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役是赋税和徭役的合称

赋役是赋税和徭役的合称。赋税不仅涉及到国家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人民的利益，所以统治者在向广大的百姓征收赋税和劳役时，不仅要严格执行征收的相关规定，防止百姓脱漏，更要考虑到人民实际的生存状况

唐朝前期实行的租庸调制的基础是唐代最初的田制。《新唐书·食货志二》规定“国家赋役之法，曰租、曰调、曰庸。”丁男每年缴纳规定的谷物量，叫作“租”，即田租或者是土地税；缴纳规定量的布或绢，则为“调”，也即户口税；如果丁男应服役而不去服役，可以缴纳绢、布以代替服役，此为“庸”。

唐朝的庸不再有年龄限制。租庸调制使农民的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政府的赋税收入有了保障。规定了每位丁男在正常情况下每年应承担的租庸调的义务，并对租庸调相互之间的折算作了规定。

具体规定如下：“诸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绫、绢、絁、布，并随乡土所出。绫、绢、絁各二丈，布二丈五尺。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诸丁岁役二十曰，有闰之年加二日。若不役者收庸，每日絁绢各三尺，布三尺七寸五分。须留役者，满十五日免调，三十日租调俱免（从日少者，见役日折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遣部曲代役者，听之。”

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唐代赋役征收情况分析

安史之乱之后，因常年战争，肃宗、代宗时期的财政支出日益增多，国库日益空虚，因此跟田地以及赋税有关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并表现在很多判题上。如《对初税亩判》、《对不受征判》、《对征什一税判》等。这些判题均关涉现实，考察科举考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征收赋役的特殊情况主要表现在对特殊的植物、田地和田主的征税上以及对莱田是否应征税的争议上。

对特殊植物征税典型地表现在对“九谷”以外植物的征税上。《旧唐书·德宗纪》:“(建中三年九月)(赵)赞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

《文苑英华》中有一则《税千亩竹判》:“乙家于渭川有竹千亩，京兆府什一税之。云非九谷。”姚齐梧所作判词质疑京兆府对竹征收什一税，正如判词中所说：“事虽合权，道恐非古”。卫俑因考虑到京兆府这样做的缘由是为了解决财政空虚问题，认为“京兆救时，什一之税奚爽；乙之无理，九谷之诉何为?”赞成京兆府对竹征税的做法。按照古制，对特殊的田地和特殊身份的田主是免征赋税的。

但是，唐代对此有所改变。《唐令拾遗·赋役令》“开元七年令”规定:“诸王公已下，每年户别据已受田及借荒等，具所种苗项亩，造青苗簿，诸州以七月已前申尚书省。至征收时吉别纳粟二升，以为义仓。”“诸有功之臣赐实封者，皆以课户充，准户数。州县与国官、邑官执帐，共收其租调，各准配租调远近。州县官司收其脚直，然后付国邑官司。其丁亦准此，入国邑者收其庸。”

由此可知，唐代对权贵与功臣的赐田均要交纳租税。李乔年所作判词称赐田免征税属于古制，不合时宜，云“法令爰著，不稽旧章”，认为应当以今制为准。而贺兰贲则认为应该以古礼为依据，崇德厚贤，尊卑贵贱，对特殊身份的人给予特殊待遇，而不应对甲的赐田予以征税。其所作判文认为古代给予特殊身份地位的人赐田，是为祭祀祖先之用，若对赐田亦征税，则“伐冰之家，同于击壤之伍”所以他最终做出了“甲之不受，诚谓其宜”的判决结果。

差科赋役违制

按照古制，对功臣的赏地本不应予以收税，但在财政支出频繁的特殊情况下，对功臣赏地征税属权益之计，无可厚非。所谓“四方无虞，法宜仍旧；三边有备，正可随时”，因而对其置罪也不为过。此外，唐为了鼓励垦荒，对莱田不予以征税，但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对莱田是否应征税也有争议。《文苑英华》有这样一则判：《菜田不应税》。

