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出卖苏联11年的间谍潜逃，烧脑计划骗过所有人，普京因此降职

1985年5月19日，刚刚晋升为苏联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机场的出口处，打了个大大的寒颤。

掌握着欧洲最重要情报来源的克格勃上校，回国述职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机场迎接，这不对劲，很不对劲。

忧心忡忡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准备回家躺在床上好好捋清楚这个反常的状况时，却发现自己被锁在了公寓门外面。

这间公寓是克格勃分配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安保设施异常严密，要足足打开三道门才能进入客厅。

戈尔季耶夫斯基嫌麻烦，第三道门从不上锁。可如今，此门被锁得严严实实，这只能说明，有人趁他不在时潜入了房间，离开时还细心地给每一道门都上了锁。

“没错，克格勃盯上了我。”“我活不了多久了。”戈尔季耶夫斯基情不自禁地发出自言自语，他的后背上，汗水汇成了一道道小溪，整件衬衣就像刚从水中捞出来的一样。

他之所以如此害怕，是因为在11年前，自己暗暗背叛了苏联。

图 | 戈尔季耶夫斯基

1974年10月1日，酷爱打羽毛球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伦敦一家羽毛球馆里，接受了英国军情六处（对外间谍机构）抛过来的橄榄枝。从此，克格勃的许多核心机密，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英国人手中。

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并不认为这种行径可耻。他是克格勃二代，父亲与哥哥都是狂热的信徒，自己也曾宣誓永远效忠克格勃。

可是当他被派到丹麦的哥本哈根执行间谍任务时，这座北欧童话城市刮起的自由与富足之风，瞬间惊艳了戈尔季耶夫斯基那原本贫瘠的双眼，他开始思索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而亲眼目睹柏林墙的建立和苏联入侵捷克的冲击，使得戈尔季耶夫斯基对苏联的态度迅速由质疑升级成厌恶：“对无辜人民的野蛮攻击，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憎恨。”

对于戈尔季耶夫斯基多年来兢兢业业提供情报却从不索要报酬的行为，英国方面给予了大力的赞扬，并提供了多方面的协助。

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事业面临瓶颈时，英国接连驱逐了对其前途造成重大阻碍的两位克格勃高级官员，还提供给他一些颇有深度的情报，半拉半拽地将他托举到了克格勃驻伦敦站站长的重要位置上。

眼看着大量情报即将到手，戈尔季耶夫斯基却突然被一纸电报召回苏联国内。此举固然可疑，但没有丝毫迹象表明戈尔季耶夫斯基暴露了身份，最终他决定听从命令回到莫斯科，还打算顺手捞点情报。

如今，面对着这道被锁上的门，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怀疑回国的决定是否正确。

与此同时，在克格勃总部，被公认为“克格勃最危险的人”的反情报部门上校布达诺夫（他曾是普京的直属上司），正皱着眉头查阅档案。2个小时后，他怒气冲冲地猛拍桌子：“这家伙一定是个‘鼹鼠’，我敢保证！”

“鼹鼠”，意指各国安插在对方情报机构里的间谍人员，具有明显的讽刺色彩。

布达诺夫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档案里查找到很多可疑线索：

①英国短时间连续驱除克格勃高级官员。

②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一些报告和英国外交部的简报一模一样。

③他曾在1973年在丹麦与英国情报机构人员有过直接接触......

可他没办法抓人。

克格勃对审问上校级别的官员有着严苛规定，不能仅凭怀疑便将对方拘留。他们需要搜集证据，要么是在交换情报时人赃俱获，要么是间谍自行认罪，或者从间谍的日常通信中寻找到直接的线索。

如果反间人员没有粗心地把门锁上，或许戈尔季耶夫斯基还会蒙在鼓里，从而暴露出更多的马脚来。

图 | 因为打羽毛球而被策反

现在，戈尔季耶夫斯基警惕地打开了他鲜少用钥匙打开的第三道门。

他环视房间，小心搜索着克格勃来过的迹象。他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已经处于严密的监视下，每一通电话都在被录音。他必须显得镇定、自然和自信，但事实上，这很难做到，他的双手在不断颤抖着。

好在书架上那本常常翻看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还在原处，真是万幸。

他决定跟顶头上司格里宾见一面探探口风。

戈尔季耶夫斯基试探性地提出：“我想尽快回伦敦，一些下属在联络特工方面需要指导。”

格里宾不耐烦又不屑地摆了摆手：“别胡说了！经常有人出差在外好几个月，那点工作离了谁都行。”

