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冠病死率是流感的7-8倍？被数字掩盖的深层次问题

转自 知识分子公众号

简单把香港的新冠病死率推导至内地，演绎疫情病死人数，会掩盖很多深层次问题 | 图源：pixabay.com

导读

4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接受总台央视记者专访时指出，奥密克戎绝对不等同于大号流感。央视的报道转述梁万年的话称，从病死率来看，全球的流感平均病死率为0.1%，而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病死率在香港却高达0.75%，约为流感的7到8倍，“老年人群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新冠）病死率超过10%，是普通流感的近百倍”。[1]

这些数字在社交媒体登上热搜榜，但如果仔细解读香港防疫过程和数据，这一数据显然存在诸多特定背景条件，比如非常之低的老年人群疫苗接种率、养老院大规模疫情暴发、以及核酸检测不足带来的确诊感染人数的低估等。

香港的数据已经表明，60岁以上打满三针新冠疫苗预防死亡的有效率高达98%，而香港全人口接种两针剂新冠疫苗以上人群的粗病死率约为0.1%，与流感相当。另外，当我们谈论8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新冠病死率，也不宜直接以10%的病死率与流感的全人口平均病死率比较，而应该与同年龄段、同基础疾病条件下的流感病死率比较。

的确，新冠病毒不是大号流感。就像张文宏医生说的，即使这个变种毒性很弱，也是“会咬人”的。但若简单把香港的病死率数字推导至内地，演绎疫情病死人数，会掩盖很多深层次问题。

在香港第五波疫情进入平缓阶段，社会逐步开放之时，知识分子专家委员会委员，原上海纽约大学计算机教授、现亚马逊云服务（AWS）上海AI研究院院长张峥和《知识分子》编辑陈晓雪，就香港第五波疫情新冠病死率发生的原因，组织访谈公共卫生专家，病毒学家，希冀我们能在新一波的疫情到来之前，有所总结，有所反思。

访谈专家包括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讲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系主任张作风，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田林玮。

访谈从4月11号开始，历时两周。

访谈 | 张峥 陈晓雪

撰文 | 陈晓雪 张峥

责编 | 刘楚

制图 | 王若男

据香港卫生署防护中心和医院管理局数据，从2021年12月31日到2022年4月20日，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18.58万例。

香港在2021年年中人口为739.5万。按照这一数字，在这波疫情中，香港有16%的人口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截至4月20日的数据[2]，香港此波疫情累计死亡病例8973人（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4月20日），粗病死率为0.75%，远高于流感0.1%的病死率，也高于新加坡和伦敦等城市报告的病死率。

香港的医疗救治条件和新加坡、伦敦等大部分发达地区不相上下，但第5波疫情新冠病死率如此之高，这是为什么呢？

宽松的定义与统计

梁万年所说的香港的新冠病死率，其实是确诊病死率（Case Fatality Rate，CFR），就是用报告的新冠死亡病例数量除以确诊的感染人数。

确诊病死率，主要与两个数字相关，一是确诊的感染人数，二是确诊感染者中死亡的人数。

首先从分母来看，唐金陵、金冬雁均认为，香港的实际感染人数，要远远高于现在报告的确诊数字。也就是说，病死率的分母被低估了，从而导致了病死率的高估。

香港第五波疫情在2月中旬迅速扩散，2月17日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6116例，当时已有逾两万确诊感染者，公立医院、隔离设施床位爆满，核酸检测能力无法跟上，实际存在很多隐性感染者未被查到。

唐金陵认为，核酸检测能力的不足，在客观上使得香港确诊人数少于实际感染人数。

而后来香港广泛应用并纳入确诊统计的重要手段是抗原检测，一方面存在漏诊的可能，另一方面因为疫情初期抗原阳性需要核酸检测复核，也使得很多实际感染新冠者未确诊。

金冬雁介绍，香港政府在2月22日宣布可能从3月起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导致在2月4日已经宣布很快给全港市民免费派发抗原检测试剂的计划受阻。

“政府需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准备全民核酸检测，并将大量抗原检测试剂囤积，准备留待在两次核酸检测的三到五天之间供市民使用。”

