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曾志|数智时代认知加速中面向未来的无知与生命绵延（上）

编者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科技发展始终绕不过文人与人性，以生命为底色来治学和生活，方能感知二者间本质的纵深与真理的显现。

继2021年《台州学院学报》“生命传播与跨媒介叙事”栏目创建后，今年的第一组稿件又与大家见面了。蒙编辑的不弃、师门上下一起努力，方有了这四篇文章：师曾志著的《数智时代认知加速中面向未来的无知与生命绵延》，李堃著的《生命叙事的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国际传播》，付砾乐和唐倩著的《“呼唤人的复归”——互联网时代生命传播中的跨媒介叙事》以及刘欣著的《互联网时代重提异化的主体性——以生命传播的视域》。

从2021年底至今，几经修改、增删数次、反复校对、笔耕不辍。终于在作者们的共同写作与互相鼓励、编辑们的宽容耐心与反复编校中，文章付梓。这不仅说明社会与认知共同加速的数智社会中，生命传播与生命叙事乃是探知社会深处的一束光，也说明以善为本、以诚行事、以真待人地让事情有始有终更显生活之美。

文章均为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人道传播”课题项目“数智时代人道传播的困境与可能：沟通、理解与良知”成果。——祝贺并祝福！

今天发出的是第一篇文章上篇：师曾志著的《数智时代认知加速中面向未来的无知与生命绵延》。其余文章将陆续发出，敬请关注。

摘要：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传播生态与机制的改变，日益加速的反馈机制对社会制度、社会结构进行变革，其中所带来的诸多变化需要重新思考交流对话中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审视线性时间与生命时间的区别，传播在跨越时空中生命绵延与实在、真理等的关系。认知加速中显现出从相对确定性的已知到面向未知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转变，考验着人们对作为认知与思维前提的无知的重新认识，在理解无知学建立的同时，强调人存在于未知世界中理解无知中的理解的重要性，将无知作为媒介进行自我探索时，生命时间的绵延让人们对自我及生命本身都有了新的理解的视域，认识到传播中主体本位与关系本位的共在，也在启蒙叙事中找到自我微小叙事即生命叙事的着力点。

关键词：生命时间；无知；无知学；认知加速；生命绵延

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生命在人们的思维、认知与意识中流淌出过去、现在与未来，人的认知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跃迁，让人处于更加复杂与不确定之中。5G、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发展让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变得可能，它愈来愈影响到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的格局与走向。近年来发生的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在主流媒体、社交平台的宣传、报道以及个体自发表达、转载、评论等所形成的单向与多向互构的传播态势，让过去个体遥不可及的世界图景瞬间展现在每个人眼前，并让人参与其中成为可能。数智时代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所带来的虚幻玄妙之境，经由跨媒介叙事更是加速了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各类网络事件中个体的卷入与加入更是不断解构与重构着话语权，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在公共表达中传播技术愈发达，个体责任意识以及承担义务的能力愈需要得以增强和提升，长期隐匿在表达背后的个体人格、人性、人道等人之所以为人的议题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然而，个体自我觉照是复杂与痛苦的过程，自我在认同中发生的断裂、迷狂、癫痴、痴情、着魔等都需要返回作为认知与思维前提的自我无知中去寻找问题的缘由。纾困解难需要自我在不断淬炼中得以强化与延伸，它也更需要人们在全社会认知加速中认识到无知的重要性并在自省与反思中认知到自我的无知。在如此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传播技术将人类带向何方，如何理解人们在信息、观念与思维、认知等动态变化中不断塑造着我们的同时也在瓦解着我们的现象，不同以往的具身性传播让我们重新思考差异化的个体在认知加速对个体认知与思维会产生更大差异的可能性，无知作为个体认知与思维的前提条件，对时间差异性的理解为什么会影响到人们对无知的理解，对无知理解的不同，又是如何悄然改变着主体本位的思想意识，面对广阔无垠的未知与不确定的生命绵延，自我对各种媒介的感知力对与他者沟通与对话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无知以何种姿态让我们有所作为，这些都是应当引起我们关切和追问的问题。

