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收为零，还得付房租、员工工资…上海一群创业者的“求生”之路→

在黄浦区创业的上海妮波餐饮有限公司创始人吴萍居家已有月余，公司旗下两家甜品店“Bunny Wonderland”也闭门多时。许多同行做起了社区团购，吴萍却只能“望洋兴叹”：“原料、设备都在店里，员工隔离在家，还能怎么办呢？我们拧不过大品牌，和独立咖啡馆的命运是相通的。”

一个月来，营收为零，房租、人工等成本还得咬牙扛着。在疫情之下的上海，吴萍面临的困境也是各行各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处境的缩影。好在，许多创业者经历过最初的焦虑后，努力展开自救，同时也得到了市人社局等公共部门的援救。

如今，随着疫情形势稳中向好，他们有个共同的心愿：企业要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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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你要撑住啊！”

3月中旬，位于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的“Bunny Wonderland”门店因为疫情暂停营业。闭店不仅使营业额减少，还导致曝光量的下跌。吴萍眼看这家门店在外卖平台上的排名“一路咔咔往下掉”，从原先1000多家店里的十多名，掉到了“看不见的地方”。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完了呀！”吴萍感到一阵绝望。“80后”的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出于对烘焙的爱好，她开了两家甜品店，一家位于斜土东路，一家位于苏州河畔的衍庆里。

吴萍介绍，店里的北海道海盐面包、美式咖啡等在点评网站上的排名都很靠前。凭借出色的口味和良好的选址，疫情前“Bunny Wonderland”的经营状况相当不错。为此，她甚至动了再度扩张的念头。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她了当头一棒。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原以为最多半个月的封控，竟然持续了一个多月，整座城市也按下了暂停键。现在10名员工都在家里隔离，吴萍给他们发了基本工资，挨个询问生活有没有困难，“有的话，我尽量能帮就帮点”。特殊时期，员工也给她打气：“老板你要撑住啊！”

吴萍和员工的对话

不止餐饮行业，各行各业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2019年，还是东华大学在校学生的房雪梦创办了上海辰曦制服有限公司，致力于设计生产团体制服。三年多来，公司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和不少企业、高校以及社会团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团体制服每年都要更新换代，所以我们的订单量一直很稳定。”房雪梦说，每年年后的两三个月，企业、学校开始运转，正是订单旺季。但是疫情一来，预期订单全都取消了，“待在家里感觉特别无力”。

本以为封控很快就会结束，房雪梦把U盾留在工作室，当需要结清货款时才意识到无法使用公司账户，只能靠自己手头的流动资金进行周转，“手头有点紧张，不过也还算过得去”。

辰曦制服设计作品

市就业促进中心创业指导处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创业者最普遍的困难在于现金流和心理焦虑问题。

“发票开不出去，资金很难回笼。”上海六感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邵梅青直言。这是虹口区的一家重点高新科技企业，致力于用游戏化技术共创设计研发DLM、新零售NLM、用户价值推进ULM方面数字化、游戏化、虚拟现实化解决方案，以及投资个性化的整车产品及内容IP。与之合作的主机厂都是广汽丰田、上汽通用五菱等位于行业前列的厂商。

“以前跟客户进行业务结算，一个月差不多要开50张发票。现在一张也开不了。”邵梅青说，这就影响了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而如果资金链断裂，那么员工的稳定性也会变差。另外，居家办公导致沟通效率下降，“比如开发团队，本来有个bug当场就能解决，现在只能等交了代码，跑完才发现问题，于是返工率就会变高”，业务拓展更是难以推进。

上海商旅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同样面临现金流的问题。这是一家从事交通枢纽新零售服务、商业设计策划的企业，业务范围以长三角为中心，遍及安徽、湖南、湖北等地。“疫情发生以后，人们出行的需求大幅减少，对我们行业的打击非常大。”创始人王超提到公司参与设计的京沪高铁和许多大型机场商业规划，包括上海虹桥站、南京南站、浦东机场，还有安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等，如今的客流量都不复从前。但是该交的租金、该付的工资，一点也没减少。

“公司还撑得下去吗？”在疫情防控最吃劲之际，王超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非常时期“及时雨”

对此，市就业促进中心下发了《关于认真落实抗疫期间创业担保贷款相关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人社部门的各级公共创业服务部门持续做好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宣传、咨询和解释工作，指导创业者在线申请适合的普惠金融产品。

