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于敏：新中国崛起的功臣，隐姓埋名30年，粉碎美国核武威胁

国庆的意义绝不仅是七天小长假，这个日子也提醒我们，祖国如今的强大，离不开老一辈革命先烈的付出！先祝福我们亲爱的祖国，永远繁荣盛强！

在国家绝密档案里，记载了一批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他们隐姓埋名几十年，连亲人都被隐瞒，只有等到被解密的那天，才知道他们为了中华崛起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1950年11月30日，当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又一次击退了美国军队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华盛顿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杜鲁门轻蔑地说道：

“美国正在积极地考虑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原子弹。”

这番明显是来威胁中国和日本的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创伤还未愈合，来自国际的核讹诈和核威胁，深深的刺痛了这个新生的中国。

当时正在北京大学的理学院攻读研究生的于敏并不知道，他的命运已经随着国际局势和时局背景的变化，悄然发生了改变。

于敏

1950的某一天，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敲开了于敏的房门，那时于敏还只是北大助教，看到彭桓武教授的到来有些诧异。

“我来邀请你加入核科学研究基地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彭桓武拍着于敏的肩膀：“国家需要你！”

这于敏是谁？为什么一个普通助教会受到彭桓武教授的邀请？

1926年8月，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的一个农村家庭喜添一名新丁，男主人很高兴，希望孩子能够聪明伶俐，取名丁敏。

丁敏家境贫寒，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全家的开销几乎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来支撑。

于父于母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却很注重于敏的教育，哪怕家里再困难，借钱也要让儿子上学。

在父母的影响下，于敏发奋读书，取得优异成绩，后来还考入了北京大学的机电系。

然而生不逢时，于敏的前半生正值军阀混战和抗日时期，列强对中国的种种暴行在于敏的心中打下血淋淋的烙印。

年幼时的一次经历更是让于敏深深的认识到国弱民孱，只有国家强大起来，人民才能生活的好。

中学时期的于敏

当时于敏只有12岁，刚学会骑车的他，开心的骑着和同学借的车奔驰在天津街头，却被一个开着吉普车的日本人生生逼停，还差点撞了上来。

停车后，那个日本男人还走了下来，嘴里说着挑衅的话，那张丑恶的笑脸从此印刻在了于敏的脑海中。

“我自幼对民族所受欺压有切肤之痛，为了祖国的安全，我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贡献自己的的一切。”

1944年，18岁的于敏以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大学工学院。可父亲却突然患上重病，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还付了不少医药费，眼看着于敏就要和北京大学错过了。

这时好友的父母听闻于敏遭遇，好心资助他，于敏才得以踏进北京大学。

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让于敏更加勤奋努力，因为出不起路费，寒暑假他从不回家，每天都会带着课本、草稿纸跑到京山顶上去学习。

于敏时常被称为“天才”。在一次代数考试中，试题特别难，所有考生的平均成绩不足20分，唯独于敏的成绩单上有着鲜红的“100”，轰动了整个校园。

这件事直到多年后还被于敏的同窗好友津津乐道，但于敏总是很谦虚：“我自认不算聪明，只是比较勤奋，或许是有一点天赋的吧。”

拥有天赋，又为之付出努力，于敏很快就名冠北大，在1946年，于敏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理学院的研究生。

于敏的导师、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对于他十分欣赏：“我教学了一辈子，从未见过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于敏的优秀彭桓武教授有所耳闻，经过多方考量后，彭桓武教授才决定邀请于敏加入核科学研究基地的近代物理研究所。

彭桓武

于敏在听明来意后欣然接受了邀请。

加入研究所后，于敏整天泡在实验室里潜心研究，有了不少进展，后来还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合作编写了《原子核理论讲义》，不仅是我国第一本原子核理论方面的著作，还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52~1953年间，美国和前苏联相继进行了氢弹实验，随着一朵又一朵的蘑菇云升腾而起，全人类头顶又蒙上了一层核阴影。

消息传回新中国，在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会议上，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用最通俗、简单的话语，向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们，解释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最高领导层将研制核武器排上了新中国建设的时间表。

毛主席表示，第一、我们不怕；第二、我们坚决反对使用核武器；第三、为了抵制核垄断，我们也要掌握原子弹。

“原子弹是吓人的，我们不一定用，但既然是吓人的，我们也一定要有！”

毛主席还强调：“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于是为了打破国际上的核垄断、核讹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国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引下，勒紧裤腰带，坚定不移地研制原子弹和氢弹。

1958年我国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机构——九局，秘密地组织人员，召集了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周光召、程开甲等一大批科学家，紧张地开展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氢弹的研究也紧锣密鼓地筹建了起来。1961年，收到钱三强邀请的于敏走进了办公室，钱三强非常严肃的对他说：“组织上要安排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研究，你觉得怎么样？”

钱三强

那时的于敏专注于原子核理论领域，并有所突破，如果要转入氢弹研究领域是很难的事情，并且于敏的兴趣也不在于此，可他有着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止一次公开表示，他们将会阻止中国搞氢弹，还让军舰带着核武器开到了中国近海来施压。

