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挣着高工资，额外收入不断，一生却无积蓄，他的钱花在哪里

“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对我一生的工作满意，那才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我姓钱，但是不爱钱。”

成年后的钱学森经常会回想起少年时代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时的自己，从不曾为钱发过愁。

他的父亲钱均夫，担任过教育部视学和浙江省教育厅代理厅长，属于高收入群体，母亲的娘家章家也是杭州有名的富商。小时候的钱学森，饮食起居有专门的女佣照料，上学有“洋包车”负责接送，日子过得相当体面。

然而，本来顺风顺水的生活，却因为母亲章兰娟的病倒而戛然终止。章兰娟被诊断为子宫大出血，钱均夫耗尽了全部积蓄，也没能挽回她48岁的生命。

此时，钱学森已经考取了全国仅有20个名额的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图 | 钱学森与家人合影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前，钱家已经是一片风雨飘摇的景象。母亲早逝，父亲钱均夫又因为严重的胃病只能在家休养，24岁的钱学森带着复杂的心情与父亲告别，登上了开往美国的邮轮。

初到美国时，钱学森以优异成绩考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因为父亲钱均夫失去了工作和积蓄，钱学森只能借助清华大学每月提供的100美元生活费过日子。为了节省开支，这位曾经衣来伸手的小少爷学会了自己洗衣、打扫卫生、做饭等生存必备技能，显示出强悍的适应能力。

生活的困难没能打倒钱学森，他仅用一年时间便获得了硕士学位，然后跟随著名流体力学专家冯·卡门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对于钱学森来说，拿下博士学位不成问题，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自己即将付不起学费了。

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留美公费生的资助年限为两年，可以延期一次，但不能超过三年。为了能够完成博士学业，钱学森不得不两次写信请求清华大学延长公费期限，导师冯·卡门也为此事特意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好在梅贻琦对钱学森和冯·卡门的来信相当重视，他与航空系主任冯桂莲商讨后认为，以钱学森的能力，将来必定会对国家有重大贡献，于是破格通过了钱学森的请求。

就这样，钱学森获得了清华大学的两次延期许可，这笔4800美元的奖学金使他得以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业。

图 | 身穿学士服的钱学森

博士毕业后，钱学森留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又迎娶了青梅竹马的女高音歌唱家蒋英，日子过得相当舒心。

时间到了1955年，被美国当局软禁了5年之久的钱学森，经过努力抗争终于可以踏上归国之路。在回国的前一天，他前往洛杉矶第一国民银行，取出全部活期存款1007.64美元。

这个存款数额少到令人疑惑。

钱学森1939年刚参加工作时年薪就已经是2000美元；1943年他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年薪达到5000美元；1946年，晋升为副教授的钱学森年薪为7000美元；到了1949年，钱学森担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年薪10000美元，此时他才38岁，便已经跻身美国高收入群体行列。

从1939年到1955年，钱学森的工资收入总和超过10万美元。

除了工资外，他还有很多非工资收入。钱学森在美国时发表过五十余篇学术论文，稿费收入有5000—6000美元。此外，他的学术著作《工程控制论》获得版税2333.65美元。

不止如此，他还兼任过很多职务，如美国国防部陆军航空兵科学咨询团成员、美国战争部军务局专家顾问、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这些职务都是有酬劳的。

那么钱学森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

钱学森在美国的主要开支可以分为单身和婚后两个阶段。

单身汉时期的钱学森尽管有丰厚年薪，日常开支仍然保持着最低限度，省下来的钱全部汇给国内的父亲钱均夫。自从钱学森工作后，钱均夫的日常开支全部是由钱学森保证的，即便上海沦陷时钱学森的汇款也未曾中断过。

细心的钱均夫在账簿中详细记录了1938年至1951年钱学森的111次汇款数额。1938年12月，钱均夫收到第一笔汇款法币101元，钱学森当时还在读博，可以推断出这是他从清华大学的奖学金中节省下来的。

1950年钱学森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无法汇款，但只要听说有人要回国，他就会委托他们将美元带给父亲，比如1951年钱学森的博士生罗时钧回国时，钱学森就委托其给父亲带去300美元现金。

钱均夫那本账簿中记载的不仅是汇款数额，更是儿子对父亲满满的爱，那爱以汇款的形式穿越太平洋，带给老人满满的温暖和安全感。

图 | 少年钱学森与父亲钱均夫

1947年钱学森和蒋英组建了家庭后，开支明显增加。这些家庭生活支出包括房租、日常饮食、衣服、婴儿用品、玩具，以及大量胎教和早教方面的唱片、书籍等。

除此之外，钱学森还有个比较烧钱的爱好——摄影。

早在国内时，钱学森便受到表哥的影响对摄影产生了兴趣，留美工作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钱学森的摄影爱好愈发不可收拾。