直到2月25日深夜，“经过评估和讨论，特别是听取了内地医疗专家的建议，政府宣布拟直接承认抗原检测结果为确诊标准，并适当减少核酸检测”。

而在此期间，香港政府要求抗原阳性者由家人取得深喉唾液样品收集瓶复检核酸后确诊，导致很多人有症状但没有核酸确诊。

“由于受到反对及质疑，抗原检测申报平台直至3月7日才开通。在3月15日回溯性承认18万名2月26日至3月5日经抗原检测阳性确诊的感染者，大部分已康复。” 金冬雁说。

另外，金冬雁认为，也存在一些人即使抗原检测阳性也不愿申报的情况。

这些因素，如果都考虑进去，唐金陵认为，估计香港的感染总数约是报告的4倍，应该是400万以上。

而早在3月20日，香港第五波疫情报告累计感染个案103.5万时 [6]，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袁国勇就表示，香港感染新冠病毒数字，多数在150万至400万人之间，估计可能有约250万人已受感染。他给出这一感染区间的根据，是香港公务员及医管局约五分之一员工受感染，据此估算香港至少有150万人感染，而香港大学医学院数学模型推算当时香港感染人数近400万。袁国勇表示，他认为实际数字是在两者之间 [7]。

而关于新冠死亡病例，定义成为讨论的焦点。金冬雁、田林玮均认为，香港的定义要大大宽松于内地，甚至比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都要宽松，这必然会使得香港的新冠确诊病死率高于内地和很多地方。

内地的新冠病死定义，有内地的流行病学研究者表示，目前还没有相对统一的认识。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死亡统计表显示，对于新冠的病名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例如，2022年3月，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41577人发病，2人死亡[3]。

最近上海关于本土死亡病例的通告，显示逝者均为高龄且有长期基础病，死亡的直接原因均为基础疾病。这表明内地对于新冠死亡病例的统计方法可能也在发生变化，开始包括了伴随新冠感染（die with COVID-19）的病例。

唐金陵表示，关键是在病人存在基础疾病时，是死于新冠还是基础疾病，常常不好判断。

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新冠死亡的定义，则比较含糊：“可疑和确诊新冠病例中，因新冠导致死亡的病例定义为新冠死亡病例。”[4]

金冬雁介绍，香港是死者只要首次阳性样本收集日期的28日內死亡，均计入新冠死亡个案，而不会区分究竟是死于新冠，还是死亡时伴随新冠感染。

他举例说，香港第五波疫情早期有5,437人离世，当局当时一直未有分析死者是死于新冠病毒，还是离世时伴随新冠感染，“其中有因高处坠下离世的死者，验出新冠病毒，亦计算上述总数中”。

唐金陵表示，感染新冠后死亡需要时间，一般认为用100个感染者中28天内死亡的比例来衡量病死率比较合适，这就需要对每一个感染者都观察28天。

“即使都用这个方法，到目前为止，由于香港病人的平均观察时间比上海更长、充分，因此也会造成病死率高于上海的假象。” 唐金陵说。

香港政府专家顾问、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分析了不多于120宗在第五波疫情下的死亡个案，发现死于新冠病毒（die of）以及死亡时染有新冠病毒（die with）的个案约各占近四成，另外两成难以分辨是否直接死于新冠 [5]。

田林玮也表示，香港病死率的计算是“一个最大的估计值，最宽松的一个估计，只要有一丁点可能跟新冠病毒感染有关，就算做一例感染死亡”。至于香港对新冠死亡案例的统计方法，他认为“简单直接，容易理解，可以看作各种因素归总之后的绝对上界，但缺点是病死的具体原因和标准不同，对政策指导有相当大的模糊和灰色地带。”

“这不是一个平均值，所以不要跟别处的平均值作比较。可以拿同一个定义的最大值和最大值做比较和借鉴才算公平。” 他指出。

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偏低

香港这波奥密克戎疫情中，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老年人受打击最大。

根据香港卫生署防护中心和医院管理局截止到4月20日的数据，超过95%的新冠死者为60岁以上老年人，超七成新冠死者没有接种任何新冠疫苗。[8]

