看王妈妈，低着头嗫嚅的回她：“我……怕她，没饭……”

我记不得院长妈妈那一瞬间惊愕的表情下，掩不住的泪花，是否同我妈离开我时嚎啕大哭的模样相似。

我也只是在某一天，吃肉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她，那个我已经模糊记不清的妈妈。

大雪后的艳阳天，化了雪，露出枯黄的草砰。院墙上斑驳的墙画，晕染着哭花。

几年后，福利院的孩子来了许多，也走了许多。

我渐渐长大，朦胧懂得，我是这世上的另一种“孤儿”。这个院子里生活着的，有许多都是孤儿，也有许多是弃儿。

和我住同一个房间的小朋友，都慢慢被旁人领养走了。

有好心人会来这里看我们，也有人因为不能有孩子，所以来了这里，希望带走一个健康的娃，回去做他们的孩子。

年龄越小越被人喜欢，只要没有缺陷或大病，都会有好心的家庭领走。只有我，和我下铺的那个心脏有缺陷的圆圆，至今仍无人问津。

我们望着满面的墙绘数星星，她说，“我妈不要我，是因为我的心脏有一个小洞。”

我问她：“那个洞会痛吗？”

圆圆只是笑，不说痛，也不说不痛。

满墙的星星在灯光下眨眼，她数混了数，背过身去，扯了背子蒙着脸。我却隐约听见，窗外滴答滴答下雨的声音。

小树明天会发芽，小草明天会开花，狗尾巴花可以做扫把。我讲了一堆的笑话，圆圆都没有再回答。

一年后，圆圆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带去了美国治病。

临走的时候，她把她所有的漂亮发卡都给了我，我却只学着她，蒙着头缩在被子里不说话。

墙绘斑驳，屋子里又住进了新的小朋友。彼时，我已经成了这里的小大人。

我也问过王妈妈，“为什么那些人，都不喜欢我？”

王妈妈眼中闪过不安，却依然抚着我的头发说：“不是她们不喜欢你，是王妈妈舍不得安安啊，所以安安在这里长大陪王妈妈好吗？”

那时我还不懂，很多事情是不能寻根问底，打破砂锅后，才是最难时。

我悄悄做了准备，努力学习，背古诗，唱儿歌，跳舞，每天把漂亮的发卡别在头上，只等着有人喜欢，带我回家。

孤儿院的孩子，大抵都希望有人要，有人给自己一个家。

再一次有领养意愿人来的时候，我表现的格外乖巧，端茶倒水，笑得眉眼弯弯。

那是一对中年夫妇，她们原本有自己的孩子，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她们成为失独者。

阳光暖暖的铺在院子里，那对夫妇牵着我荡秋千，问了许多问题，我答一个，她们笑一次，笑声荡漾，像是过年时放的烟火一样漂亮，绚烂。

我以为，她们是喜欢我的，是会带走我的。

可他们只是去了一趟福利院的办公室，就摇着头走了。我第一次，冲动地跑出了福利院，飞快的拦住了她们，红着眼问：“为什么不要我？”

她们很惊讶，眼中有歉意，她们说：“对不起，我们想要一个正常康健的孩子。”

我拍着胸口，使劲的蹦跳舞蹈，大声的喊：“我从来不生病，也不感冒，我很健康，我很健康啊！”

喊着喊着鼻子就酸了，有眼泪止不住的往外冒，王妈妈跑过来抱着我，轻轻抚摸我的头。园长一脸歉意的对着那对夫妇抱歉，她们似乎被我的举动吓着了，脸色惨白，良久才低声说一句，“我们理解。只是她母亲……”

从那以后，我似乎明白了。我妈与我，从来没有真正分开过。

我妈是杀人犯，我就是杀人犯的女儿。这是我与我妈，相隔两地，时隔多年，斩不断的关系。

年少无知的愤恨，命运多舛的路途，这一切也都成了我不爱我妈的原因。

我再不提及我妈，也不再妄想被她人收养。

我沉默的在福利院看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了。看草地绿了又黄，新年的钟声和烟火年年都一样。脱下的外套却悄悄遮不住我一年年长大。我努力的读书认字，考上了高中。

在国家福利体系照顾，爱心人士捐助下，我顺利上了高中，和大多数普通孩子一样，考了普通的大学。长长的火车带着我沉默的过往，如昨日的阴雨，渐渐消散了痕迹。

另一个城市里，大家都只知道我是孤儿。却鲜少有人知道我是杀人犯的女儿。

这座城市有时很大，我走在长长的街道，穿过密密的人群，一眼望不见半分熟悉。可有时这座城市又变得极小，天桥下，地铁站，我常遇到那些看不清面容，佝偻着腰杆，伸手翻垃圾桶的人。

