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上海居委“路在何方”？

本轮上海疫情，相信每个上海人都重新认识了自家居委。

原来的居委会是那样的默默无闻，很多人甚至都不知自家居委会门牌号多少；然而疫情一来，居委瞬间变身“全村人民的希望”，能否有幸吃上新鲜蔬菜、下楼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全赖居委的执行力。

本轮疫情即将谢幕，上海居委会表现得如何呢？我想公道自在人心，每个人自会在心中给自家居委默默评分。可能很多居委在此次抗疫中的确表现出色，赢得居民的普遍称赞。但是，从疫情中爆出的一系列热点事件来看，还是有一部分居委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发动群众问题。居委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在发生疫情的紧急情况下，需要能做居民的领头羊，主心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维持好正常的社区秩序。然而，从本轮疫情来看，此方面能力还是有待提升。比如，不少小区抗疫前期核酸检测秩序混乱，阳性与阴性聚集检测、居民漏检拒检、小区志愿者感染等情况，以致出现“小区封闭一个月为什么还是每天有阳？”的难解之谜。

2.民生保障问题。比如，物资发放问题，一些小区物资发放混乱，宝山一居委甚至出现蔬菜直到腐烂仍未发放给居民等极端现象。还有医疗方面，个别居委没有及时上报或想办法解决居民的隔离转运、就医配药等方面的需求信息，导致出现“永康老人求救无门”的人间悲剧。

3.社区管理问题。《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的确将疫情期间小区的封控管理职权授予居委会，但是，一些居委在封控管理时，片面追求防疫效果，将上级政策“层层加码”，忽视居民的实际需求。比如媒体爆出的“出了方舱难入家门”、社区团购”一刀切”“团长”怒摔活鱼等。

4.履职尽责问题。上海居委会干部人员构成复杂，且一般收入不高。面对疫情大考，有个别居委会出现了工作人员临阵退缩、推诿躲避、对居民诉求敷衍了事，甚至，还爆出居委会干部当场写信辞职的新闻。

所幸上海疫情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现在的我们已经能腾出一点时间来反思上海居委的下一步“路在何方”？

第一、要解决紧急情况下居委会的人财物问题。根据《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规定，在面对疫情时，居委需额外承担“社区封闭式管理、人员进出管控、居家健康观察管理、健康提示”等应急防控措施的落实，然而与此相对的是，其紧急情况下的工作力量、资源调动能力却和平日相差无几。（此次疫情甚至还有居委因为感染而战斗性减员”）这种责任和能力的不平衡导致一些居委在面对汹涌疫情时只能无奈“躺平”“拉垮”。

第二、解决居委会的专业能力问题。疫情发生后，小区如何科学消杀？阳性人员如何科学隔离转运？……此类的问题的科学解决是解决小区“阳阳不休”症结的关键。从现状来看，居委组成人员普遍缺乏公共卫生方面的专业知识，当遇到此类问题，或束手无策依赖上级指导，或采取过度消杀过度防控等方式采取“一刀切”。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在居委会组织架构内，吸收小区具有医疗救治、公共卫生方面经验的热心居民加入，一旦发生疫情即可迅速为居委科学防控出谋划策。

第三、：解决应急物资储备问题。有人说，本轮疫情后，上海人民家家户户都要采购第二个冰箱和冰柜，做好应急物资日常储备。然而，这种应急物资保障的责任真的是居民吗？其实并不是，公卫条例四十七条明确：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地区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因此，生活保障职责是在政府，而并非居民。然而现实情况是，疫情突发后，上级政府将保供责任层层传导至街镇、居委后，基层并无相应的应急物资储备来为封控居民提供生活保障，只能通过应急方式仓促采购，从而导致“兵马已动而粮草未行”。因此，疫情过后，在街镇、居委层面按照人口比例做好相应的应急物资储备，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可以“召之即拿，拿之即用”。

疫情远去后，上海居委会需要通过此次疫情的洗礼来一次“刮骨疗毒式”的提升，重塑威望，能在关键时刻，充当好居民协调的组织者、居民利益的保障者、政民之间的沟通者。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期待痛定思痛，涅槃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