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理学与审美双重作用的版面风貌

宋代文学处于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壮大，印书传播广泛，文学的发展，重在文人心态的转变。

“雅俗共赏”的文学风格

唐朝盛诗，宋朝盛词。北宋初中期，宋词承袭唐五代诗词特点，内容多伤春悲秋，离愁别恨。词的文体兼有文学与音乐的特点，多取材于民间，代表词人有柳永、欧阳修、晏殊等，其中，成大观者为柳永；北宋后期的抒情词，以诗为词，趋于雅化，主要有苏轼、秦观等人。

南宋，一派以词人辛弃疾为代表，颂扬爱国精神为主，一派以李清照为代表，婉约派，偏于斟字酌句的艺术雕琢。多种文体的兴起，也促使书籍范式多样化。如，传世蜀本唐集分为十一行本和十二行本两个系统；苏轼作品以多种形式传刻，也可粗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分集编订者，即“东坡六集”或“七集”；二是分类合编者，即“大全集”或“别集”。

宋人尚韵、尚意、尚雅。小说戏曲文体的通俗化，冲破了传统诗、词、文的儒家雅正地位。市民文艺的渗透，颠覆了上层文人文学的审美标准，诗词歌赋的题材风格亦趋于娱乐化、商业化。这一时期，词曲的创作传播蔚然成风，文学善变多于传承，由尚雅忌俗到雅俗共赏的风格转型成为必然趋势。

“格物致知”的理学体系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思想即以儒学为主流。历史更迭，文化交融，隋唐时期，佛教、道教成为普遍流传的思潮。儒家中庸，多以现实的伦理纲常为主；道家无为，意在天地自然；佛教精神，重在心性意识。到了宋代，学者们便在佛、道两家基础上重新诠释、构建古典儒学，一次儒学自身的嬗变，“新儒学”，理学思想于焉诞生。

理学思想家对“理”本源的确定，让学者士大夫不再仅从感性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而是从纵向的深度，推理事物本质。这里的“理”包含两层意义，一个是哲学层面的“理”学思潮，它站在思想的高度上指导文人的学术探讨；另一个层面是“格物致知”的“格”。

宋人构筑缜密思维，穷究其理，“格”其物的内在章法，探求事物内在的特征并形成理论体系。宋代之所以在自然人文、科学技术的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才智及成就，与理学的精神和格物的本质密不可分。

“重理尚意”的美学标准

理学思潮直接作用于美学领域，文学、美学相融相通。宋人审美，不浮于事物之表象，而重形态之神韵。在特定的历史框架、文化背景下，观宋书版面的书风面貌，其审美趣味无不透出神理与气韵的风格特征。

北宋绘画理论家郭熙的“身即山川而取之”命题，即是对唐五代“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延续，也是对宋代绘画美学的总结。作为一位观察者，首先对自然山水要有直接的审美观照；再者做到“林泉之心”，即发现自然的审美价值，并有与之相适应的心胸；次之，郭熙提出“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见附件图一郭熙的《早春图》，在章法布局上，兼有高远、深远、平远三层次。近山与远山的留白，虽不着墨，却尽显“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晖，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色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飘飘渺渺。”此景，虽无草长莺飞、花团锦簇，但大地回春之意，宛然目前。

“三远”多视角的审美拓宽了宋代绘画美学观照的广度，而“重理”则加深了绘画美学的深度。苏轼有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诗句中的审美意境与绘画审美殊途同归。“成竹在胸”是苏轼紧接郭熙提出的又一审美探讨。将眼中之竹化为胸中之竹，经自我审美重构再到手中之竹。这一审美命题着眼于自然山水在文人画家内心的驻留。在心中转化的过程，审美意象或稍纵即逝、或经久不息，“理”的再创造，提升了宋代绘画的审美意境。

“藏书贵宋本，人人知之矣。”观风望气，字体刻风反映出一种刻版的时代风格，宋版书的版面风格尽显在其书体风貌上。历数中国书艺风格，秦汉尚势、晋人尚韵、南北朝尚神、唐人尚法，而宋人尚意，溯其源流，得看唐代。

唐朝书法以楷书为主，分魏碑、唐碑两大派系。其尚法主要体现在诸多研究“法”的著作中，且这些著作趋于系统化。如，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李世民的《笔法诀》等，它们对书法中执运、点画、结体、章法提出了一系列规则、范式。

观其代表有初唐四家，欧阳询“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虞世南“得智永笔法为多”；褚遂良“在唐贤诸名世士书中为秀颖，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陆柬之“有法体”。法度森严，筋骨强健，端庄凝整，雄秀劲媚。在楷书领域里，颜真卿为领袖大家，他不但能守法，且能变法。具有这类风格美的欧体、颜体、柳体作为了后世习书范本。

宋代是变法尚意的时代，苏轼、黄庭坚、米芾书体近于唐书。如苏轼的楷书近颜书，“然未尝不自出新意”。明代的高濂对宋刻之善评论道：“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闻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澡无煙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版式中的书体风貌是一个时代的风格表现。

宋代刻书，书页行款、大小样式，均先书后刻，一板雕刻，字画如写。唐颜书欧书、柳书在宋代备受推崇。

浙刻本多欧体，字体四方整齐，结构精紧，弯角刀法圆润，版面文字排列整齐疏朗，蜀刻本尚颜体，笔划横细直粗，横划多略如波浪起伏之势，字体横扁，撇捺遒长，建刻本尚柳体，柳公权字体秀丽而势圆，结构宽博，刀法方峭锐利，横细直粗极为鲜明，笔划多棱角，整体显锋棱峭历之势。

虽各派书体有显著的风格特点，一旦给刻工用在刻板写样中，字体的行书走势会结合不同的木材做相应的调整。

结语

一个时代的版刻风格与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环境、文化背景以及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密不可分。从汴州到杭州时期统治下的宋朝政权崇尚文治，其科举制度之开放，让众多寒门学子亦可考取功名；农业经济的发展带动商品经济的循序渐进；科技生产欣欣向荣，各领域的诸多成就客观上为刻版印书奠定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和技术支持。

宋刻之善，在于其校刊准确、版刻精良。刻书产业繁荣发展，一方面，美学勾勒了整个时代的审美气候，确定了书籍版面的审美基调；另一方面，尺度的标准化在科技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也。”

从视觉审美的层面分析，宋朝整个时代的文学词曲的发展、理学思潮的进步、书画美学的定位，框架了这段时期的审美旨趣；“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也。”从科技生产的层面分析，由雕版到活字印刷技术的革新、尺度观发展至宋所建立的生产标准、《营造法式》建筑木结构的系统化生产典范，及其萌芽中的模数制思维方式在生产体系中的应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宋书能在大规模、大范围的刊刻中仍保持精良的风貌，其刻版印书有章可循。

本文通过以“宋寸”为单元格建立坐标网格，破解宋书版面的尺度关系。版面美学中的尺度，蕴含中国一贯的尺度观、价值观。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尺度。我国自“结绳记事”、“契木记时”就产生了尺度的概念。尺度规范、尺度标准在人类世代的生产发展中影响深远。

自周代“井田制”的土地制度、“田亩制”的单位制量值，到秦朝统一度量衡，发展至宋，尺度在生产中的应用日益成熟。纵观宋代在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各项成就，统治者利用厚生，科技生产中的尺度模数概念直接作用于宋书版面的规范生产。

从物理意义上讲，尺度的分毫变化直接决定了宋书的开本大小。刻版印书有了规范的尺度标准，建立了既定的生产体系，印书的推广变得简易迅捷，跨越了地域的局限、也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为后世刻书的生产发展奠定了基础，制定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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