格里宾的冷漠态度间接证明，想要离开莫斯科，似乎成为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尽管内心的混乱情绪几乎要溢出太阳穴，戈尔季耶夫斯基还是强打起精神坚持每天到总部报道，他打算与克格勃演绎一场欺骗的对舞，反正对方应该也没掌握什么十足的证据，否则自己早就被关进阴森的地下监狱了。

可惜，他好不容易才汇集起来的勇气，被同事一句话就给击成粉末。在克格勃三处的走廊里，一位熟人鲍里斯冲他打招呼：“英国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所有的特工都撤了回来？”

戈尔季耶夫斯基几乎瘫在地板上：克格勃肯定知道伦敦站出了间谍，特工们面临危险，所以紧急解散了特工网。

图 | 克格勃总部所在地

5月27日，星期一。足足坐了8天冷板凳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被失眠和压力折磨得不堪重负。在上班前，他吃了一片兴奋药片，感觉精神稍微好了一些。

到办公室5分钟后，电话铃响了，部门负责人温和的声音传来：“有两个人想和你谈谈。”

会面地点在一栋美观舒适的小平房里，这两位访客戈尔季耶夫斯基全不认识。实际上，他们来自反情报部门K局，专门负责审问“内鬼”。

两人表情严肃僵硬，话倒是说得相当客气：“咱们边享用美食边谈吧。”随即，旁边站立的男服务员给几个人倒了白兰地。

戈尔季耶夫斯基发现，轮到自己时，男服务员放下之前的酒瓶，又转身开了新酒，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不起眼动作背后的含义。

酒水下肚后没几分钟，戈尔季耶夫斯基突然心中一惊，感觉进入了一个满是镜子的虚幻世界，通过那些扭曲而折射的视线，他歪着头迷茫地观察着镜中的自己。

在他喝下的那瓶酒里，掺了一种“吐真剂”，是克格勃生产的编号为SP-117的精神药物，用于瓦解对方精神防线、让对方吐露真言。

接下来的5个小时里，他遭受了此生最为严苛的盘问。

“我们知道你是英国特工。我们掌握了不容辩驳的证据证明你有罪。老实交代！”

“我们知道是谁发展了你，赶紧坦白！”

得益于早晨吞下的那片兴奋药片，戈尔季耶夫斯基大脑并未完全丧失意识，尽管已不太清楚自己都说了些什么，但脑海深处有个浑厚的声音不停提醒他：“否认，否认。”

最后，他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醒来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如同游魂般回到了公寓，他还活着，说明克格勃依然没能掌握真相。

紧接着，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妻子莱拉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召回莫斯科，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成为克格勃手中的人质。

图 | 两个女儿

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紧紧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贴在胸口处，决定自救。

在这本不起眼的诗集里，暗藏着一个为他量身打造的逃跑计划。

1978年春天，48岁的军情六处女情报官普赖斯接到一项地狱级别难度的任务，——假如戈尔季耶夫斯基受到怀疑并被召回莫斯科，要如何帮助他安全逃脱？

严谨的普赖斯逐个排除了走水路、乘飞机、藏身外交包裹等或常规或荒谬的想法，最后只剩下一个办法：让戈尔季耶夫斯基藏身于英国外交官乘坐的汽车后备厢里，经由苏联与芬兰的边界逃往挪威，再转机飞回伦敦。

使馆人员乘坐的挂有外交牌照的车辆，在穿过国境时通常享有不被检查的特权，普赖斯依仗的只有这一点。

读了这份复杂的计划书后，戈尔季耶夫斯基连连摇头：“细节太繁琐了，出问题的概率极大。况且，英国人的外交车辆里，很可能被秘密安装了窃听和跟踪设备。”

可普赖斯不顾反对，坚持将逃跑计划印在一张薄薄的玻璃纸上面，藏身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以便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紧急情况下温习，不落下任何一个细节。

对于这份计划，表面上是英国外交官，实际为军情六处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的阿斯科特抱有同样看法，这是一项根本无法完成的逃脱任务。

但他的反对同样无效，甚至还被普赖斯“抓了壮丁”。在连续两年间，阿斯科特带着妻子，还有他的副官亚瑟.吉（以下简称吉），动辄开车往返于莫斯科和芬兰，以便熟悉潜逃路线及会合点。

一旦戈尔季耶夫斯基有危险，这两名身处莫斯科、与他从未见过面的英国外交官将是拯救他性命的唯一稻草。

不过，他们不会主动伸出援手，这个冗长繁琐的逃跑计划，需要戈尔季耶夫斯基亲自按下启动按钮才可以。而启动信号的地点，位于一家面包店。

7月16日星期二，一个晴朗的夏日傍晚，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公寓，开展了相当烦琐的摆脱盯梢行动。他多次进出不同的公寓楼，在商店、公交车、地铁上频繁穿梭，将那些“尾巴”全部甩在了身后。