3月底，王超就开始准备创业担保贷款相关材料了。不过，由于核心认证材料留在公司，办理要素缺失，也无法履行现场评估机制，所以申请受到了阻碍。所幸，静安区就业促进中心、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担保基金管理中心和兴业银行三方多次协商后，决定开辟绿色通道，将原先线下审批流程采用电子审批方式进行，并通过视频核验方式实现流程保真。王超说，原本需要耗时至少半个月的流程，这次只花了5个工作日就实现放款落地。4月下旬，贷款到账，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上海六感科技有限公司

“真没想到这么顺利。”邵梅青也感慨，为了申请贷款，她向虹口区就业促进中心工作人员求助。过了两天，对方就回复说“办好了”。原来，虹口区就业促进中心不仅帮她对接区中小企业中心，解决了小微企业认证问题，还在最短时间内上报市就业促进中心，及时出具了批复，使得公司贷款展期审核得以顺利推进。4月22日，公司获得300万创业组织担保贷款。

吴萍和房雪梦也收到了就促中心关于创业担保贷款的申请提醒。她们手头还有积蓄，决定暂时不申请贷款。另一个好消息是，吴萍从物业那里得知承租国企房屋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免除6个月租金。她说，两家门店的租金本就不高，处于甜品店能承受的中等水平，“我们已经交了这两个月的租金，对后续减免手续的实行很放心”。

房雪梦的工作室位于长宁区的“尚创汇”东华大学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面积46平方米，每月租金为3000元。不久前，她也接到了园区免除6个月租金的通知，心里更是轻松不少。

房雪梦在“尚创汇”的工作室

嘉定区的上海游戏产业孵化器是市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聚集了数百家游戏、电竞、元宇宙等领域的初创企业。负责人陈璐介绍，园区主动落实租金减免政策，目前已为承租房屋的在孵小微企业减免租金171.9万元。她说，相对其他行业，这些企业受疫情影响不算很大，但也各有各的难处，“希望它们都能存活下来，在我们园区里好好地生长”。

据了解，截至4月30日，全市已有168家市区两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响应人社部门号召，确定将会减免创业者租金，其中48家已减免租金8505.68万元。封控期间，全市共审批创业担保贷款26笔，发放8笔，发放金额1890万元。

同时，市人社局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维护当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工作指引》，明确企业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导致暂无工资支付能力的，经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同意后，可延期支付劳动者工资（一般不超过一个月），这也为不少企业预留了缓冲余地。

市就业促进中心创业指导处负责人介绍，除了通过保障创业担保贷款发放、减免创业企业房租、呼吁企业与劳动者共克时艰等举措，来帮助企业纾解资金困境之外，人社部门还充分发挥各区创业指导师和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的力量，为受疫情影响的创业者和意向创业者提供创业指导帮扶、政策咨询、资源对接等有针对性的服务，帮助创业者渡过难关。

“携手抗疫——闵行专家团线上融资系列活动”

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总监刘大雪，正是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的成员。过去的一个月里，他在参与完成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等设计任务之余，还为创业者开设了围绕融资、战略规划、财税规划等主题的讲座、私董会和“线上门诊”课。

“我也是从年轻过来的，知道创业有多苦。加上疫情冲击，现在创业者的压力更大了。”刘大雪说，创业者在努力克服眼前困难的同时，建议利用这段时间重新考虑企业品牌定位、明确客户群体，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模式。

疫情过后喜与忧

如创业指导专家所建议，许多创业者开始思考新的方向。

“企业还是要深挖洞、广积粮。”王超认为，未来公司还将深耕交通枢纽领域，同时也需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他把目光投向了社区商业，“目前社区商业分布不均，缺乏产业规划，没有对一些沿街门面进行核心功能布局，无法很好地发挥基础规划配套‘最后一公里’的输血功能”。

在他看来，疫情下凸显的这些问题，恰为公司业务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把实现‘最后一公里’功能的一些社区商业，与小区单元进行有机的结合，这应该是未来比较有前景的一个领域。”

六感科技创始人周海波说，公司的成长有起有落，一旦确定主航道就不会轻易变更，“不过，这次疫情结束以后，我们肯定会重新审视与客户相关的战略安排，及时进行调整，而且会更有危机意识，这样才有能力应对下一个黑天鹅”。

极社空间

处于外滩繁华地段的极社空间，聚集了一批以艺术、美育为主要类型的创业团队。负责人秦玮告诉记者，疫情期间，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发出倡议，鼓励园区导师团队积极与创业者保持沟通，研讨项目前期的问题，规划下阶段的安排，寻求疫情后的重点推进方向。