一、“乌合之众”在传播反馈机制加快中的解构与重构

近年来发生的各类公共事件，让我们观察到现代传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大众心理想象力与现实权力回应力、尽责力等愈来愈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着问题的解决，各种异质信息在传播中的不断反转，缓解了公众心理想象力中的冲动、轻信、偏执、专横所带来的态度与行为甚至行动上的暴力、破坏甚至毁灭。

作为中世纪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库萨的尼古拉（Nicolaus Cusanus）曾出版《论有学识的无知》《为有学问的无知作辩》等著作，库萨的尼古拉在先贤所言的“信仰是一切理解的根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每一种科学里，如果要理解一个主题，就必须把某些东西作为它的根本原理；而这些根本假设只能以信仰为基础。谁要想获得知识，首先就必须相信那些缺了它们知识就不可能的东西。”[1]155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亲历了法国大革命，在其《乌合之众》一书的开始就极力肯定群体的信仰，将其视为不断瓦解社会基础的力量。群体中新观念的不断产生与交互时不时会汇聚成强大的动力，因此，勒庞大声疾呼：“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2]2勒庞将这种群体力量与人们的观念、信仰相结合，注意到“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而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是根植于这些信仰之中。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2]2。

数智时代带来的巨大变革使人们生存与思想的条件发生了迁移，这导致传播中人们设问的方式也要随之发生变革。印刷时代的设问方式更多的是“是什么”“为什么”“该不该”，而现代传播速度加快、反馈及时有效的情况下，在强调以上问题的同时，也应直面“如何”“能不能”的问题。线性时代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往往具有注重对人事的思考而不是行动的特征，现代传播更关注的是问题的解决，当现代传播愈来愈具有表达、行动与改变的性能时，信息传播中会生产出大量的未知，知识愈来愈强调面向未来无知的重要性，看似所谓道德、正义、自由、民主等的表达很难回避在行动层面解决问题的挑战。

面向未来的无知在达成行动中主要的推动力是什么，本身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勒庞之所以敏锐地意识到群体信仰的力量，是因为“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并不是理性，倒不如说，尽管存在着理性，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2]80。勒庞认识到个体认知与思维的复杂性，他将群体中个体心理互动的感觉、知觉等纳入了其研究范畴，将其社会心理学构建在人类生生不息的尊严、信仰、崇高、情感与爱的基础上。勒庞的思想有着穿透时空的生命力，为数智时代无知作为个体认知与思维前提的研究提供了思想基础。

现代传播速度加快最为核心的作用在于其反馈机制下反馈速度的加快，反馈速度的加快构成了从宏大叙事向微小叙事转变的基础推力。至于群体力量如何变为权力，勒庞早在100多年前就认识到“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了权力”[2]28。群体权力的来源基础是群体情感复杂生成中的各种想象力，而“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在当时的传播技术条件下，勒庞有理由得出“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2]40的结论。人们的观念与信仰不仅仅构筑在国家、民族、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叙事之中，而是更多地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叙事结合在一起。

从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事件的传播态势中，我们不难发现反馈机制的变化加速着人们认知的改变：从一开始激烈、偏执、妄想、恐惧、盲目等受本能情绪的影响、少有反思与自省的群体心理，到信息源源不断奔腾涌现下的人们一步步的清醒与理智。勒庞一针见血地指出理性与情感间的关系为“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失败的从来就不是感情”[2]44。在尊严、爱等信仰的推动下，人的情感在狂暴中也显神圣，在极端中亦有崇高，人们的适应力在不断试错中进行着自我认知与思维的调整，从而带来权力结构的变化及社会组织方式、社会制度的调整。由此，我们看到情感威力的强大，不在于其一劳永逸地狂喜与泛滥，正如任何事物的强大一如其荒诞不经一样，隐蔽在情感背后的与理性结合在一起的个体认知与思维中的因时顺变促使我们不断走向面向未来的不可知与无知。