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敏一口答应钱三强：“过去学的，我都可以抛掉，但氢弹一定要搞出来！”

于是于敏毅然从心爱的原子核理论这个基础性很强的科研领域，转到氢弹研究这个应用性很强的、完全陌生的领域来。

原子弹是通过核裂变，就是一个比较重的元素分裂成多个轻的元素，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质量消耗了，转变成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造成极大的杀伤力。

氢弹则正好相反，是通过聚合、聚拢轻的元素，碰撞在一起，结合成一个比较重的元素，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亏损部分质量，释放巨大的能量，但比核裂变要大得多。

有人曾开玩笑说，只要材料足够多，氢弹可以把整个地球都给炸飞！

但那时候，科研人员们只知道氢弹释放的能量比核弹要大上几十倍，上百倍，可具体的氢弹怎么做，有着什么样的原理，谁也说不清楚。

于敏

面对世界列强对中国的施压，于敏和同事们隐姓埋名，在一个隐秘的基地里从头摸索。

氢弹制作涉及非常复杂的计算，于敏虽然基础理论扎实，计算能力强，又有原子核理论基础，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作为学科带头人，于敏深感责任重大，经常深入研究室，或指导研究、传授知识，或埋首看纸带，分析计算结果，掌握研究进展和科研方向。

想要研制氢弹，关键是搞清楚氢弹的构型。当时世界上只有一种氢弹构型，即泰勒-乌拉姆构型（T-U构型），但当时国际竞争，技术封锁，我国的科研人员只能硬着头皮自己从零开始。

那时的于敏脑子里每天都装着一系列技术问题：计算的物理模型对吗？物理参数对不对？计算程序是否修改？应该选择什么技术途径？突破氢弹原理的关键是什么？为此，他常常寝食难安，夜不能寐。

于敏的儿子于文回忆说：“我记得那时候父亲很忙，很少见面，偶尔回来的脸上都带着困惑和思考的表情。”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举国欢腾，举世震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要加快氢弹的研制速度。

距离周恩来总理要求的5年开发期限还剩4年，这让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每天都把自己埋在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

但人脑的计算能力始终是有限的，为了能尽快设计出氢弹方案，研究小组的人讨论决定，主要人员留守北京，利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研制的119计算机继续研究。

于敏则单独带领一支队伍前往上海，在那里的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有着国内仅有的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J501计算机，通过这台计算机，能够大大提高于敏团队的计算效率。

年轻时的于敏和妻子

1965年9月28日，一群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带着行李抵达上海，他们那打着补丁的衣服和疏于打理的头发，旁人怎么都想不到这是一群科研人员。

抵达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后，只有几间简陋的平房，每个房间四周放了四张床，中间摆了一张长桌，就成为了科研小组的工作室。

当时的J501计算机每次计算需要用到打印纸带，每完成一次计算纸带上就出现一个时刻，科研小组必须盯紧每个时刻，看着各种物理量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记录下来后再进行计算。

曾与于敏共事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贺贤士回忆起那段共同奋斗的艰苦岁月时，依旧充满了感慨：

“老于的本事大就大在这，他非常擅长于归纳、提炼、总结，当大家还在计算时，他的脑海里已经把大家的计算结果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图像。”

在一个深秋的傍晚，于敏和小组成员蔡少辉在计算机研究所旁的小路散步，微凉的秋风始终吹不散于敏心头的困惑，看着斑驳的树影，他突然灵光闪现，向蔡少芬提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设想。

谁也没想到，这个一闪而过的想法竟然成为了突破氢弹技术的关键。

于敏认为，反应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很多，但有些能量会被破坏，为什么不试试从结构上躲开这些破坏呢？

于是在科研小组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构建了一个模型，于敏盯着J501计算的每一次结果，随着打印纸带的堆叠，于敏的表情越来越放松，大家知道，这是有结果了！

但总觉得只有这一个模型还不够保险，于敏在上一个模型上稍加改动，再一算，仍旧是喜人的结果。

“成功了！我们终于突破了！”一时间，小小的房间里爆发了热烈的欢呼声。

经过一百多天的努力，于敏和他的团队们终于突破了氢弹设计的关键点，突破了世界各国对氢弹理论技术的封锁，研制出了我国独有的“于敏构型”。

这一段岁月后来被称为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时至今日，世界上现有的氢弹构型中，除了泰勒-乌拉姆构型（T-U构型）外，就只有我们中国独立自主研制的“于敏构型”！

从此以后我国停滞的氢弹研究，就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氢弹研制有了突破的消息传回北京，党中央领导和所有科研人员欢呼雀跃，斗志昂扬。当时法国也在研制氢弹，而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间又比我国快好几年。

所有科研人员都卯足了劲，想要赶在法国人前面研制出氢弹，在国际社会上争一口气。

左为邓稼先右为于敏

突破了关键点还没结束，为了尽快完成研制，于敏拨通了“外援”邓稼先的电话，但由于要保密，两人用只有彼此才知道的暗号沟通起来。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我们取得了成果。）