鲸莺传媒正是其中一个大学生创业项目。这是一家以达人孵化和帮助品牌方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搭建品牌策划、新媒体运营、电商销售等全链路营销体系的内容公司。受疫情影响，商家无法开放，达人不能探店，合作方案也就难以继续推动。

“我们的导师团队与鲸莺传媒团队一起复盘，规划新增电商及直播业务，同时推进校园达人的招募和培训，从而扩大矩阵规模，为本地业务未来的开展提供能力保障。”秦玮介绍，包括鲸莺传媒在内，园区内大部分团队都在考验中获得了成长。

随着上海疫情形势总体稳中向好，创业者们也越来越期待全面复工复产的到来。

吴萍在微信上有3个“Bunny Wonderland”粉丝群，每个群差不多有200人。尽管没有团购，群里还是非常热闹，客人们纷纷表达对她家甜品和咖啡的想念。有位顾客告诉吴萍，解封后要一口气买5个不同口味的蛋糕。“大家都憋坏了。”吴萍说，一旦复工，他们就会加大生产力度，尽力满足顾客的需求。

不过，她对复工也有一定的担心，主要集中在供应链方面。“我们那些短保期的原料都要过期了，需要尽快进货，但很多进口原料要通过外贸经销商来购买，不知道这些供应渠道到时候能不能恢复。”她盼望复工复产后各个渠道都能畅通起来。

在家也没闲着，吴萍和员工们着手研发更多新产品

王超认为，城市从静止状态到恢复需要一个过程，“人们的出行需求会逐步爬升，估计6个月后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对于创业者而言，如何顺利度过这个恢复阶段，亦是一大挑战。

“疫情过后，我们还得不断自我造血、自我修复。”周海波表示。

秦玮也是一名创业指导专家。他观察到，疫情期间许多企业基本能咬牙坚持，发生不能坚持的情况往往是在疫情后的半年，因为“疫情的伤害是在结束后逐步显现出来”。

为此，他建议创业者在疫情后的一段时间里开源节流，尽可能减少成本，保持一定的现金流，持续关注用户需求并深化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优化完善自身的商业模式，寻求新的增长。

虽然困难重重，创业者们没有选择“躺平”。

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连续创业者：吴萍的第一家店在2020年疫情后倒闭、六感科技是周海波第六次创业的果实……房雪梦创业以后，从“秒睡”变得经常失眠，但她还是愿意折腾，愿意接受失败、从头来过。

“这可能就是创业精神吧！”她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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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程祎

延伸阅读

封控一月净亏32万 疫情下有上海小微企业已发不出工资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现在公司账上只有不到20万元，5月员工工资已经发不出来了。疫情真的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9年3月，于洋在上海创办自己的视频制作公司时，设想过客户流失、项目利润低等各种失败结局。只是，他没想到，这一次危机如急风骤雨般袭来。

3月中旬，公司迟迟接不到新订单；3月下旬，一个已经沟通半个月的车企广告拍摄项目没了下文，所有员工开始居家办公；进入四月，公司危机进一步加剧，整月只接到一个1.3万元的视频剪辑小单。按照以往，公司平均每月能完成50万左右的拍摄项目订单。

即使乐观估计公司能在5月解封并获得新订单，于洋至少仍需一个月才能完成项目并获得收入。

“十五位员工每月工资约30万元。现在只有两种可选办法，一是找亲朋好友借20万发5月的工资；二是跟大家坦白，愿意和公司一块走下去的，可能会拖欠一个月工资。如果疫情到6月都没有结束，就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不可能把所有人都裁掉，但工资就是付不出来”，于洋表示。

收入骤降之外，疫情还在给公司带来更多深远影响。

资料图 图文无关

“广告行业账期本来就长，现在公司约300万元的利润在大公司的口袋里揣着。但这两月，大公司以财务不上班、没有财务章为由迟迟不付已完成项目的资金。其中包括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500强企业的70万和一家上海国企的60万。他们的理由乍一听很有道理，但你就是觉得憋屈。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这两笔钱尽量结算，这样公司还能再撑四五个月。”

重压之下，于洋找不到更多解救办法。4月下旬，他在B站发布了一条吐槽疫情下自己公司遇到困难的视频。只有380个粉丝的他，短短十天获得了超18万的浏览量与3000＋的点赞。评论里，多位创业者诉说着自己的企业在疫情影响下受到的各类冲击——库存积压快递不出去、餐饮客流量锐减、资金链紧张等等。