图1（点击查看大图）

左图：病毒感染的机会，人人平等，没有年龄偏好

右图：新冠感染的死亡和住院方面，1）7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新冠死亡的87%；2）60岁以上老年人，占医护资源的绝大部分（包括住院和ICU）。

本图根据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在2022年4月14日的报告制作|制图：王若男

与此相对应的一个背景是，第五波疫情开始前的2021年12月，香港60-69岁、70-79岁、80岁以上老年人，分别有35%、50%、80%没有接种任何一剂新冠疫苗 [9]。而同期的英国、新加坡和新西兰，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疫苗率均超过了90% [10-11]。

事实上，在香港使用的新冠疫苗，包括灭活疫苗和mRNA疫苗，均已经表现出很好的防重症和死亡的效果：全程接种，尤其是接种加强针后，可以大幅降低感染新冠的病死率。

根据香港截止到4月20日的统计，从全年龄组看，香港打两针疫苗之后感染新冠的人群中的粗病死率0.16％，打三针疫苗则为0.04％，远远低于不打疫苗的2.97%和只打一针疫苗的0.97%。接种两针剂疫苗以上的新冠病死率，则约为0.1%，与流感相当。

香港大学 Benjamin J. Cowling 团队一篇尚未同行评议的预印本论文，对香港第五波疫情疫苗接种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分析显示：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无论是mRNA疫苗（BioNTech）还是科兴灭活疫苗（Sinovac），全部接种三针后，预防新冠感染死亡的有效性均达到了98%。[12]

图2图源：economist.com/coronavirus-pandemic

他们的研究还发现，接种两针剂预防死亡的保护效果与一针剂相比有提升，但第三针剂的保护效果可以说是大幅提升。《经济学人》利用Benjamin J. Cowling 团队的数据做图，显示了不同疫苗和剂量在不同的年龄段预防死亡的有效性（有效比例）：圆点表示中心估计值，横线表示95%可信区间（误差范围）。

数据显示，60-69岁老人接种两针剂灭活疫苗防死亡的有效性是87.6%，接种三针剂的有效性则达到了98.7%。与之相对应的，60-69岁老人接种两针剂mRNA疫苗预防死亡的有效性为87.6%，三针剂则达到了98.9%。

而对于80岁以上老年人群体来说，接种两针剂灭活疫苗防死亡的有效性是66.8%，接种三针剂的有效性则达到了99.2%。与之相对应的，80岁以上老人接种两针剂mRNA疫苗预防死亡的有效性为88.2%，三针剂则达到了96%。

而对于预防重症来说，无论是接种三针剂灭活疫苗，还是mRNA疫苗，都表现出很好的效果，在所有的60岁以上老人中，有效性均超过了95%，比一针剂和两针剂有大幅提升。

金冬雁指出，香港需要大力推动疫苗的接种，尤其是老年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的接种，来保护他们。

他介绍，在第五波疫情中，香港有一段时间因准备全民核酸检测冲击到其他工作，但对疫苗接种的影响并不算严重，疫苗接种的节奏有所加快，也加强了少儿和老人两大群组的疫苗接种，政府甚至通过动员商界提供抽奖机会，例如抽机票、房子、酒店、汽车等等，来鼓励老年人接种疫苗。

唐金陵补充说，因为疫苗要接种一两周后才会产生预期的保护作用，而香港这次疫情上升速度极快，在疫情期间进行的补加接种措施对本次疫情的控制起的作用可能不大。

“（这）再一次说明预先把接种做好、做足的重要性。” 唐金陵说。

针对疫苗接种率偏低这一致命弱点，香港从2月24日起开始，通过疫苗通行证计划推动疫苗接种。[13]

“疫苗通行证” 政策要求，所有12岁或以上人士进入餐厅、游戏机中心、浴室、健身中心、美容院等服务场所、学校、大学、政府及公营机构办公室、公营医院、养老院、残疾人士院舍等场所均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记录。[14]

3月底，香港又推行家居疫苗接种计划，上门为70岁以上老人、行动不便人士接种新冠疫苗。[15]

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4月20日，香港12岁以上人群接种两针剂疫苗的比例上升到86.8%，接种三针剂疫苗的比例上升到45.8%。

