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初萌生写这篇文章的念头,还得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看到《冰点下的对峙》这本书时。之所以当时没写,是觉得这本书里诸多所谓精彩描述,像渔网一般尽是窟窿,已经到了挑对的地方都不容易的地步。真要一一较真,足以让人累吐血。
今天之所以提笔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去年12月18日,笔者曾发表了一篇文章《1969年,解放军暴打苏军,立下大功的“秘密武器”却是老古董》文章。有读者在留言中大谈特谈刘光志在珍宝岛战斗后为我国穿甲弹、破甲弹作出突出贡献的梗。笔者这才发觉,那本不知道是传奇小说还是纪实文学的《冰点下的对峙》,流毒居然如此之广。
在《冰点下的对峙》对峙一书中,有关这段“传奇”大体是这样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济南柴油机厂工人刘光志,被厂家赏识,送至西德深造,先后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任克虏伯兵工厂副总工程师,他设计的主战坦克和火炮横扫欧亚。1945年德军无条件投降。刘光志同克虏白军工厂的高级技术人员一道,被虏往苏联。
周总理得知刘光志被俘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同苏共交涉,费尽周折,终于将他接回祖国。此后,他跟着后勤队转战南北,直到全国解放。解放后,刘光志痛悔自己前半生的罪过,不愿再造兵器,便来到山东济南教书,后来成了花匠。
珍宝岛战事后,我军发现现有反坦克兵器不能有效击穿T-62坦克,兵工界便掀起了研发新型反坦克武器的热潮。兵工人员在研究打坦克的穿甲弹和破甲弹时遇到了难题,击穿不同厚度的钢板,初速应该是多少,炮弹接触钢板时瞬间产生的高温高压又应该是多少。没有准确的数据,研究无法进行下去。幸运的是,通过外交渠道,他们搞到了计算这个课题的一个方程式。不幸的是,这道方程式谁也不会解,我国刚刚研制的计算机里更不可能输入解这种方程式的程序。
于是,叶帅让他们找到刘光志。刘光志只看了一眼方程式,就解算出了数据。不久,在吉林白城子射击场,传出令人振奋的喜讯,新研制的破甲弹和穿甲弹,将近25厘米厚的钢板打得弹痕累累,炸得坑坑洼洼。苏军高级军事会议上,被苏联“宇宙号”卫星拍摄的有关白城子靶场实弹射击的一摞照片,摊放在会议桌上。崔可夫元帅捏着一张照片,仔细看了许久,才叹息着说:“我想起一个人,他叫刘光志。以前以为他死了,可现在,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
他将手中的照片轻轻丢在桌上。无奈地摇摇头:“这是斯大林犯的错误,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1966年,我国又为85毫米加农炮配套研发了一种“气缸式尾翼稳定微旋破甲弹”。它在弹底安装一个由活塞推动的小型气缸,当炮弹发射时,火药气体作用于气缸活塞,推动前张开式尾翼打开,在炮弹出膛以后,尾翼张开到位并由固定销定位。气缸活塞推力打开尾翼的动作比较平滑舒展,可以有效避免启动后张开式尾翼的动作粗暴、容易破坏炮弹和尾翼结构、导致尾翼张开失败的缺陷。这种破甲弹在结构上有创新和突破。
至于穿甲弹,在1969年前,我国为85毫米、100毫米坦克炮配套研发的穿甲弹虽然威力没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较随炮配套引进的原版穿甲弹威力有所提高。因此,说珍宝岛战斗后我国兵工科研人员对如何设计穿甲弹、破甲弹仍一筹莫展,要依赖外交渠道去搞方程式是根本站不住腰的。实际情况是,穿甲弹也好,破甲弹也罢,其基本设计原理和方法并非有啥的秘密。各国做出来的弹威力强弱,往往与所在国工业基础能力休戚相关。对于穿甲弹来说,工业基础能力决定了你能造出多少长径比的合格弹芯,决定了你能制成什么样的钨合金,所用发射药的药力能达到多少。对于破甲弹而言,工业能力决定了药型罩材材质密度的大小,融点高低,药型罩是等厚的还是不等厚的,炸药的爆速能达到多少,这些都影响破甲弹威力。
第十条:上世纪70年代的苏联“宇宙”系列卫星所拍照片居然能显示白城子靶场上25厘米钢板靶上的累累弹洞,这是天方夜谭。
众所周知,1991年海湾战争中大出风头的美国“锁眼”系列侦察卫星,其理想状态下的分辨率达到了0.15至0.2米,接近物理极限了。这个0.15至0.2米指的是,地面上如此尺寸的物体,可以在卫星照片上显示为一个像素点。至于这个像素点是啥,对不起,没法判断。
要判明物体性质,至少得有几个像素点,而且要结合周边景物及物体所在地域性质综合判断才行。而苏联侦察卫星分辨率远在美国同类卫星之下,这是没有异议的。连苏联自己亦不否认。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宇航领域是不惜重金投入的,技术进步都不慢。那么1991年海湾战争往前推20年,美国侦察卫星最高只有数米级的分辩水平,苏联侦察卫星则更差。也就是说,上世纪70年代初,苏联侦察卫星的分辨率只能达到十余米级。
而穿甲弹,哪怕是与火炮内膛同口径的老式穿甲弹,在靶板上的穿孔直径也比自身直径大不到哪去。脱壳穿甲弹穿洞直径就更小了。至于破甲弹,其爆炸后产生的金属射流在钢板上“吹”出的孔就更小了。上世纪70年代的苏联“宇宙”侦察卫星,就算降低轨道采用倾斜拍摄,也是没法拍出白城子射击场钢板上的累累弹孔的,更没法测量出钢板厚达25厘米,也没法显示有多少弹孔是洞穿钢板的。
综上所述,《冰点下的对峙》一书中有关“刘光志”的传奇故事,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过,山东工学院历史上曾有位叫刘先志的教授、院长真实存在。《冰》文巧妙地将用与真人仅有一字之差的“刘光志”之名,既规避了侵权风险,又给《冰》文中塑造出的虚似人物“刘光志”增加了可信度。
不过,现实中的刘先志与《冰》文中的“刘光志”经历相差甚远。如果网上无误的话,刘先志先生出生于1906年4月11日,没在济南柴油机厂当过工人,而是于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属于不折不扣的民国知识精英。
他赴德留学并非得到了济南柴油机厂老板资助,而是于1934年考取了公费留德生,赴柏林工业大学就读机械工程。1939年毕业,获特许工程师学位,并留校任教。在此期间,他还选学了电机工程,又在哥廷根大学理学院选学了力学,并于1945年毕业,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从资料看,刘先志从未在克虏伯兵工厂当过副总程师,也未在德国战败后被押往苏联,而是于1946年6月回国。回国后,他也没有随后勤队在山沟里转战,而是先应聘于上海工务局任正工程师,后应聘于同济大学任教授。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生活在国统区。1952年,他转任山东工学院院长。1982年,他被任命为山东副省长。1990年去世,享年84岁。
至于现实中的刘先志是否曾为我军反坦克武器研发作出过贡献,公开资料里只字未提。退一步说,即使有,也不可能如《冰》文所描述的那般离奇。再退一步,“九假一真”,依旧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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