像于洋这样的创业者，中国有7000多万，他们被称为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不幸的是，“于洋们”的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已注定。历史数据显示，中小民营企业平均生命周期只有2.9年,存活5年以上的不到7%。疫情冲击下，于洋的公司是否会让庞大的企业死亡数加1，现在看来，一切似乎都是未知数。

疫情期间，政策一直在紧密关注“于洋们”。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稳经济的重要基础、稳就业的主力支撑，当前相关市场主体困难明显增多。为此，会议提出5月底前全面排查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拖欠的中小企业账款，无分歧欠款发现一起清偿一起等纾困举措。

封控一月，净亏损32万

“不能外出拍摄，一切业务都只是纸上空谈。”

作为一家视频制作公司，于洋公司日常业务是在全国各地和上海各个摄影棚间奔波拍摄视频广告。客户以世界500强企业以及行业头部平台为主，拍摄内容包括抖音短视频、TVC（电视广告片）等。三年间，公司业务规模一直处在稳步上升阶段。

3月中旬，因为上海疫情的扩散，公司业务订单直接骤降至零，“一下子紧张起来”。

于洋说：“3月中旬，原定的拍摄项目全部取消。从甲方客户市场部角度而言，也不敢轻易发需求。印象特别深的是，3月上旬还在沟通的一家车企的全国拍摄项目，结果到了中旬突然没下文了。其实很容易理解，视频制作行业的核心资产是人，摄像导演都被封控在家，上游的客户也去不了现场。从3月中旬开始，上海整个行业的拍摄基本直接归零。”

3月下旬，因为不能外出拍摄，公司订单数没有任何改观。身处高投入、高利润的视频制作行业，即使没业务，于洋的公司硬成本还需要持续支出。

于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十五名员工全额缴纳五险一金以及每季度发放一次绩效奖金，每月人工成本约30万元，公司办公室租借费用每月约1.5万，公司的财务代理商每月3000元。合计硬成本每月约32万元。公司正常经营下，运营成本还包括外出拍摄成本、道具购买成本等。

高支出下，公司开始积极自救，主动寻求以前看不上的小单子。即便如此，从3月中旬至5月初，于洋也只接到一个小订单。项目主要负责给一家头部医药企业做短视频剪辑，对方公司报价1.3万，扣除外包配音师、视频素材购买等费用，利润不足7000元。“7000元利润根本覆盖不了公司的员工成本，所以以前这种单子根本就不接。该项目本来预计一周完成，因为居家办公导致沟通面临诸多不顺，项目进行三周依旧还在修改。现在有多少算多少，实在不忍心放弃”，于洋表示。

为了自救，于洋也考虑过让企业直接停工，给员工发最低工资。但现实是根本不敢采取此举措。

资料图 图文无关

于洋坦言，视频行业大部分优秀人才不愿意加入小公司。此前花费大量精力去说服十五名员工陆续加入。“如果因为疫情突然把工资降到最低标准，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度可能都会发生变化。到复工时，员工流失现象就可能发生，到时又要花很多精力重新去找人，所以根本就不敢轻易的降工资。对于月薪八千多的同事，刨除每个月四千多的房租，剩下的工资可能刚够生活。如果降到最低工资，他们可能连房租都交不起。”

即使于洋乐观预估公司能在五月初迎来解封并获得新订单，按照以往一个拍摄项目需一个月时间完成，这将意味着，从3月中旬到6月初，公司大概率在业务层面没有任何收入。现在，他已开始着手向亲朋好友借钱用于支付5月员工工资。

致命的账期

如果说疫情冲击业务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洋此前更多压力来自于广告行业的长账期，这也曾两次让于洋的公司差点因资金链断裂被拖死。

在广告、影视行业，一项墨守成规的事实是，小型制作公司在接到项目订单时，绝大多数已被层层“扒皮”——甲方发出广告制作需求时，对乙方视频制作公司资质会设置诸多硬门槛，比如公司需成立5年以上、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等。当乙方承包项目后，更多会选择层层分包给小规模视频制作公司，从而赚取利润差价。

在层层“扒皮”的模式下，甲方一条报价100万的60秒广告片，最后实际执行项目的小制作公司，得到的报价可能只剩五十万元。即便如此，乙方发出的分包项目也是供不应求。

于洋介绍：“比如此前我们接了一家连锁快餐店的年单，负责给这家企业做一年的抖音视频制作，每个月需产出约8条原创短视频，同时还负责他们的抖音账号运营、与客户对接商务流程。连锁快餐店给乙方代理商的报价是160万元，到我们手里只剩下100万元。”