而在脆弱的老年人群体，60-69岁老年人接种两针剂疫苗的比例为85.4%，接种三针剂疫苗的比例为50%；70-79岁老年人接种两针剂疫苗的比例为75.6%，接种三针剂疫苗的比例则为38.9%；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两针剂疫苗的比例为49%，接种三针剂疫苗的比例则为15.2%。

令人担忧的是，尽管香港已经加速疫苗接种，但因为前期差的太远，目前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和新加坡、伦敦等地相比依然偏低，甚至低于内地水平。

金冬雁表示，灭活疫苗要打两针，产生的抗体才与一针mRNA疫苗相近，三针与两针mRNA相近，因此他建议通过测抗体来检测老年人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

“两周测不到（抗体）就再打，直至抗体较高。三针四针都可以，由医生指导。否则沒抗体还是沒保证。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视老人为免疫缺陷人士。”金冬雁说。

张作风对此表示认同：“这应该是最好的方法。” 不过，唐金陵也提示，已经有研究显示打第四针的效果并不比第三针更好，而且抗体水平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保护率。

老年人为何不积极接种疫苗？

根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属下的两个科学委员会在2021年1月7日发表的建议书，香港本计划将优先为养老院或残疾人士院舍的住客及职员、医护人员及必要服务人员、60岁以上长者，以及16-59岁的慢性病人四类有较高感染风险的人士接种新冠疫苗。[16]

有批评人士认为，疫苗接种计划实际执行中，先打的依然是普通人，养老院被推后了。[17]

也有批评认为，香港在1月底院舍暴发疫情初期，并没有及时调整策略，动员上门接种，而是宣传 “疫苗通行证” 为全港市民接种，这也可能分散了接种的资源。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从2021年2月开始，香港用了一年的时间来推进疫苗接种，老年人为什么不积极接种疫苗？

2021年9月，主要负责香港疫苗接种计划民意调查部分的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张引曾表示，老年人认为自己身体差或长期病患或年纪大不适合接种疫苗，另外就是比较担心疫苗的安全性、副作用和后遗症。[18]

而香港政府专家顾问、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部分媒体对挪威接种辉瑞/BioNTech疫苗后死亡个案的夸大报道、老年人子女的犹豫和一些本地全科医生的建议，都可能是老年人疫苗犹豫的原因。

最近，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个未经同行评议的研究 [19]在对香港27位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后，认为缺少医生、家人和政府的支持，是老年人疫苗犹豫的主要背景原因。

该研究指出，老年人虽然展示出对医生的极大信任，但就是否接种疫苗，他们从医生那里获得的支持非常有限。研究显示，27位完成访谈的老人，除非他们自己询问医生，没有一位收到了医生关于接种新冠疫苗的推荐或建议。而在所有主动咨询医生的老人中，只有一位收到了确定的推荐意见，其他人表示，他们在和医生谈完依然会犹豫，因为医生给出的建议模棱两可。

对此，田林玮表示，很多医生会因为老年人可能存在基础病，担心疫苗的副作用评估该老年人不适合打疫苗，实际上香港大学药理学院的研究 [20]，通过香港的数据已经表明老人有没有基础疾病，不影响打针之后的副作用大小。

“这样的发现，政府应该用来宣传扩大老人接种率。但是现实中的关注度和教育宣传效果有多大，不知道。”

大多数完成访谈的老人，表示他们的家人倾向于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接种疫苗。另外，他们前往疫苗接种地点时缺乏家人的切实支持，例如没有响应老年人请求去疫苗接种点的需求。也有老年人担心，如果接种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会给家庭带来负担。

该研究还认为，政府给老年人的支持也不够。“来自政府的信息被认为是混乱和不充分的，这导致了老人产生被 ‘忽视’ 或没有参与疫苗接种决策过程的感觉。”

该研究还提到，人们对于衰老根深蒂固的负面看法，对死亡听天由命的态度，健康素养较低，活在当下的视角，对西方生物医学的负面态度，以及对疫苗外围信息的依赖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老人是否接种疫苗的决策。