二、作为认知与思维前提条件的无知

互联网、5G、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让因陀罗网愈来愈迫近到现实世界并决定着未来的方向。人类发展中愈来愈显现出由身心内外发生的裂变与整合、扩张与收缩所带来的社会变革。观念、意念、感觉、知觉等都加入到了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共识存在于公共讨论的过程中而很难在思想上进行统一。个体观念、观点在公共讨论中发生着逃逸与逸出，确定性的与非确定性的权威愈来愈存在于沉潜莫测、不可捉摸的意向、意象与意境之中。传统中有知是受到尊重的，无知则意味着不知道、不懂得、没有水平。当我们洞察到无知是可以理解为认知与思维的前提条件时，无知不再仅仅是行为的结果，而变成了自我面向当下与未来的认知与思维的媒介，无知就回归到了个体身上，让个体生命体验存在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互相呼应之中，无知变成了未知。

无知穿梭在已知与未知之中，在当下与未来中思考无知，成为自我与社会建构中不容忽视的力量。若要寻找无知的来源，首先打破的是我们对时间的认识。面向未来的无知背后隐匿着非线性时间的张力。长期以来人们对无知是从线性时间上来理解的：无知对应着有知，无知就是无知，是直面人尊严、质疑人能力的代名词。印刷媒介所导致的线性思维在数智时代依然活跃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在公共表达中发挥着无比强大的叙事威力，它有意无意遮蔽了人们面向未知的种种可能性。

将无知作为媒介并有着非线性思维的人们会意识到，无知也是一种未知，一种面向未来的意象与态度。在高度发达的信息、观念世界中，自我是一个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自我在探寻知识中对知识的理解已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自我构成了知识的必要组成部分，自我已卷入到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中，这就意味着“知识本身与知识的探求过程同等重要”[3]67。虔诚的无知是面向未知与未来的，它让我们的意念与态度不会仅仅为过去停留，也不再痴迷当下，更避免了在空洞中对未知的断言与行动。当人们放下过往的荣辱成败，对存在的可能性持续进行冒险与探求时，人往往会更多地向内凝视，关切的是自我在情感、认知、行动上对不断变化的情势随时做出调整的能力培养，将自我放置在与他者的交往之中，身体力行地不断认识需要改变的、正在变化的或尚未降临的事物，理解过去、现在与未来在观念意识作用下的相互连接与联结，在注重线性时间因果的同时注意到因果异时的重要性。

个体的回归让人们真切地意识到人类与不确定性相生相伴，内心深处的恐惧时刻影响着人的认知与思维。人为了获得自身的安全感会全然地接纳自我的无知以掩饰其内心中的恐惧与无能。被誉为存在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美国罗洛·梅（Rollo May）注意到在权力肆虐之下，人们常常感到的痛苦是疏离、无助下的无能，传统无知往往是“人们为避免承认或面对自身的权力而常常会使用的防御方式”[4]33。梅对无知的研究并没有简单将其等同于无能，他指出innocence“源自拉丁文in和nocens，字母意思是无害的（not harmful），即不会感到内疚或罪恶，不狡猾，很纯洁，在行动方面，它的意思是‘没有邪恶的影响或效果，或者并非由邪恶的意图引起’”[4]31。由此，梅将无知分成两种：一种是“具有想象性质的无知，也就是诗人或艺术家的无知。那是保留在成人内心的童稚般的澄明。万物都具有一种新鲜、纯净、崭新而多彩的性质。敬畏与惊奇便是从这种无知中流出的”[4]31。另一种无知被梅称为“虚假的无知”，即它“会利用天真幼稚，是永远长不大的童年，是一种对过去的固着。它是幼稚而非童稚”，它极易“把无能、软弱和无助当成美德”[4]32。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让事情变得明晰清楚”，后者“只能让事情看起来变得简单容易”[4]32。梅一再重申“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个体面对他自己的无能，即把无能变成表面上的美德”，这种虚假无知正是梅主要批判的对象，他在书中一再引用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无知的完美境界，其实就是疯狂”[4]30，就是想让世人警惕影响自我认知与思维的虚假无知所造成的自我无力感、无法自我肯定，是暴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长期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梅将无知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虚假无知上，他从大量的心理治疗中认识到“当无知被当作免除责任的盾牌时，它同时也成了阻挡成长的盾牌。它保护着我们，使我们不会产生新的意识，也不会认同人类的苦难与欢笑，这种新意识和认同是虚假无知的人所拒斥的”[4]48。无知常常被作为一种逃避自我恐惧的防御与抵抗姿态，以此为借口以维持自我认知的惯性与舒适，拒绝自我对多重世界的持续认识与终身学习，掩盖自我应对变化的恐惧与无能，最终导致自我成长与自我肯定的停滞，从而陷入到更深的恐惧或暴力中。传统线性思维下的无知教育，无法将无知作为前提以使认知与思维在当下有所作为，而是为了让个体避免无知所带来的羞耻、自卑、恐惧等而让人一再变得无能并接受这种无能。数智时代的到来，梅所言的第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澄明的无知”其实就是面向未来的无知，也是我们所研究的重点。