在合同签定层面，因每家视频制作公司都只与上一层级公司签订合同，导致在甲方3个月账期的基础上，通过层层叠加，小型视频制作公司的账期被拖至6个月甚至一年。“其实，中间代理公司还会找各种理由扣除保护费等各类费用。我们这种小型公司还特别没用，只能吓唬一下他们，说再不结算资金就要发律师函。其实我们连个专业律师都请不起，账期拖了就是拖了。合同本身对我们就不利，并且如果因为一个项目就把乙方或客户告上法庭，可能以后都没办法进行新的合作，所以我们也不敢太频繁催款，只能强忍着。这样的经历教训不是一次两次，这些因素都凌驾在合同之上”，于洋表示。

因为账期问题，于洋此前两次找亲朋好友借钱作为过桥费。他深知，从公司正常运营角度而言，这并不健康，“可是行业潜规则我一个人无力改变。一个项目最高利润率其实能达50%左右，但此前哪怕经常加班熬夜也尽可能多接单子，也是担心账期太长，财务压力很大。”

疫情更进一步延长了行业的账期。“财务隔离在家，拿不到财务章，没办法付钱”，这是于洋在疫情期追债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虽然账面上只有不到20万，但公司当前约有近300万应收账款。其中最大的两笔资金为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500强企业的70万和一家上海国企的60万元，另有约70万元应收账款大概率已经要不回来，这笔账被拖欠两年之久。

于洋表示：“现在最早一笔没结的款项是2019年4月做的业务，我们都已经放弃了。但真正扼住小制作公司命运喉咙的是大公司。如果这两家大公司结算资金，相当于一半的应收账款就回来了，加上其他逐渐回款的零散资金，公司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曾经，近300万的纯利润是于洋扩招员工的底气之一。2021年底，公司还只有10名员工，评估之后预计公司平均每月能做50万左右的项目量，行情好能到六七十万，足以覆盖每月30万的员工成本，于是在2022年年初将团队扩招至15人。他说：“当初设想，即使没业务，近300万元的纯利润也能让公司撑半年。”

现在，于洋只能期盼疫情尽早结束。“行业恢复肯定需要一个启动期。但行业恢复后，大企业最起码不能拿财务不上班这个理由搪塞我了。”

触达不到的政策、进不去的孵化园区

在创办公司这三年，于洋深切感受着企业获得感与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之间的差距。他说：“真是天差地别。”

在创业头两年，于洋的首要困扰是找不到具体能用的扶持政策以及对应的政府机构，最终导致错过了政策窗口期以及无从申请。创业第三年，于洋开始频繁与上海的多个创业扶持中心接触，但结果也是不如人意。“和机构老师聊完之后，可以感觉到其实国家政策层面还挺使劲的，但很多政策就是不知道怎么往下推进。”

2022年1月，因公司业务处于淡季，于洋再次前往创业扶持中心。

于洋表示：“去到现场，可以发现机构并没有专门设置我们这类企业的政策扶持讲解窗口，反倒保安大叔给我们讲了很多潜规则。比如需要在什么时间点找机构里的辅导老师，甚至还要带点东西。企业需要采取怎样的讲诉方式才能更容易享受到政策扶持激励。那段时间听到这些觉得还挺心寒的，其实行业里大部分企业并不像我们一样规范足额缴纳五险一金。”

第二天，于洋再次前往这家创业扶持中心，不过还是被那位保安大叔拦住不让上楼找具体的政策辅导老师，而是需要提前打电话约时间。“最后辗转电话联系上具体的政策辅导老师，了解到其实有一些具体的政策补贴可以去申请。但走到最后一步你会发现，执行起来很困难，申报窗口操作也很复杂，还需要填写各类信息。”

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困难，于洋不是第一次遇到。“比如给员工办理入职手续的政府人事网站，每次网页都要卡很久。可能你都想象不到，一些政府网站一定要用指定的IE浏览器，界面动不动就系统崩溃，窗口也只在早八点至晚四点开放。这些繁琐的流程是我们中小企业需要去克服的困难，但也意味着很多工作量。为公司业务我们其实已疲于奔命。”

直到现在，公司仍没有获得任何资金补贴。而于洋接触到的大部分创业者，都和他面临着一样的问题——政策扶持基本覆盖不到，也没有了解最新扶持政策的渠道，最后只能自己算自己的公司账。

