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水 成
《大风歌》诞生于今年2月9日《闻喜报》,当时我任闻喜县委书记。三年前,作为山西省劳模和全军英模代表的张希华到县委找我,要求离城回乡担任大尾沟村党支部书记,闻喜县委研究后,批准了他的要求,他在大尾沟村干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1999年12月2日,我带领全县十个职能部门来到大尾沟现场办公,要求大家“认识大尾沟,了解大尾沟,关心大尾沟,支持大尾沟。”中共闻喜县委作出《关于向优秀共产党员、农村党支部书记张希华同志学习的决定》(闻发1999第27号文件),号召全县人民“学习闻喜的活雷锋”,“学习闻喜的焦裕禄”——学习他“高尚的人格境界”,学习他“博大的宽广胸怀”,学习他“感人的先进事迹”。县委的这一号召在全县反响强烈,所以,我对闻喜刮起的“大风热”是关注的。报纸刚一出版,人们争相传阅,编辑部存版告罄,县十佳杰出青年杨江平女士只好将这张报纸复印了拿回家去念给儿子听,“希望下一代也能成长为钢铁男子汉”;山西省“三八红旗手”张燕燕则将这张《闻喜报》装进铝合金奖框里,为的是“朝夕目睹《大风歌》的大美气象和风采”;裴社乡干部马路为保存这张《闻喜报》求索于乡副书记王安杰,得到的回答却是:“这张报纸我还要当资料保存哩。”……总编连连叹息:“后悔当初没加印一批,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社会各界的电话、信件、评论文章源源不断飞往报社,人们共同的心声是:“又找到当年的感觉了”,“共产党人的威风又来了”——真是“一曲大风歌,轰动闻喜城”!《闻喜报》为此开辟“《大风歌》读后感”专栏,选发了一批评论文章,但更多的文章不断涌来,稿源已波及到山村和学校,总编揶揄地说:“这样的积极性要打击打击,要不我这小庙就给撑破了。”
——这就是闻喜刮起的“大风热”,做为闻喜县委前任书记,做为运城市委宣传部长,我高兴而自豪,而市委文联主席王西兰对前任主席李逸民说:“像《大风歌》这样的作品河东尚找不到第二篇,应印发下去,让各县看看闻喜的报告文学是怎样写的。”对他这番话,我很认同。
我也同许多读者一样含泪读完《大风歌》,闭目沉思,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发出一连串的思考和感想:主人公张希华的行为能打动中条山上山神的心,能打动阎王殿里阎王的心——神鬼之心都打动了,为什么打不动世人的心,致使我们的英雄变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哀子”,《大风歌》以悲壮的基调,苍凉的气势,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批判色彩,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一个令人震颤的社会问题:“得道”为何“寡助”!
历史发展到今天,以前许多避而不谈的问题现在已经到了非谈不可的地步了,过去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如今已到深水区,没有石头可摸了,在物质生活走向富裕的今天,国人的精神时令却步入寒秋,若一旦进入隆冬,那将会是怎样的空白! 国人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思维轨迹已和我们的优良传统偏轨,各人都成了利己主义的沙,而沙如何能堆成高大的塔。“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句名言如今被颠倒成“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而成为时尚,天地间偶尔冒出一点正气,但却多么艰难。五年前,闻喜东镇南街村张海龙乘三门峡至侯马客车回家,至水头,见小偷向一旅客行窃,张海龙上去制止,小偷拔刀报复,正义与邪恶打成一团,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从水头镇一直打到郭家庄——迢迢三十里战线上,张海龙大声呼救,而满车乘客竟充耳不闻!司机照常开他的车,票姐坦然卖她的票,这情景多像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曾描述的“精神麻木的看客”,而那位被保护了的身强力壮的旅客却挤紧双眼在“睡里梦里”。这样的氛围助长了小偷的气焰,邪恶终于把正义战败了,张海龙被家人抬到“541医院”时,那一腔义血已快流干,医生数不清他身上的刀窟窿,大动脉已不能输血,从脚上割开一口子,才把血液输进去。血的教训教育了张海龙:“以后再发现坏人坏事我张海龙说啥也不敢管了”——这与电视剧《离开雷锋的日子》里所讲述的“因救人而被被救人讹了”的故事可谓异曲同工? 由此想到《大风歌》中所发出的流泪的感叹:“他在固守着某种阵地,某种看不见的‘风尚’的前沿阵地,四面的压力排空而至,渐渐觉得力所不支,毕竟战斗地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雷锋在呼唤,焦裕禄在叹息,叹息什么呢?难道世人真的听不懂吗?”——面对世人如此精神状况,爱憎分明的雷锋对此如何不垂泪,深埋在历史尘土中的焦裕禄对此怎能不叹息。《大风歌》中有一个新奇的字眼叫“铁里蛀虫”,由此想到现实社会中那些能蛀进铁里的腐败分子的“事迹”;那些“掏钱买官,买官弄钱”的大腕们的“行状”;那些“能宰就宰,能割就割”的商家贩家们的“真经”;那些“拼命捞钱,有钱就玩”的财主大亨们的“人生信条”;那些“跟着感觉走”找不见自己灵魂的“行尸走肉”……这些暂且不论。
由此可见,天地间多么需要正气,多么需要弘扬正气。“得道”者不能再“寡助”了,“失道”者不能再没有正义的力量去阻止了。一个国家要走向强盛离不开偶像,一个民族要垒起“尊严之塔”离不开具有凝聚力的精神——精神、意志、信念、追求——此乃国家振兴之本,民族强盛之根,在国人精神世界如此脆弱的今天,《大风歌》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中国保尔、当代雷锋的光辉形象,她占天时、夺人心、顺民意,怎能不走向辉煌。
《大风歌》之所以能热起来,证明人们呼唤阳刚之气,毕竟邪不压正,社会转型期给我们带来的阵痛也只是暂时的,闻喜的“大风热”给我们带来了精神春天的信息,正如张燕燕女士所言:“张希华好像是俄罗斯的保尔,保尔又好像是我闻喜大地上的张希华,这两个晨曦之中的影子像两个光环不断重叠,凝聚成一种象征,那就是意志、信念、精神;他们身上折射出一种共同的大美,那就是无私、奉献、奋斗。他们像两颗光华四射的明星,升起在精神世界的天空里。”
《大风歌》艺术精湛,内涵较宽,一意独创,打动人心,人人读之,人人落泪,使读者的灵魂在泪水的冲涮下得到一次净化,得到一次升华,使人感到了文学作品力量的巨大。在某种意义上讲,艺术的感染力比政治的说教力还要强大得多,这就要感谢《大风歌》作者那深厚的文学功底所带来的高超的艺术魔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
感谢奥斯特洛夫斯基为我们塑造了保尔·柯察金,感谢闻喜县政协人士田水旺、任育才为我们创作的《大风歌》,但愿这股“大风”也能裹胁我们社会,也能裹胁我们好几代人。
“满园春风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张希华家里那株山杏树上散发出来的“杏林高风”,凭着文学作品《大风歌》神力的传播,一定能传遍全中国。相信党风、社风、民风、官风会在这一“大风”的裹胁下上升到一个高尚的精神境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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