三、面向未来的无知与无知学

美国斯坦福大学科技史教授罗伯特·N·普罗克特（Robert N. Proctor）1995年出版《癌症战争：政治如何形塑着我们对癌症的认知》（The Cancer Wars: How Politics Shapes What We Know and Don't Know About Cancer）一书，在书的脚注中提出了“无知学”（agnotology）。后来他又著有《无知学：文化无知生产中缺失的词汇》（Agnotology: A Missing Term to Describ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Ignorance）。普罗克特与其妻子科学史学者隆达·希宾格（Londa Schiebinger）共同组织过题目为“无知学：无知之文化生产”的学术研讨会，希望无知学能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

普罗克特在1995年发表的著作中就已意识到“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一直将无知视作不断扩大的真空地带，它将知识（已知）全都卷吸进来了。或者用开普勒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来描述无知：无知是母亲，要把科学这个孩子生下来，母亲就得送命。不过，无知比上述认识要复杂得多。无知具有清晰的、变动不居的政治地理学特征，常常可作为知识政治学的良好指标。我们需要一门政治无知学，来补充我们的政治认识论”。他有意识地引入无知学的概念，认识到传播中无论有意无意各方都会对相关信息有所隐瞒，尤其是情感心理认知活动中对信息选择性的无视、淡忘甚至遗忘，是不可能彻底的。这些信息又可能因缘际会、触景生情地浮现与涌现，对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无知学中特别强调的是人知道的越多，也越会延时作出选择与判断，目的是尽力避免人盲目相信、盲目服从所带来的盲目行动的不堪后果。人们在无知中保持着对信息的敞开与对逆转的接纳，从而不断校准自我的选择与判断。无知作为认知与思维的前提，它是对盲目跟随与服从的反叛与拒斥，让人们的认知思维走出二元对立的巢穴，在交流对话中避免堕入从暴力走向暴力的深渊。

无知让我们保持一种开放，这种开放释放出人与事物关系中的种种不可能中的可能，让人静默以待，去探索变化无穷的关系中结构与形式的纯粹微妙之处，在神秘莫测中展现出刹那间的存在与永恒。美学审美意义中的崇高、永恒正是在当下、现在的发生中生成着，也正是启蒙叙事与生命叙事的分野。个体思维认知在非确定性中祈盼与生成，要去接受或拒绝是个体的选择，强化了在当下意义中自我反思与调适的意识与行动。这种反思与调适的源泉力量正是来自于自我内心的澄明，也就是梅所说的第一种具有想象性质的无知，对外在事物的即时反应与警醒，从无知的认知与思维中流淌出了解和理解自我与世界的智慧，在当下生产出结合起过往与面向未来的繁复关系。

四、可知的世界与无知的我们

AI等技术成为建构社会结构与组织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它们也在转变着人们的认知与思维方式。传播学愈来愈强调个体的卷入，成为有我之学。跨媒介叙事中媒介多生态系统中通过风格、色调、视听、语言、节奏等不断变幻凸显出个体以言行事的能力，让世界在意义与功能、经验与实现中不断敞开与认识。跨媒介叙事是一种创造，是一种异质动态调适的过程。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加入了自我的维度，与多种风格与审美的自我选择相对应的，是个体及社会的审美、伦理与信念等的深刻变革，这考验着个体与组织在变幻莫测的传播环境中动态调整的意识与能力。

