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秀根 朱贺天戈：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新发力点

转载于：中国金融家杂志 文：莫秀根 朱贺天戈 制作：隗晨阳

随着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金融、普惠金融已成为新蓝海。我国农民人数接近5.6亿，拥有耕地19亿亩，农业总产值接近10.5万亿元，农资市场规模接近2万亿元，拥有农机近2亿台，金融服务“三农”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这一时代大潮之下，金融机构纷纷投身于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事业之中。关于普惠金融如何服务乡村振兴，如何建设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同金融机构如何扮演好不同的角色，普惠金融如何在农村寻找着力点，依然有广泛讨论的空间。现阶段，笔者认为，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面临三个主要问题。

一是普惠金融考核要求高，既要求量又要求速度，这对于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业务行为提出了颇高要求，导致部分金融机构出现“无头苍蝇”的困局，甚至出现使用扰乱市场真实价格的资金进行零和博弈的情况。在农村地区，由于金融机构风控体系的本质要求使然，优质的客户往往成为多家金融机构的发力点，形成了明显的“马太效应”，出现“多家金融机构求大户，困难户依旧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现象。这种零和博弈是与发展普惠金融，保证金融“可获得、可负担”的初衷不相符的。

二是农民缺乏有效抵押物或信用。这一点在农村尤其明显。虽然目前很多地区已做出尝试，比如部分地区开始农村宅基地抵押试点，部分金融机构提出猪圈抵押、农机抵押、果树抵押等一系列创新机制，还有部分地区尝试建立村级的信用体系或者通过整村授信的机制覆盖尽可能多的农户。但这些创新对于解决农村抵押物不足和信用体系不完备等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鉴于我国土地制度，农村资产流动性的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应把重点放在农村和农业生产信用体系的建设上。因为农村地区的经济、金融活动相对而言并不频繁，同时由于数字化程度相对较低，很多信用行为不会被完全记录，从而无法形成较为完备的个人信用信息库和个人信用画像。

三是农村金融环境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农民受教育水平、金融素养、金融能力和参与热情相对较低。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首先，不同地区农民基本金融知识认知差异较大，东、中、西地区金融能力呈现递减。其次，“三农”人群普遍存在着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能力不足的问题，容易遭受金融诈骗。再次，农民对于风险和回报、金融规划的理解不深，对于未来金融资产配置、收支平衡等基本家庭规划意识较弱，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能力相对较不高；最后，农民对于金融责任的认知有待纠错与普及，法律意识相对淡薄。

在这三个问题之上，建设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就变得尤为突出，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金融生态体系。二是农村信用体系的补全。三是农村金融素养与能力的培育。而这之中，信用体系建设又是重中之重。对此，根据调研中发现的具有示范性的案例提出以下对于推进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思路。

第一个新思路是将全要素、全流程供应链服务与普惠金融信用体系的建设融合发展。以北京云地农服科技有限公司在新疆的模式为例，全流程全要素供应链服务的商业模式是指形成从农资采购、供应链优化、农民服务到需求锚定的全流程供应链服务，通过互联网和农业科技形成供应链供需两端的优化，通过高效合理的资源配置，为农民在农业生产初期提供农资优化供应的服务。比如种子代繁供应、肥料冬储与主动配肥、原药采购代加工等。在生产过程中也提供农机、农技以及农业科技服务，比如农机调度与作业、撮合农机团购、农机流转与配件维修和农业生产物联网等。在农业生产收获期提供产品定制与代采服务，比如质量合同管理、产品定制化生产、产地代采等。

这样的模式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实现了农业生产的降本、保质与增效，提高了全链条的劳动生产率，这也是整个服务的最终目标。二是带来了一个附属品，即全要素信息平台，这将是普惠金融在农村服务农业与农民的新发力点。从供应商到供应链优化与采集模块，再到农民和土地，然后到达初加工（委托）企业最后到终端渠道，这一条完整的供应链在农业科技的加持下，形成了从生产准备到生产再到销售的全链条信息采集，其中既包括农机农资采购信息，也包括农民土地基本信息，同时也包括了历史的生产信息和未来市场需求的信息。这样全链条的信息会形成一个类似于征信体系的生产型信用信息平台。比如，农机农资采购的信息就可以证明该农业主体的生产意愿和资产，这样的信息也能成为金融体系风控的抓手。再比如，历史信息和未来市场需求，以市场需求作为普惠金融风控的锚定物，同样可以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提供有效的信用凭证，为政府和市场提供优化生产的解决方案，实现社会整体的“帕累托改进”。其最后形成的数据库，将为各级政府提供建立农村信用体系的信息基础，在因地制宜的理念引导下，形成一套可以被多种金融机构共同认可的信用评价体系，从而为做大普惠金融蛋糕提供有效的基础设施，形成以供应链服务农民为主体、全链条信息采集构建数据库为支点的体系、可以有效解决农村抵押不足、信用体系不全的问题，为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力点。

第二个新思路是以基层自治评价体系补全信用缺失。以湖南省梅花村“厚德同心”信用积分体系为例，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试点在梅花村建设的基层信用积分体系提出了一个新思路，通过自下而上的基层自治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社会信用体系的补充，形成双向补充、多方认可的体系。基层组织通过对农民平时的口碑、信誉、家庭和谐程度、邻居评价等一系列指标对缺乏信用凭证的农民形成补充。对于拥有较好口碑、家庭幸福以及较高生产热情的农民，用整村建立的信用体系进行背书，给金融机构作为参考，为金融服务的下沉提供可能。当然这个体系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村民自治打分体系容易集中社会矛盾、有能力有威望的村领导是稀缺物以及物质奖励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此类信用积分体系大范围推广的障碍。

综上，在解决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诸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笔者建议，一是大力发展分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形成和谐的农村金融生态体系，保证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的和谐共生，避免零和博弈。二是通过新的方式构建农村信用体系，如以新型供应链服务、基层自治体系为锚的信用体系建设。三是大力推广金融素养和金融能力的培育，加强基层金融教育、推广金融服务APP（国家反诈中心APP、金融健康APP等）、供给端金融能力托底等一系列措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需要普惠金融体系快速、高质量地发展，而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新的发力点。

（作者莫秀根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朱贺天戈系同单位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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