7点40分，他拎着一个美国西夫韦超市的塑料袋，到达了约定的面包店门口。西夫韦超市的塑料袋上印着一个醒目的红色S，在拥挤的人群中很容易辨别出来。

图 | 西夫韦超市购物袋

这时，阿斯科特正开着车经过此地，出于职业习惯，他朝面包店门口瞧了一眼。

这个面包店是第一阶段计划里的接头地点。戈尔季耶夫斯基如果遇到大麻烦，便拎上在苏联很少见的西夫韦超市塑料袋，头戴灰色皮帽，身穿灰色裤子，于7点30分到8点的半个小时内出现在面包店。

接头人员则手持一个绿色的哈罗德百货商场的塑料袋，嘴里吃着玛氏巧克力棒，从戈尔季耶夫斯基身旁走过。两人会进行短暂的眼神交流，但不能有任何言语或肢体的触碰。

每个周二，阿斯科特或吉都会轮流查看这个暗号点。随着时间线的不断拉长，他们内心产生了一种想法，也许接头人永远都不需要帮助，他很安全。

不曾想，那个神秘男子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阿斯科特的视野里。他很想踩下刹车，从后备箱里拿根巧克力棒叼在嘴上，30秒内就能完成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接头。

但是他不能，今天负责接头的人是吉。况且阿斯科特的车子后面，紧紧跟着一辆克格勃监视车，贸然停车必定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吉还没有出现，20分钟后，接头时间将会终止。阿斯科特的车继续向前行驶，眼前却一片漆黑：“也许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位战友了。”

其实，吉的车就在阿斯科特后面不远处，今天道路实在太拥挤了。好在他也看到了那个拎着购物袋的男人，同时却发现自己犯了大错：他没拿巧克力棒，也没穿灰裤子。

图 | 玛氏巧克力棒

7点45分，吉开车回到家中，迅速换上灰色裤子，拎起哈罗德购物袋，从厨房抽屉里拿了一根玛氏巧克力棒，拼命压抑着奔跑的冲动，步履匆匆地来到了大街上。

他没有发现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身影。

此时已是7点59分，戈尔季耶夫斯基依然没有等到接头人。他狠狠地吸完了最后一支香烟，将烟蒂在脚下来回碾压几次后，失望地准备离开。

猛然间，他感觉到挨挨挤挤的人群里，有位穿灰裤子的男人很特别。那人面容普通，周身却散发着特别的气质。没错，那是一种与周边苏联人与众不同的英伦绅士的派头。

与此同时，这位绅士也发现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他边吃巧克力棒边走过来，戈尔季耶夫斯基内心狂喜，用无声的语言朝那个男人呐喊：“没错！是我！”

互视了1秒钟后，两人擦肩而过，信号传递成功，激活了第二阶段的潜逃计划。

原本计划中囊括了妻子莱拉以及两个孩子共同逃跑的内容，但身为老牌特工，戈尔季耶夫斯基深知，带上孩子顺利通过边境线的可能性为零。

尽管她们会被提前注射麻醉剂以保持安静，却极有可能中途醒来哭闹，也可能在闷热的后备厢里窒息而死。

图 | 一家四口

除此之外，妻子莱拉也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担心。

莱拉与戈尔季耶夫斯基一样出身于克格勃家庭，父亲是克格勃的将军。结婚以来，心机单纯的她尽心尽力做一名全职太太，对丈夫所从事的秘密工作一概不知。

可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深信，如果吐露真实身份，莱拉会毫不留情地将自己告发。

一天晚上，在公寓的阳台上（窃听范围之外），戈尔季耶夫斯基使用了经典的克格勃“诱饵”话术，试探妻子的忠实程度。

“你喜欢伦敦，对吗？”

莱拉觉得在英国的生活非常美妙。她已经开始怀念那些咖啡馆和公园了。

“我在这里有敌人。我们再也不会被派回伦敦了。但我们可以偷偷跑回英国。怎么样？我们逃走吧。”

莱拉很单纯，她无法理解丈夫的疯狂念头：“别犯傻，你最近压力太大了。”

试探到此为止，戈尔季耶夫斯基认定妻子无法依靠，自己的逃跑必须瞒着她。

实际上，等戈尔季耶夫斯基逃走后，莱拉每天面对克格勃长达8小时的审讯，依然坚持：“我会给他3天时间逃跑，然后再告发。”