他在留学生圈中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摄影爱好者，中国留学生聚会时都由他担任摄影，物理学家袁家骝和吴健雄结婚时，还请他担任了现场录像总指挥。

除了这些正常开支外，钱学森在美国生活的最后5年里额外增加了很多律师费的开支。

因为想要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能够正常回国的权利，钱学森曾多次雇用律师与美国相关部门打官司，这些高昂的律师费几乎将钱学森的家底掏空。

事实上，当钱学森的出境限制被解除后，美国政府允许他继续留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也承诺会付给他丰厚的年薪，这些年薪可以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但钱学森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图 | 钱学森一家

回国后的钱学森，被任命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级别为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31.5元。虽说无法跟他在美国的工资相提并论，但和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每月32——140元相比，钱学森也是妥妥的高收入群体了。

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在中国实验科学院任教，每月工资190元。

当第一个月的工资发到手后，酷爱摄影的钱学森按照之前的花钱方式，将这些钱全部购买了胶卷。到了月底他发现钱不够花了，钱学森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做出改变，才能完全适应新生活。

于是，钱学森在着装和生活方式上都有了明显变化。

在美国时，钱学森的着装深受导师冯·卡门的影响。冯·卡门要求学生无论四季，必须着正装和穿皮鞋。所以，钱学森留美时期的照片总是西装革履，脸上流露出青年学者的自信。

回国后的钱学森，脱下穿了20年的西装，换上了咔叽布的中山装，脚下是一双北京圆口布鞋。除了睿智的目光和独特的学者气质外，他看上去跟国内普通的中年人没什么区别。

对于钱学森和蒋英夫妇来说，衣着和居住环境的巨大改变并没有使他们产生落差感，回归祖国令他们安心，能够在父母身边尽孝令他们开心。

但对于两个孩子钱永刚和钱永真来说，新的生活习惯令他们很不适应。

刚开始，钱学森一家住在中关村“特楼”里，家具都是简陋的带有“中国科学院”红漆金属铭牌的旧家具，到了冬天要想取暖的话还需要自己烧煤。孩子们看着这个简陋的三居室，开始想念美国洛杉矶的花园洋房。但是看到父母脸上每天洋溢的灿烂笑容，他们的种种不适也就逐渐烟消云散。

钱家的伙食也非常一般，粮食多为粗粮，菜也是市面上常见的萝卜青菜。即便如此，管理员也要仔细规划，把开支精确到每分钱，不然到了月底账面上就会入不敷出。

好不容易回到祖国，钱学森和蒋英却成为了时髦的“月光族”，原因何在？

安家后不久，钱家迎来了三位重要成员，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蒋英的母亲蒋左梅和蒋英的奶妈搬过来与他们同住，钱家迅速由四口之家扩增为七口之家。

人口增多负担自然就加重了不少。幸好党中央为了照顾钱学森的生活，聘请钱均夫担任国务院文史馆馆员，老先生每月有100元钱的工资，可以减轻点钱学森身上的负担。

但蒋英的母亲蒋左梅和蒋英的奶妈都没有收入，而且体弱多病，医药费是一项不小的支出。除此之外，钱学森的工资还要时不时接济下其他亲戚，日子过得紧巴巴。

其实钱学森在中国也有很多非工资收入，靠这些收入他可以过上物质富足的生活，但他把这些收入全部捐献了出去。

1957年，苏联送给钱学森26000卢布的礼金(折合人民帀14700元），他全部捐给国家；1959年、1961年，钱学森分别获得3700元、11568元的稿费，他全部捐献给中国科技大学。迄今，一封已经发黄的《1961年校党委为钱学森向学校捐款所致感谢信》，仍然珍藏在中科大校史馆里。

1962年，钱学森的两本专著出版，得到了数千元稿费，但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钱学森二话不说，转手将这笔钱捐给了国家。

1978年，父亲钱均夫落实了政策，补发了3000多元的工资，钱学森将这笔钱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1994年，钱学森获得了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的100万港币奖金；2001年，他又获得了100万港元的霍英东“科学成就终身奖”奖金。这两笔奖金，钱学森连支票都没看过一眼，就吩咐秘书转交给治沙委员会作为治理基金。

“钱和奖”，正好是两人姓氏的谐音，钱老的这句话既表达了对妻子的爱意，也展现出视钱财如浮云的风范。

放弃了物质享受的钱学森，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家的科研事业上去，他绕过了当代人所推崇的“财务自由”，将“精神自由”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这样的钱学森，无愧于“民族脊梁”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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