该研究的作者建议，解决老年人对疫苗接种有顾忌的问题，应侧重于解决他们犹豫的心理根源，加强其与家庭、医生和政府的联系，让他们参与到疫苗接种的决策中来。其次，还应实施相关的干预措施，纠正他们对衰老的消极自我认知并帮助他们形成积极的未来时间观念。在与老年人的沟通上，应提供更多周边私人相关信息的关怀，满足老年人对周边信息处理的偏好，消除他们对新冠疫苗现有的误解。

养老院集中暴发

4月20日的统计数据显示，香港8973位新冠死者中，有56%为院舍人士。也就是说，院舍新冠死亡人数超过5000人。

院舍，在香港主要包括养老院（香港一般称为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为残疾人士提供服务的社区服务机构）。

唐金陵指出，香港养老院出现集中暴发现象，老年人多患有基础疾病，再加上养老院老年人接种率偏低，是新冠病死率较高的另一重要原因。这是香港疫情的一个重要教训。

香港养老院第一个新冠阳性案例，出现在1月22日 [21]。

1月23日，香港通报22日葵涌邨社区暴发疫情导致170宗新冠阳性或初步阳性检测个案，部分个案涉及医院和养老院员工。

此后，随着疫情的扩散，尤其是春节临近，聚会活动增加，香港的养老院逐渐沦陷，不断有员工和老人感染的消息传来——

● 1月31日除夕，香港通告新增92宗新冠阳性检测个案，初步阳性个案95宗，其中一名患者在香港圣公会林护长者之家任护理员，“该院舍的长者或须撤离”。[22]

● 2月3日正月初三，香港圣公会林护长者之家再增一宗病例，该病例与早前确诊者在养老院不同区域工作。“该院舍60多名院友须接受检疫。” [23]

● 2月6日，全港新增342宗新冠阳性个案。至此，香港出现染疫个案而须撤离长者或康复院舍达十间。[24]

● 2月7日，全港新增607宗本地感染个案，涉及两家养老院的长者和员工。[25]

● 2月9日，全港新增1153宗本地感染个案，超过五个养老院的老人和员工感染。[26]

● 2月12日，全港新增1,509宗本地感染个案，初步阳性个案超1,500宗，多间养老院有员工或院友感染，甚至出现暴发。[27]

据统计，第五波疫情暴发至今，香港暴发疫情的养老院达到787个，占所有养老院的98%。[39]

令养老院疫情暴发雪上加霜的，是养老院老年人超低的疫苗接种率。

2月6日，香港安老院事务委员会主席、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成员的行会成员林正财表示，香港养老院长者和残疾院舍约有8万人 [28]，这些人大多都没有接种疫苗。

根据香港劳工及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3月27日发表的文章，2021年12月底，香港养老院的疫苗接种率只有约22%。[29]

对于保护养老院老年人，提高养老院的疫苗接种率，香港不是没有意识，但的确进度缓慢。

罗致光用 “揼石仔”（揼石，指用棒槌将石头打碎）来形容香港推进院舍人士疫苗接种的过程，意指困难重重。

2021年2月23日，香港启动 “院舍外展接种先导安排”，安排医生和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到养老院接种疫苗，但养老院老年人反应冷淡：十家养老院，同意接种的老年人只有约两成，这两成又有超九成被医生评估为不适合接种疫苗。最终在2021年4月中旬，1200位养老院老年人，只有21人接种了疫苗。

2021年2月28日，香港启动全面院舍外展接种工作，在768间养老院及324间残疾人士院舍组织疫苗接种，最终评估只有三分之一适合并接种外展安排接种疫苗的院舍。4月13日，1903名院舍人士接种疫苗，仅占院舍人士的2.4%。

到了2021年7月16日，香港再次邀请院舍人士开展新一轮接种。由于院舍人士家人的反对，以及部分院舍人士因健康等原因不愿接种疫苗，到了9月底，院舍人士接种第一针疫苗的比例只有15%。

之后，香港通过为医生提供补贴、提供健康讲座和咨询服务给院舍人士以及家人，引入私营医疗机构，分区参与院舍外展接种等措施，推进院舍的疫苗接种工作。

到了2021年12月底，22%的院舍人士接种了第一针剂疫苗。

遗憾的是，香港很快就迎来了第五波疫情，几近被奥密克戎击垮。

医院挤兑

当奥密克戎跑得更快，疫情快速上升，医院遭受巨大压力，重症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救治，也可能导致了病死人数的增加。