图 | 妻子莱拉

3天时间，足够一个人逃到天涯海角。与莱拉的大义凛然相比，戈尔季耶夫斯基首先拯救自己的做法显得颇为猥琐。

大义灭亲这种事，始终在自我牺牲和自私自利间摇摆不定。

由于在苏联国境内，英国使馆的车辆活动会受到严密监视，所以戈尔季耶夫斯基必须自己想办法抵达苏联与芬兰的边境处，再等待接应。

7月19日星期五，戈尔季耶夫斯基再度巧妙地甩掉尾巴，乘坐隔夜火车前往列宁格勒。因为想将他的叛变消息控制在最小知情范围内，所以克格勃一处使用了自己人盯梢，与第七处的专业跟踪人员比起来，他们完全是菜鸟，这是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幸运之处。

不幸的是，他在睡梦中从火车上铺摔到了地板上，太阳穴被划伤，毛衣上到处都是血迹。

7月20日早晨7点05分，满头血迹、狼狈不堪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换乘火车抵达距离芬兰边境十几英里的小城，然后坐公交车前往接头地点维堡。

随着公交车在道路尽头右拐，戈尔季耶夫斯基激动起来，外面的景色很熟悉，宛若在梦中见过。

那并不是梦，而是普赖斯曾给他看过很多次的接头地点附近的风景照。戈尔季耶夫斯基腾一下站起来，在空荡无人的公交车厢里来回走动并仔细查看：“没错，接头地点到了。”

司机正通过后视镜紧盯着这名奇怪的乘客，戈尔季耶夫斯基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太过招摇，因此装出要呕吐的样子：“对不起，我有些不舒服。能让我下车吗？”

图 | 逃跑路线图

上午10点30分，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找到了接头点，附近有一块醒目的大石头作为标记，入口处是一段100码长的宽阔环路，路边的树木和茂密的灌木丛提供了很好的遮挡。

离接头时间还有4个小时，他在极端恐惧的情况下猛然感到肠胃空空，于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要搭车去16英里外的镇子上面好好喝一杯。

餐馆的温暖和舒适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昏昏欲睡，等他突然清醒过来时，时钟已经指向下午1点钟，他需要在剩余的1小时20分钟左右赶到接头点。为了生命，戈尔季耶夫斯基拼命奔跑起来。

同一时间，负责接应他的阿斯科特和吉，分乘两辆轿车，正行驶在通往维堡的高速公路上。

情况很不乐观，他们被四辆跟踪车前后包围着。眼看离标记点越来越近，如果到达目的地后这几辆车还跟着，那么营救计划只能作废。

阿斯科特和吉，为了拯救一名陌生的特工，将毕生车技都用了出来。只见他们一会降速到45迈，一会增速到140迈，就在这种频繁的变速中，跟踪车辆被甩开了大约30秒的距离。

那块标志性的巨石映入眼帘后，阿斯科特将油门踩到底，随即向右猛打方向盘，拐入小路后紧接着狂踩刹车。轮胎在地上吱吱作响地侧滑了一段，但总算稳稳地停了下来。

在他们身后，那几辆跟踪车的引擎声从从主路上呼啸而过，对方没发现这两辆车已经进入岔路。谢天谢地，这个时间差打得刚刚好，接头点的选择也真是巧妙。

此时，茂密的灌木从中突然冒出一个满脸胡子、邋遢的流浪汉，他浑身沾满了泥，头发上带着干掉的血迹，手里拿着一个普通的棕色皮包，与人们印象中精明的间谍形象差距甚远。

大家都愣住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看了看阿斯科特和吉，用英语嘟哝道：“我坐哪辆车？”

两位大使夫人不顾避讳，紧急脱下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外衣。众人七手八脚将他塞进车的后备箱，然后盖上了一张铝制毯子。

80秒后，两辆车又重新开上主路，那几辆克格勃的跟踪车正停在路边，继续一言不发地跟着大使馆的车辆，默默进行监视，他们没察觉到任何异常。

脱衣服、盖铝制毯子，是为了避免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边境上被热传感器和红外摄像头探出来。但阿斯科特的妻子卡罗琳在担心另一件事，戈尔季耶夫斯基身体上散发出强烈的汗水、香皂、香烟和啤酒混合的味道，嗅觉灵敏的嗅探犬，极有可能将他分辨出来。

就在嗅探犬绕着后备厢狐疑地转圈时，卡罗琳为了迷惑克格勃而带出来的小女儿弗洛伦斯立下大功。她撒了一泡尿，卡罗琳趁机将尿布甩到了嗅探犬旁边。尿骚味严重干扰了大狗的工作，它“悻悻地溜走了”。

汽车穿过边境，戈尔季耶夫斯基总算安全了。因为他的这次逃脱，克格勃内部大批官员被降职，其中就包括普京。

沉浸在庆幸之中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思索另一个问题，究竟是何人出卖了自己？

这个答案，要等9年后才能揭晓。

文 | 怅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