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经济类判词的断案依据

《唐会要·租税上》、《旧唐书·食货志》以及《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均有相似的规定。灾害后赋役的减免规定，颇类于现代民法中因不可抗力而导致的免责条款，它对于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具有重要作用。《龙筋凤髓判》中的一则判词判目中提到即使百姓连年遭灾，也要上交租调。

判文中，张鷟用“菖蒲去蚤虱，而蚰蜒竟来；矾石止龋痛，而牙根遽折”形象得说明了若不对百姓折免租税，则“所益全少，所损愈多。征一丁之半租，招百姓之深怨。是则国家之信，不及于豚鱼；王者之仁，不流于行苇。得原失信，文公之所不为；献鼎弃言，展季由其未许。”

紧接着，作者写道“货藏天下，何必前征而后征；物寄人间，终是楚弓而楚得”，指出国家是免疫折租的最终受益者。最后判词作者从儒家以百姓利益为宗旨的为政理念出发，认为“政在养民，理从矜折”，否定了各州不许折租的做法。太宗曾言“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我们从判词中不难看出制判者“民为邦本”，“勤政爱民”的民本思想。

孝门免役

我们从判词中不难看出制判者“民为邦本”，“勤政爱民”的民本思想。神龙本是武则天的年号，神龙元年二月，唐中宗李显恢复国号“唐”，继续使用“神龙”作为年号。张鷟，生活在唐高宗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所以张鷟这则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宗时期各种灾异频发，百姓死伤严重，农民生活民不聊生的境况。

唐代为了对“孝”行加以鼓励，有孝门免役的政策。《唐令拾遗·赋役令》规定：“诸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尚书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有精诚致应者，则加优赏。”《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旧唐书，职官志》以及《通典·食货六·赋税下》均有孝门免役的规定。

正因为孝门免役，因此经常有虚假欺骗的情况发生。《全唐文》中有一则判词就反映了这一情况。对此事件，张鷟在判文中以“天地所生，人为万物之贵；人伦所重，孝为百行之原”开篇指出孝行的重要性。接着作者又指出“岂可以已无仁，不信仁者之行仁？

以已无孝，即疑孝者之非孝”，说明了孝门理论上的真实性。最终做出了“靡闲大体，好讦微疵，事既不然，若为通允”的判决结果，体现了判词作者以大局为重的开阔眼光。复除是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个专门术语，指因符合某种法定条件而免除赋役的意思。

《唐令拾遗·赋役令》规定：“诸人居狭乡，乐迁就宽乡者，去本居千里外复三年，五百里外复二年，三百里外复一年。一迁之后，不复更移。如前文所述，对于迁徙附贯者给予免除赋役的优惠政策，有利于增加和保护劳动力，从长远意义上看，有利于赋税徭役的征发。若应受复除而不给，则会受到法律严惩。《唐律疏议》“应复除不给”条规定：“诸应复除而不给，不应受而给者，徒二年。其小徭役者，笞五十。

迁徙附贯给复徭役

这则名为《对附贯五年复讫判》的判词。由判文可知，韦著所作判词结合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为了避免百姓生活艰难穷苦，韦著主张对景再免征赋役。韦著并未严格按照律法中有关规定制判，而是对国家律法作出一定程度的变通，最终做出符合百姓利益的决策。以上对唐代经济类判词所反映的唐代租庸调制进行了探讨。

唐朝前期推行的租庸调制，有明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农民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原来也有所减轻，而且开垦出来很多荒地；政府的赋税收入更加稳定，府兵制也得到巩固，这些都使国家富强起来。但随着唐代人口不断增加，加之唐中叶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虽然《唐令拾遗·田令》明文规定禁止买卖田地，但是如果经过政府批准，田地仍然可以后被转让，从而使得免课户如官僚、寺院等兼并土地。

到后来政府已无足够土地实行田制，领田者所得土地不足，但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甚至失去土地的课户也仍要纳租庸调，农民负担不来，唯有逃亡，大量课户的逃亡，使政府的征税对象减少，削减国家税收，造成租庸调制的破坏。但在开元时代，承平日久，官员疏于整理，丁口死亡，田亩转让等未记入户籍，国家于是失去征税根据。

德宗时，情况更坏至不可挽救的地步，造成有田者不纳税，无田者仍要负担之情况，此举造成人民逃亡，而赋税却由逃亡户的邻保代交，称为摊逃，结果更造成恶性循环的逃亡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支出甚大，国家无法再以租庸调制来维持经济，于是改行另一较弹性大的两税制，使税收可以田亩为征收对象，确保收入来源，故租庸调不得不破坏。

唐代的法律主要包括以律、令、格、式为主的成文法、情理法、判例法以及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习惯法。在裁决刑事类案件时，成文法起主要作用，而在裁断户婚田土等“细故”类民事案件时，制判者则多援引情理法。

唐代经济类判词所依据的成文法

所谓成文法，主要是指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的、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法律文件。成文法最高的以及最完善的形态是法典。唐代法律有律、令、格、式四种主要形式。《唐六典》中规定：“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式。”律是对各种违法行为的惩罚条文。

《唐律疏议》是一部刑法典，对各种犯罪均有处罚规定。唐代经济类判词中有许多就是严格依据《唐律疏议》作出判决的。这里试举一例说明。张鷟《龙筋凤髓判》中卷一户部一条收录了一则判词，判目曰：“户部侍郎韦珍奏称：诸州造籍脱漏丁口，租调破除倍多常岁，请取由付法依问。诸使皆言春疾疫死实多，非故为疏漏。”这是一则地方州县官吏造籍脱漏户口而导致租调较少的案例。

地方官如果管理户口不当，不仅会给征收赋税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会造成更深远的消极影响，正如判词中提到的税收征收减少会进一步导致国库亏空，从而导致军费开支和工程兴造费用的匮乏。所以，对于州县官吏的失职行为必然要付法科罪。

故制判者依据《唐律疏议》“州县不觉脱漏增减”条作出了处罚规定。此判中判文作者就是严格依据唐代有关成文法的规定作出了判决。“令”设立基本的行政管理规范，范围广泛，其中与经济密切相关的是户令、赋役令、田令、厩牧令以及关市令等。

唐“令”最早编撰于武德七年，其完整法规早已亡佚，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整理出《唐令拾遗》。唐代经济类判词中也有许多就是严格依据《唐令拾遗》作出判决的。《文苑英华》中有一则“多田判”。判目曰：“丁多买田至四百顷，极膏腴，上贾他财物称是。御史纠之。云：‘天恩数加，赏赐不是赃贿。’”

这则判词反映了占田过限的情况。《唐令拾遗》中有相关规定：“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其卖者不得更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令中对于占田数量有限制性的规定，而本案依据此条唐令规定对丁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指责。“格”即皇帝敕命，本为封建皇帝临时颁布的对于具体违法行为的处罚，后成为具有长久效力的法律形式。“式”是国家各机关衙门办事的程序，它是对“令”的细化与补充。

结语

另外，中国古代法律还存在一种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以礼入法”。“以礼入法”即礼法结合，可以说是法的儒家化过程，也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过程。以礼入法，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法律发展的一次飞跃，也是古代传统法制发展中的一大显著特色。

《唐律疏议》中有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德主刑辅、礼法并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唐律疏议》成为后代礼法结合的典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有记载：“唐律一准乎礼。”唐代经济类判词中有很多关于依礼判决的案例。从众多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并未严格按照法律来作出判决，而是对法律加以变通，并结合具体情况以礼作为判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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