尽管香港医院管理局通过重启亚洲国际博览馆的备用社区隔离设施（500张病床，包括20个独立负压病房）等数个展馆的社区治疗设施 [30]，将竹篙湾检疫中心改作社区隔离设施、启动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的816张隔离病床等措施来扩大老年人感染者、集中轻症感染者的集中隔离空间 [31]，但依然难以跟上阳性病例数的飙升。

2月13日，香港新增1347宗新冠阳性检测个案，两宗由外地输入，其余为本地感染；初步阳性个案约2,000宗。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指出，根据七日移动平均线数字，香港本地感染个案每两至三日便倍增，由2月6日、7日平均约200宗，升至近日约800至900宗。[32]

当天，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综合临床服务）李立业表示，现时阳性和初步阳性个案患者人数已严重超出公立医院负荷，隔离设施也已饱和。

李立业表示，医院管理局为了使长者和儿童病人能尽快入院治疗，并确保医疗系统和紧急服务不会崩溃，决定对于确诊病人分流——优先安排病情严重的新冠感染患者、长者和儿童病人入院，而较年轻、病情稳定、症状轻微的患者暂时在家中等候。

而到了2月16日，香港医院管理局表示，香港新冠阳性病例激增到逾4000例，隔离病床使用率达到九成，近接收上限，部分病人需要在户外等候。[33]

根据香港电台网站报道，香港医院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月16日当天，公立医院的内科住院病床的使用率平均为95%，其中威尔斯医院病房使用率高达108%。另外，将军澳医院、联合医院、明爱医院、玛嘉烈医院、天水围医院及屯门医院，当天的内科病床都已爆满或超出100%使用率的水平。[34]

到了2月19日，已有病患因等ICU床位时间过长而导致死亡的悲剧发生。据明报报道，香港公立医院深切治疗部（ICU）病床使用率已经达到六七成，另外有需要洗肾的感染患者没等到进ICU已经离世。

图3

2月26日，香港第五波疫情新冠确诊案例累计超过7万人，急救服务面临严峻压力。当天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消防处救护人员确诊268人，410名救护人员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而不可执勤，平日下午5时应有约260辆救护车提供服务，当天只有182辆，减少三成，下午4时有650宗个案正等候救护车，最长一宗等候逾26小时。[35]

而在公立医院负重不堪时，养老院也担忧出院的老年人还有传染性，可能带来院舍疫情的反弹，因而拒收这些老年人。

图4

香港的私立医院也未能在第一时间向公立医院伸出援手。直到3月15日，香港13家私立医院宣布将提供1000张床位和相关人手，接收医院管理局转介的非新冠肺炎病人。[36]

对于香港部分公立医院床位爆满的情况，金冬雁表示，当时根据与内地对接及通关需要，香港疫情刚开始时大批复阳及核酸检测CT值大于30、无传染性的病人继续占用病床，导致不合理占用宝贵医疗资源，也是部分原因。

CT是 Cycle Threshold Value 的缩写，中文翻译为循环数阈值，是核酸检测时，实验人员将反应管内样本可能存在的新冠病毒核酸不断扩增复制，直到可以检测出病毒为止的循环次数。通俗理解，扩增的次数越多，代表样本中病毒的含量约少，传染性越弱。

新加坡在2021年2月的一个研究，对本地几十个 “疑似二度感染” 的病患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复阳检测的CT值都高于30甚至35，但他们体内已无活病毒。也就是说，当CT值为30时，初愈者的核酸检测阴性，虽然可能仍在脱落病毒碎片，但不会对社区构成显着公共卫生风险。[37]

而在内地，对于恢复期感染者，国家卫健委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一直采用的标准是CT值＞40，直到3月15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将恢复期感染者核酸检测CT值≥35作为出院或解除隔离标准，理由是国内有关研究显示，处于恢复期的感染者在核酸CT值≥35时，样本中未能分离出病毒，密切接触者未发现被感染的情况。[38]