为了能畅通了解并获得中小企业创业扶持，于洋也曾跑遍上海的大小创业园区，结果也是碰了一鼻子灰。“比如在网上搜索看到一些创业园区有扶持广告创意产业部分，但我们连招商电话都找不到。去到现场招商部，园区首先询问的就是企业规模，他们只租三四百平米及以上的办公区。我们十几个的小团队根本用不上；去到上海的几个示范性创业园区，他们招商部的反馈是公司资金流水太小不租；去到一些国家级孵化基地，可以发现其实已是纯商业的物业公司在运营，虽不严格要求企业背景，但本质还是谈价钱”，于洋表示。

屡次碰壁后，于洋也曾怀疑自己还算不算所谓的初创企业。“我们很羡慕租国家级办公区的公司，因为疫情期能减免租金，而我们只能租到商业办公区。最近经常陷入思考，我们这类小微企业是不是太多，政策层面覆盖不过来。只有当我们迈过某道门槛之后，才能算上初创公司从而更好得到政策扶持。”

草莽创业期

“创业有些坑，你必须得踩。创业初期以为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其实都会预设解决方案，90%的问题根本意料不到。”

三年创业期，于洋学到了很多创业课上学不到的细节。2019年3月，凭借在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工作四年积累的人脉资源以及对视频制作行业的了解，于洋萌生出了创业的想法，他也刚刚通过做视频制作私活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此时，行业看起来一片蓝海。

于洋表示：“当时自我评判年纪不大，各方面资源也都有，算了算，第一年最差也能做个100万的流水项目，就这样开始了创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稀里糊涂的就开始了创业。其实，创业者脑子里的第一想法就是有项目、有资源或者有投资，那就出来闯。根本不会想到，相比做公司员工，开公司原来有这么多规则需要遵守。”

招人成为初创公司的第一道难关。创业初期，于洋天真的以为提高员工原单位工资就一定能吸引人才前往。现实是，他曾连续几天、每天给上百位投简历者发消息沟通，最终回复的只有零零散散几十人。

招聘渠道的选择也让他心神俱疲。于洋表示：“虽然现在有很多公开招聘渠道，但其实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比如在某一家招聘软件的企业端发出岗位需求后，每天只能限额沟通几十人，如果想扩大面试者沟通人数，每年合作费用就需要几万元。说实话，这对一家小公司而言真的很贵，但这也是唯一能不断刷候选人的渠道。一号员工我差不多面试了1000个人左右才最终找到，公司一小半核心员工都是依靠挖前同事或朋友。”

2020年，因忙于业务以及对于劳动合同的不重视，一位员工在补签劳动合同时选择离职，并以于洋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申请劳动仲裁。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公司规范运作的重要性。事件发生后，于洋才首次去咨询人力资源机构以及劳动仲裁部门，得到的反馈是只能认栽并双倍赔偿工资。“其实，我们和那位员工一直合作的挺好。劳动仲裁局里的老师对我们很同情，但也只能叮嘱我们下次同类事件一定要注意。最后通过和解赔了六七万。这些规范、政策此前根本不了解，也不知道去哪学。可能很多人会说网上都能查到等风凉话，但我们这种初创公司，从员工入职手续、租办公室，税务法务，都需要我一个人去完成，实在分身乏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无意间违反了规则”，于洋表示。

创业期，第二件让于洋头疼的是无止境的加班熬夜。为控制成本获取更高利润，熬夜、周末无休成为公司乃至整个行业极其普遍的现象。

以于洋曾完成的报价70万元的广告片为例，专业化导演收费3万元/天，各种拍摄设备租用费2万元/天，此外还需要摄影棚租借费用、现场临时工作人员成本等等。如果连续拍摄24小时，相当于只需要支付一天的费用。如果采取八小时工作制拍摄，就可能需要拍三天，成本能一下子暴涨三倍。“超时费远低于全天费用，所以从成本控制角度，我们宁愿超时也不愿意多拍好几天。这也造成行业内卷——拼体力、拼谁能熬夜。最终，公司员工只能灵活调休，不能保证固定的休息时间。”

现在，疫情冲击成为公司新的黑天鹅事件。

如果能扛过此次疫情，于洋说公司的扩张步伐将更加谨慎。“虽然理论上有近300万元的纯利润，公司运营机制也看似没问题。但接下来，即使所有应收账款全部到账，估计一分钱都不敢乱花。就担心下一波疫情或者一些政策的变动，这些钱将成为公司续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