我时常停下，摸出所有的零钱给他们，一块两块，她们也笑着谢我。如同这来来去去的人，都曾对他们有过些施舍和馈赠，她们看我并无别样。

只有我自己，看着她们却始终想起，我妈模糊不清的样子，陌生又熟悉的重叠在了一起。

我飞快的逃离，脚下的泥水溅落。她们怎会知道，我施舍的从来只是我自己。

听闻，我妈至今还在那座小城最北边的白房子里。大门口有高高的铁栅栏，围墙边一株老银杏伸出枝丫。似一双张牙舞爪的大手，紧紧扼住路人的喉咙。

我不曾去见过她，却总喜徘徊在那株银杏下。高中毕业的时候，园长妈妈将她的地址告诉我时，我看着精神病医院几个字，咬了牙，头也没回的离开了小城。

就读的大学里也有高高大大的银杏，秋天的时候，落了一地。我轻轻的踩踏，不经意又想起我妈，不知道她会不会也坐在精神病医院里面的那棵银杏下，想起过我？

我幻想过很多次去见她的样子，却从没有想过，会先等到关于她的消息。

那是极平常的一个午后，太阳火辣辣的晒透了大地。我坐在图书馆的床旁，透过玻璃望见了高高低低的房顶，有鸽子绕着高墙飞过，灰羽毛轻轻的落下。

园长妈妈的电话打来，我压低着声音，去了厕所。洗手台的镜子前，我笑着喊：“园长妈妈。”

信号似乎不好，电话的声音停顿了很久才传来园长妈妈熟悉的声音，她说：“安安，你的妈妈她病了。”

我不解的问园长妈妈：“她不是一直都病着吗？”

园长妈妈告诉我，这一次，我妈她得的是胃癌，已经晚期了。

你无法想象，我多年来的伪装，在那一瞬间，崩塌。所有年少无知的对她有过的怨恨，都变成锋利的刀，割破我的心脏，里面流淌出的是冰凉捂臭的血。

十几年后，我第一次踏进了精神病医院见到了我妈。

她穿着天蓝条纹的病服，静静躺在病床上，眼神浑浊，虚弱望我。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似乎是在想我是谁。可最终，她不认得我。只发出痛苦的吆喝，低低浅浅像一个个耳光，扇在我的脸上。

她已经干瘦得不成样，戴着一顶帽子，遮住掉光的头发。她的手，像是一截枯枝一样，长细碎的老人斑点。我不知道她的年纪，也从来没有想过，她是长这样。

像极了坐在胡同口旁，晒太阳的老人。一只猫跳在她的怀里，她轻轻的笑。丝毫没有疯子的模样。

医生说，“贲门癌，让她已经无法进食了。癌细胞扩散到五脏六腑了。”

“她……”

我别过头去不看病床上的她，问医生：“怎样让她不那么痛？”

医生摇摇头，“这种病，没有办法。”

我捂着嘴，别过头抹掉了眼泪。走到我妈床前喊她，“妈，我……是安安。”

我妈缩了身子，摇着头，说着别的话。大抵是在说，她吃了药，没偷跑之类的。

我抱着她，被她一爪抓花了脸。红红的印子歪道着印在脸上，我还是抱着她，喊她：“妈……”

“妈妈……”

她见我哭，皱了眉，停下了抓我的动作。很久，她伸了手，轻轻拍我的背。却依然不曾认得我。

太阳好的时候，我推着她坐在银杏树下晒太阳。晒她的衣服和被子，她虽不认得我，却依然喜欢看我围着她说话，讲我小时候的趣事。

偶尔她也会笑，伸出两只干瘪的手捂着眼睛，偷偷的弯了唇角。

医院说，其实我妈妈她属于间歇性精神病。

这么多年，一直恢复得不错。前几年本来按照政策应该送她回归社会。但体检查出，她的癌症。她在清醒的时候，嘱托过所有人，不要告诉我。不要通知我。

渐渐地，我妈因为疼痛的折磨，再一次诱发了精神病，时好时坏。

我最后一次给她擦了身子，推她晒太阳的时候，她神秘朝我指那棵大银杏树下。我顺着她的手走，她把五指山微曲，做了挖的动作。

我朝她笑笑，扒开银杏树旁的杂草，找了树枝抛开了土。什么也没有。

她依然示意我挖。

我跑了一圈，找了一根粗的树枝刨土，刨了好一会儿终于在不深的泥土下，挖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