不过，金冬雁不认为香港的公立医院有医疗挤兑，“但媒体甚至有些专家有不同意见”，理由是“香港医管局普通病床约3万张，ICU约300张，任何时间没有100%”。

他表示，医院后来根据内地建议增加了几家指定医院，轻症有23家指定政府诊所，老人及其他高危人群有优先，公立医院则留一半医护处理非新冠疾病，以减少医院挤兑的情况。

同时，香港医院管理局向私家医院买并预留1000个床位供非新冠病人入住，解决非新冠患者的医疗需求。

他指出，香港早先对于轻症感染者的收治，也因为现实所迫，“从应收尽收到完全不住院”，直到后来政府给出居家指引，形成了事实上的轻症感染者 “居家抗疫”。这极大地缓解了公立医院的压力。

“其实（感染者）后来大部分在家，只有一小部分去了方舱、各医院、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及亚洲博览馆社区治疗设施等。”金冬雁说。

“香港医院挤兑只发生在病人数快速上升的早期，原因是没有及时做好分级诊疗，还是遵循了之前的策略——所有病人都入院隔离和治疗，而不是只让重症病人入院、轻症留在社区，这时医院治疗新冠的床位很快就不够了。”唐金陵也表示。

结 语

“个人觉得（香港第五波疫情的高病死率）核心原因是香港在应对大规模新冠暴发上准备不足。” 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讲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说。

在历时两周的访谈中，唐金陵教授的总结，得到了另外三位学者的认同。

唐金陵分析说，与新加坡、伦敦等城市相比，香港的疫情发展最快、最猛烈。“按人口比例来计算，香港的病死率是新加坡、伦敦和上海的好多倍。这意味着在短期内死亡的人数会很多，本来分散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的死亡被集中在一两个月内来计算。” 因此，在比较不同地区全人口新冠死亡率（注意不是病死率）时，香港的死亡率也会被明显被高估。

总而言之，香港在第5波疫情暴发之前疫苗接种率、第三针接种率和老年人接种率偏低，养老院出现集中暴发现象，初期的医院挤兑（可致使医护人员和救治器械相对不足、一些重症病人不能及时入院、院内交叉感染等），这些都可能是致使病死率高的原因。另外，香港是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他们受到的冲击又最大，香港新冠的高病死率就不奇怪了。最后，核酸检测不足（致使很多病人没有被发现、计算病死率的分母被低估），也可能导致了病死率统计方面的高估。

“另外，在比较不同地区病死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死于新冠是如何定义的，即新冠是直接致死原因（die of），新冠是伴随死因（die with），或是二者都包括。其实，在大部分‘死于新冠’的病人中，新冠只是伴随死因。然而，当存在基础疾病时，是死于基础疾病还是死于新冠，经常也不容易区分。” 唐金陵说。

唐金陵认为，“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大规模疫情爆发时，社区门诊在分级诊疗、保证重症病人能够入院治疗、减少重症救治资源挤兑和降低病死率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香港，社区门诊主要是私营的，在这次疫情中发挥的作用值得总结和分析。”

香港第五波疫情历时三个多月，目前已经趋于缓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两个关于奥密克戎的基本事实：

1此病毒变异株逃逸速度快、传播隐蔽，难防控，容易错过很短的防控黄金窗口而造成失控（见唐金陵文章：寻找疫情失控的“扳机”）；

2若没有在疫苗接种上做好准备，极易造成重大生命损失，但若提高老年人和脆弱群体的疫苗接种率，疫苗保护重症和病死的效果还是显著的，香港的高病死率是可以避免的。

内地防控要正确解读香港数据，尤其要注意因为统计口径不同等原因造成高估病死率和低估感染率，不能由一两个数字概括，更不能倍数放大，类推到内地。

香港的努力和内地有着一致的终极目的，就是找到合理的政策手段，在民众的支持下达到：

1 在不挤兑医护资源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护老年人和脆弱群体；

2 最大程度地恢复城市民生、活力和生产力。

香港的防疫之路是一个港府不断协调、磨合资源和民意，反复迭代、反复试错的复杂过程，不能用简单的清零或共存的选择来概括，教训要避免，经验要吸取。

（感谢陈婉莹教授提供的报纸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