判目云：“劝农使称莱田旧不应税，州县令有徽纳为例。各自不同，或据亩数均收，或随上下加减，百姓纷诉。使司科均收以不应为从重，科加减以非法均赋敛。州诉恐年饥无以给贷，且使司法例不平，不伏处断。”张环判开篇提到“国征九赋，农辨三壤。

用先畴之畎亩，则有硗肥；输当年之井税，宁均沃脊”，极力赞成州县的作法，正如他在判词中所云：“土则异宜，亩何均税？必以年须赈乏，事欲随时，加减于上下之闲，征纳于权宜之际。”

他认为在国库空虚之时对莱田加以征税也是合理的，从而肯定了州县的做法。而薛寓所作判词开篇提到统治者劝农之由，即“皇家划华归素，抑末敦本”，认为“若秋苗有获，则可据地而徵；傥春莱不芟，焉得计亩令纳？苟贻硕鼠之谤，须寘鸣鸠之典。”所以作者最终判为“妄为加减，诚为非法”，极力反对州县对莱田加以征税

由以上所举几例拟判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拟判虽采自“经籍古义”。却关照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考虑到现实的特殊情况，制判者多舍弃经史所载古制而依唐代法令作出判决。法律对唐代赋役征收的数量、品种、收缴时限及减免办法都有严格规定，对于赋役征收的各个环节都要按照法律程序执行，若出现差科赋役违制的行为，《唐律疏议》中均有相关处罚规定。唐代判词所反映的差科赋役违制主要体现在输税课物违期、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法外擅赋擅加以及非法兴造等方面。

输税课物违期

封建社会的赋税，是国之大事。国家要求按时全数送达。各地赋税的交纳期限都有法令规定。关于输税课物的时间问题，唐代典制体中也有具体规定。《唐令拾遗·赋役令》“开元二十五年令”中规定“诸庸调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输，三十日内毕。”根据以上规定，国家征收赋税是有期限的，若违期在唐律中被视为触犯刑律。

《唐律疏议·户婚》“输课税物违期”条律文曰：“诸部内输课税之物，违期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一分加一等。在判词中以“赋纳过时，必先问罪”开篇指出江南诸州输送庸调违限的行为应受责罚。

但又考虑到“冬月运路水浅”的特殊情况，认为江南诸州输送庸调即使延期也可饶恕，正如作者在判文中所说“苟利涉之惟艰，虽愆期而必宥”。这也符合《唐令拾遗·田令》“开元二十五年令”中“若江南诸州，从水路运送，冬月水浅上埭艰难者，四月以后运送，五月三十日内纳完”的规定。

最后，因真实情况没有验证，或存在“辞或凭虚”的情况，所以作者主张“请验所届公文，而后可遵令典”，由此可见制判者的严谨性。地方官吏征收赋税，要求依法公平。法律首先对公平的原则有规定。《唐令拾遗·赋役令》至于富强与贫弱的差别，在登记户籍时就予以评审。《唐令拾遗·户令》第二十三条规定：“诸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官吏差科赋役若“贫富、强弱、先后、闲要”等不依法区别对待，就是“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

《唐律疏议·户婚》“差科赋役违法”条律文明文规定：“诸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杖六十。”从以上律文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立法者在制定法令条文时遵循了公平的原则，根据贫富强弱、人多人少、闲月要月来摊派徭役。

结语

这里的“从政”，非指入仕，乃指服役。案例反映了白居易所处中唐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加剧而造成的“人户减耗，徭役繁多”的黑暗现实。判文中白居易对甲表示深切同情，正如判词中所说“家贫亲老，养难缺于晨昏”，矜老恤贫之心，溢于言表。作者认为不管从礼之“孝”的角度还是从“法令”的角度，都应对甲请求子不从政的行为予以支持，故作者最终作出了“所由之执，愚谓不然”的判决结果。

白居易生活在中唐时期，其《百道判》涉及的多是下层社会，体现了白居易为民着想的民本思想。在唐代，无论是租、调及役，所征收的数量在法律上都有严格的规定。若有违反以上规定，唐律也规定了对官吏非法擅加行为的追究：“若非法而擅赋敛，及以法赋敛而擅加益，赃重入官者，计所擅坐赃论；入私者，以枉法论，至死者加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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