铁盒子上的画已经褪了色，我把它拿给我妈，我妈却眯着眼睛，似乎困倦了，却还是比划着让我打开。

我使了劲，打开了盒子。

阳光下，我清楚的看见，盒子里装满了糖。各种包装，各种味道的糖。

我妈坐在轮椅上，忽然轻轻的笑，沉沉的睡着。

阳光洒落她干瘦得身上，秋风卷了一地落叶沙沙作响。我妈她再也没有醒来，直至生命的尽头，我也依然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我。银杏树下铁盒子里的糖，就是她最后留给我的念想。

我妈去世以后，园长妈妈才对我说出了当年我妈的许多事以及被她杀死的人。

我妈杀死的人，不是别人。那个男人，他是我的父亲。是我在这个世上另一个血缘至亲的人。

他活着的时候是这小城出了名的混子，年轻时便是惯犯，小偷小摸，打架扯皮，总是见他三五天被拘留，七八天被调查。来来回回，父亲的恶名在小城无人不知。

他在偷摸之后又沾了赌，开始赌得小，赌得多了胆子便大了。偷偷摸摸得来的钱够不了他赌，他便搬空了家去赌。最后他把爷爷奶奶一辈留下祖宅也卖了。

十赌九输后，他急了眼。掀了桌子想要赖钱，却因此和赌场的人发生了摩擦。最后演变成了恶性事件，他把别人砍成了残疾，被判入了狱。

十几年后，他出狱。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他老了，再也没有年轻的样。怂着肩缩在了亲戚家给的破房子里过活。

没过多久，他就去亲戚家四处借钱，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要借钱娶了媳妇。”

亲戚都怕他，也念及老一辈那点情分。或多或少都拿了钱给他，他也确实用这笔钱“讨”了媳妇。

那个媳妇，就是我妈。人贩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拐到我妈，隐瞒了她的精神病患者，把她卖给了我爸。

我爸看我妈皮相好又年轻，也不曾想其他。便花了钱把她带回家。时间久了才慢慢发现我妈脑子有问题。他总打我妈，边打边骂，买了个疯婆娘，亏了钱。

饶是如此，我妈还是怀孕了。直到生我那天，我妈才完全犯了病。我爸打她，屋子里是她嗷嗷直叫的痛苦呻吟。生下了我，我爸拉开腿一看。也并不喜，骂骂咧咧扔了我妈一酒瓶，骂她不争气，没有生男娃。

几年后，我妈因为受不住我爸打，几次三番逃跑被抓。我妈她疯，却总护我。我爸越发穷得叮当响，想了法要把我卖给人贩子，三瓜两枣，也比还要花钱养我的好。

我妈疯了一辈子，却在我爸卖我的时候，清醒了一回。她抱着我，死活不撒手，无论我爸怎样踢打，黏糊的血涂满墙。我爸还是从我妈怀里扯住了我。

我妈一瞬间拉不住我了，竟抄了墙边一块板砖，追上了抱着我就要去交给人贩子的我爸。板砖砸在我爸头顶。她是疯子，疯一样的砸。砸出了血，砸破了头，直到我爸倒地。她也没停。

第二天我妈带着我离开了村子。

我妈带着我四处流浪，警察一路追踪没过多久就找到了我妈。

经鉴定，我妈是间歇性精神病狂躁症患者。

最后法律也拿她没有办法，只把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撤销她对我的监护权，把我送去福利院。

我时常在想，我到底是算幸还是不幸？

如果是小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我是不幸的。是这个世上幸运的大多数普通孩子里最不幸的。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却又突然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

因为她，别人喊的那个疯婆娘用她的疯，护了我一生周全。

回到大学里，我更加努力。每每想起我妈，还是会忍不住泪意。

春节的鞭炮再一次放响，我已经大学毕业。这一次，我选择回到了小城。找了工作，也经常在福利院里看孩子们长大。

我的床头柜上，一直摆着那个锈了的铁盒。里面的每一颗糖，都是我余生最温暖的力量。

窗外又下起了雪，纷纷扬扬。橘黄的路灯下，一个母亲正带着孩子看纷飞的雪，孩子站在雪地里笑闹，欢快的笑声像沙漠的驼铃一样，清脆的荡啊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