人类固然无法揭开自然之神伊西丝的全部面纱，然而，伊西丝并不拒绝人类的努力。无知一旦成为个体认知与思维的前提，就会区分出人类只是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本源性存在，无论是自我选择性的无知还是社会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无知，都只是无知存在的部分而不是全部。选择性的无知凸显出人类自我的驱动力，有意无意作为中的结果；社会意识形态建构下的无知是社会制度、结构以及自我规范、规训下的结果，它与人的选择性无知有关，只不过更强调外力的推动以及自驱力的枉然。面向未来的本源性的无知依然有着伊西丝面纱下人类永远无法抵达自然的无能为力，但它却有让人们能够不断接近自然的可能性。

当下认知与思维中的无知不仅仅体现在人们对风格、审美、信仰等的洞察上，也显示在政治伦理关系中。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认为“伦理是一套非强制性的规则，这些规则按照我们的所言、我们的所行所导致的生存方式来评价我们的言行”[5]。跨媒介叙事中蕴藏着权力人心向背的变革，人们审美、伦理与信仰的迁徙成为新旧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关系变化的基础。传统并没有退出，只是以新的方式融于现在。伦理规则的解构与重构让权力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社会组织以及生存方式的变革彰显出政治伦理强调交流对话的重要性，对话伦理所展现出多种个体生命底色、经验、道德、审美、生存方式等的差异，又考验着自我调试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

无知作为认知与思维中的媒介，调动与延伸了人的感官、知觉、意识、观念、思想与行为、行动，借由这些媒介在技术推动下的连接一切，让万物皆媒的实现成为可能。麦克卢汉一语道破媒介的实质，即“真正伟大的、持久不变的大众媒介不是文献，而是语言。语言既是一切媒介之中最通俗的媒介，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6]424。作为媒介的语言“所能唤起的潜意识共鸣把我们和最古老的时代连接在一起，同时也和当今的大千世界连接在一起”[6]426。人们祈望这种无机连接可以转变为有机联结，使人在情感与理智的交互中达到共鸣、共情乃至共活。

长久以来，无知往往以启蒙叙事批判的姿态掩盖其无助与无能，拒绝面向未知的无知有着强大的社会心理支撑。无知遮蔽着人们的感知力，人类内心的恐惧以及对安全感的追逐，总是会以无辜的方式、以无知的姿态，冷嘲热讽这个世界，殊不知其暴露的正是自我的无知与无能，也不会想到终有一天，这种无知与无能会以暴力方式报复自我，破坏社会。当下我们从各类事件中都可以觉察到无知往往会引发各种语言暴力乃至行动暴力，其所引发的暴力非但没有削弱我们内心的恐惧，反而让我们的恐惧日益加深。恐惧与暴力形成恶性循环，将会使社会陷入更大的撕裂与混乱之中。这种暴力不排除原因是权力结构制度所造成的可能性，但它不能作为表面无辜的我们放弃面向未知的无知美德的借口。

我们强调作为认知与思维前提的无知，有利于人们的自觉与反省，个体的感知、知觉大多通过语言进行表达，其局限性往往也在于表达中的词不达意，在言谈交流中容易曲解原有的含义，从而导致更大的认知与行为偏差。自我的傲慢、偏见、偏执会成为语言乃至行为、行动暴力的来源。无知作为认知思维的前提，其本源性、选择性以及社会建构性等的存在，显现出个体生命经验的存在，个体认知需要对自然、未知充满敬畏，人应在不放弃对不可知事物的探索与追求中对社会总体倾向性进行理解与把握。