邓稼先一听就知道是好消息，立马激动的站了起来：

“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氢弹研制成功了？）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还没有，但对氢弹构型有了突破，我需要你的帮助。）

邓稼先高兴地手舞足蹈：“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11月8日，邓稼先飞往上海详和于敏汇合，随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讨论和验算。

1966年12月28日，科研团队在百米多高的铁塔上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为我国后来的氢弹试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看着和计算结果预期符合的数据，于敏的心暂时落了地：“每次做这种试验，心都提到嗓子眼，成功不成功？……何况这是国家试验，牵涉那么多人，花那么多钱，政治上影响那么大，心总是提到嗓子眼。”

1967年6月17日早晨，一架轰-6甲型飞机静静地停在马兰机场的停机坪上，机长、领航员和地面指挥员、调度人员作着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完成了飞机起飞前的检查工作后，所有机组人员都推到一边，等待着那个命定时刻的到来。

上午7时点，担任空投任务的空军徐克江，驾驶着代号为726的轰-6甲型飞机从马兰机场按时起飞。

8点整，只见飞机上投下了一个白色圆柱状物体，拽着降落伞，摇晃、滑行，离地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突然！一道白光闪过，盖过了昏暗的晨光，之后从白光中绽放出了一片金色，天空中仿佛出现了两个太阳，天地刹那间黯然失色。

看着火球上方出现的白色云团缓缓升腾而起，变成了一朵白色的蘑菇云，再慢慢的散落开来，远方观察室里的于敏等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中国，从此拥有了氢弹！

从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而我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当时综合国力尚且落后的中国抢在法国前面，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震惊了全世界！

于敏和他的孙辈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在进行核实验的同时，还致力于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当时对核武器试验刚刚起步的我国进行封锁，禁止核武实验。

所以完成了氢弹研制后，于敏没有时间享受鲜花和赞美，再次收拾行囊，带领团队开始了核武器的研究。

1986年，于敏的老朋友邓稼先因为在一次核试验中受到了辐射，身体机能崩坏，现在已经是直肠癌晚期。

在病房内，两个发鬓斑白的科研教授寒暄过后，对于美国的动向十分堪忧。

于敏说：“老邓让我赶快上书给中央，不能让美国得逞。”

因为邓稼先的病情已极度恶化，就由旁人记录，在这间小小的病房内，以邓稼先、于敏的名义撰写给中央的报告，建议抢在核试验封锁前，加快我国的核试验研究步伐。

此后我国的核试验研究基本按照邓稼先和于敏的建议书进行，抢在1996年全球禁核之前，基本上完成了对核武器的研究，而此时我国已经拥有了如中子弹这样小型化、大威力的战略核武器。

邓稼先、于敏以及党中央领导等老一辈的高瞻远瞩与英明决策，让人佩服。

邓稼先

于敏的一生跌宕起伏，在实验过程中多次遇险，都不曾放弃对核事业的研究，不曾辜负祖国的期待与嘱托。

因为常年的劳累和饮食不规律，于敏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在1969年初首次地下核试验核大型空爆热实验时，他的胃病突然发作，疼痛难忍、虚弱无力，上个台阶都十分困难，等到了楼上已经面无血色，躺下休息了好一会才缓过来。

于敏还曾因为操劳过度核心力交瘁，在工作现场几度休克，1971年10月，领导特许于敏妻子回京照顾，一天夜里于敏呼吸困难，突然休克过去，幸好妻子及时发现送医，才与死神擦肩而过。

出院后，于敏还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却没能好好照顾自己，在1973年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送到医院的急诊室时又再一次发生休克。

于敏并不在意身体上的病痛，但在他心中一直觉得亏欠家人，对家人缺少照顾。

工作的特殊性让一家人聚少离多，去哪里？不能说。做什么？不能说？什么时候回来？统统不能说。

只能留妻子和一双儿女在家苦苦等待，有一次于敏时隔许久回家，长长的头发和消瘦的面庞让两个孩子差点没认出他来，他心里一直很不是滋味。

但是人民需要他，国家需要他，他身上奔腾的血液和心上跳动的脉搏，时时刻刻都提醒着他生在何方，长于何处，他不能，也不会去辜负。

于敏选择舍小家，为大家。好在家人都对他十分支持，年幼的孩子们也不会责怪父亲在生命中的缺席，妻子也总是会备好温热的饭菜，等他回家。

终于，在隐姓埋名30年后，于敏重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妻子和孩子们这才知道，于敏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了国家。

于敏

1999年于敏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荣誉加身并没有给于敏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他依旧和家人们蜗居在北京的一个两居室内，坐在躺椅上，听着京剧《满江红》。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家人的陪伴下于北京逝世，享年93岁。在老人逝世8个月后，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于敏“共和国勋章”。

“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于敏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语，他这一生所做的贡献，无法完全概括。

作为后辈的我们一定要记住，正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许许多多像于敏一样默默奉献的老一辈，才让民族挺起脊梁，让祖国抬起了头。

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于敏用这样一首诗来总结：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仅以此文致敬如于敏一般的革命先烈，感谢你们为祖国所作出的贡献，这盛世，如你们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