五、理解无知中的理解

无知作为认知与思维的前提条件，将历史客观性与自我生命底色结合成为面向未知的一种存在，它需要理解自我是如何在无知中进行理解的，进而才能理解为何我们以如此的方式理解事物。数智时代传播生态的变化是以事件的方式引发对各类问题的讨论，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事件的理解归根结底是对自我无知的理解。个体对事件的认知与思维受到自我视角的影响，它决定了我们理解事件所能抵达的情境边界，而情境边界反过来影响着自我认知的变化。我们在事件的情境中若能照见自我的固执与偏见，在不断祛除自我固执与偏见中理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那么就能扩展到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言的“视界”。伽达默尔认为“视界不是僵硬不变的，而是运动性的，它们总处在运动之中，因为我们的偏见总是在不断地经受着考验”[7]20。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种运动中固执与偏见的力量，其后果是让人们易于落入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在分析治疗时常说的“从无能到不可能”的陷阱中，让想象的认知上的无能不知不觉在行为与行动中真正实现了不可能。我们需要警醒的是无能与我们认知与思维前提下的自我拒绝与放弃有关，惟有在面向未知中真诚地接受我们的无知并以敞开的认知思维不断行动，才有可能理解无能，进而实现从无知到可能的逆转。

伽达默尔作为海德格尔等大师的学生，周围众多的优秀学者让其在压力中“学会了培养谦逊和无知的博学的美德，后者也成为他哲学的主旋律”，在其解释学引发大家高度关注时，他却将其灵魂总结为“他人可能是对的”。[8]终其一生，伽达默尔都在研究对话与理解是如何可能的，其解释学中非常强调“对话本体论”的思想，与传统对话，与他者对话，与事件本身对话。对话中不仅仅包含语言、言说的方式，也包括非语言、非言说的方式。这些信息、意象、意念与意识都在具体对话与理解中不断转译，转译连接与联结起了真理、方法以及自我，从这个意义上看，传播中所有的信息要素都会集中在具体的对话与理解之中。

伽达默尔要求人们要重视其著作为何命名为《真理与方法》，他指出：“方法就是不能界定真理。它不能完全领会真理”[7]31，真理是在其具体问题中不断显现的。对话与理解是哲学的任务，也是交往实践的过程。与他者对话首先要明确自我中他者的存在，这决定着我们如何倾听，如何表达，一切都处于流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无知才能保证自我的开放性，在具体问题的情境中不断对谈、对话才有可能迫近理解。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是“通过语言”“经由语言媒介而实现自身”[7]24。伽达默尔赞同维特根斯坦所言的“不存在私人语言”，并且说“谁要是言说一种语言而无人能够理解，他就等于没有言说。言说意味着对某人的言说。语言不是那种归于个别主体的东西。语言就是一个我们，在此我们之中我们相互归属，单个的人没有其固定的界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跨出我们一切的界线，以此我们获得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生活共同体都是语言共同体，语言只存在于对谈之中”[7]31-32，只有“通过与他者的相遇我们便超越了我们自己知识的狭隘，一个通向未知领域的新的视界打开了”，其关键在于“这发生于每一真正的对话”[7]21。这里的对话与对谈必须诚实以待，需要深入到具体事物发展的多重关系之中，犹如计算机算法指引下的精密程序一般，思想与行动中应避免任何的缺漏和牵强，否则很难达成理解，也无法通过理解促使具体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混乱与纷争。

事物相互联系但复杂多变，一再证明着康德所言的“不存在人们怎样才能学会正确运用规则的规则”[7]11。生命时间的存在，因果异时的变幻多端，人类的观察与思考是走向虚无，还是复归人本身？我们应先理解自我以及在自我行动中的差异，才能理解事物乃至人类发展的高深无尽。理解包括自我、言说、交谈、倾听中的听见彼此并有所行动，但理解最为关键的是了解以上这些要素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不仅仅是言语、语言所能表达出来的，但它们却存在并影响着存在与存在者。真理如同伊西丝的面纱，不同人事异样的理解构成的丰富世界惟有以各种游戏的方式，才能在与自我相关的具体而微的问题与事件中发现真理。现代传播中自我更是多面向的，人事理解更加复杂，真理也愈发具体，由此自我与真理、探索的方法等处于平等的地位，自我照见与真理需要在自我与世界的视域融合中不断展开与持续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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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师曾志.数智时代认知加速中面向未来的无知与生命绵延[J].台州学院学报,2022,44(02):42-53.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2.02.007.

【2021年“生命传播与跨媒介叙事”栏目组稿】

本文为北大公共传播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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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唐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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