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中国几百年的白莲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别被电影给骗了

在现代的影视、文学作品中，白莲教徒多以愚昧无知、残忍嗜杀的形象出现。

其中描述道，他们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劳苦大众，对一切舶来事物进行打砸抢烧，杀害无辜的外国人，甚至连留洋归来的中国学生也不放过，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恶劣的影响。白莲教存世时间极长，覆盖了多个朝代。不过，不论哪朝哪代的统治者，都将其定性为邪教，明令禁止民间的白莲教活动，并以暴力手段镇压。

元末天下大乱，先是出现了“妖贼”、“吃菜事魔”等邪教组织，这些邪教组织的信仰与传统宗教格格不入，邪教的头目大多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蛊惑民心，拉拢老百姓结社，对社会造成危害。不过，这些宗教普遍没有正规的教义，其宗教理论也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歪理邪说。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邪教出现后，这种相对正规且有一套完整宗教理论体系的邪教逐渐取代了此前的邪教。

那么，究竟什么是邪教呢？

不论教众是否信守教义、是否虔诚，不论教众信佛还是崇道，他们的组织活动、经卷教义都是违背传统社会秩序的。单从信仰层面上来看，邪教组织是一种民间宗教；单从组织活动来看，邪教组织又是一种秘密结社；邪教之所以“邪”，最关键的一点是教众的反社会行为。简单来说，是否“反社会”，就是邪教与正常宗教最本质的差别。

统治阶层无能，社会混乱，百姓吃不饱饭穿不起衣服，必定会被有心者利用，走上反社会的道路。因此，在古代的乱世之中，邪教的能量是惊人的。

在元末的起义运动中，我们能够看到白莲教、弥勒教等邪教相当活跃，并一度影响了当时的局势。邪教组织头目往往会编造出一些光怪陆离的传说，如“弥勒降世”等，掀动愚昧的老百姓聚义揭竿，推翻原有的封建政权。

那些出身草莽的起义者，往往会与邪教“同流合污”，甚至本身就是邪教头目。起义者借助邪教教义对老百姓进行“洗脑”，从这种角度来看邪教思想又是草莽们号召群众反抗朝廷的武器。元朝末年，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朱元璋横空出世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朱元璋与当时大多数老百姓一样，愚昧且无知，因此他参加了具有邪教性质的反社会组织（红巾军），还在这个组织中混得风生水起。显然，起初的朱元璋是相当迷信的，他在参加起义之初一度受到邪教的蛊惑，成为邪教的忠实信众。不过，随着朱元璋的革命事业发展壮大，他的眼界越来越高，他的政治立场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

朱元璋从一介草民摇身一变成了皇帝，站在制高点上的他终于看清了邪教的本质，也意识到邪教对集权统治构成的威胁。对于这种能够轻而易举笼络人心的秘密宗教，朱元璋从坚信不疑转为疏远，最后变为抵制。与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家不同，朱元璋颇具政治头脑，他迅速领悟到秘密宗教对现行秩序造成的损害。

至正二十六年，在朱元璋讨伐张士诚时公诸天下的檄文中，就出现了抵制邪教的言辞：

“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

说出这番话的朱元璋，已彻底与这些邪教划清了界限。

在这篇檄文中，多次出现了“妖术”、“妖言”等词汇，这些词语足以表现出此时朱元璋对于邪教的态度。

那么，该如何整治这些遗祸无穷的邪教组织呢？

朱元璋拿出的办法与此前的封建统治者别无二致，那就是严苛的刑法。

朱元璋刚刚坐上龙椅，屁股还没坐热，便颁布诏书下达了一系列禁令，禁止老百姓参与任何秘密宗教的活动。不过，在元末兴起的白莲教影响极其深远，其教徒亦遍布中原各地，并一度成为令朱皇帝们头痛不已的社会问题。

不论是元朝，还是明朝，白莲教始终站在统治阶层的对立面，以反政府的组织形式存在着。为了保证邪教活动的隐蔽性，白莲教的形态是十分复杂的。由于思想观念不同，所以打着白莲教旗号进行活动的邪教头子相互对立，这种内部斗争使白莲教产生了数个分支。终明一朝，这些分支派系从未整合成一个整体。

每个分支进行的邪教活动各不相同，对统治者的态度也有极大的差异。一些分支，仍受有心人利用，坚持进行着反政府活动；一些分支则成为上位者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甚至活跃于政治场上；一些分支则成为民族败类，与“边寇”同流合污。可以说，明朝时期的白莲教，就像炭火一样，虽然火光微弱，却绵延不绝。

在明朝的几百年里，除白莲教外还出现过门罗教、三一教、弘阳教、黄天教、闻香教等组织形式与白莲教类似的邪教，这些邪教的暴乱起义从未止息。不过，明朝统治者将所有邪教起义全部归咎于白莲教。毕竟在统治者眼中，这些邪教打着什么旗号并不重要，只要邪教之名坐实，所有邪教都可当成白莲教打压。

清军入主中原后，便面临了“邪教”这一让前朝统治者深恶痛疾的社会问题。

顺治年间，各地的“邪教活动”屡禁不止，朝廷的镇压就像是按倒葫芦起了瓢一样没有起到实质作用。更令满清皇帝头痛的是，这些邪教大多数都打着“反清”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加剧了满汉两族的民族矛盾。满清统治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好不容易使统治秩序走上正轨，所有成果险些被这些邪教分子颠覆。为了根除邪教隐患，顺治十三年朝廷颁布了禁令，对各地邪教进行镇压。

因为清朝入主中原未久，面对前朝留下的邪教以及隐藏在民间的反抗浪潮，清朝皇帝应对不暇。不计其数的邪教就像是蜘蛛网一样，遍布中原各地。在康熙、雍正时期，朝廷与邪教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两朝皇帝都想休养生息，所以他们并未对邪教采取高压态势。正因如此，各地邪教在这两朝蛰伏，在此期间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邪教运动。不过，两位皇帝的努力全部被乾隆破坏。

乾隆上台后，老百姓的负担加重，让邪教迎来了“发展机遇”。仅乾隆、嘉庆两朝，就先后发生了不下五起大规模的邪教起义。在此期间，白莲教终于再次浮出水面，开始将多年积累的能量爆发出来。经过几十年与朝廷的“和谐共处”，白莲教的教徒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暗中暴增。乾隆做梦都没想到，蛰伏已久的白莲教竟会在自己晚年爆发。在乾隆、嘉庆两朝的白莲教起义中，最壮烈的就是女头目王聪儿的起义运动。

王聪儿为何能以一介女流，成为白莲教的头目呢？

首先，王聪儿的丈夫齐林去世前，在教徒中威望极高，王聪儿之所以深受教徒爱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齐林的影响力；

其次，在白莲教的教义中，并无男女之差。简单来说，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男权思想在白莲教中根本不会出现，正如白莲教宝卷中出现的那句“或是男，或是女，本来不二。都仗着，无生母，一气先天”一样，白莲教的教义称人在先天时并无男女之别，所以不论男信徒还是女信徒，都不该对不同的性别心怀芥蒂。

所以，在白莲教中出现了许多女性头目，王聪儿就是其中的代表。

为了与清军打持久战，王聪儿放弃了“根据地”湖北襄阳，转移到地形更加适合游击战的四川。这场战略转移对白莲教意义重大，对此清军不得不对王聪儿进行三面合围。借助白帝城的有利地形，王聪儿与部下苦战三天三夜，最终杀出重围突破防线，抵达川陕边界，隐藏在大山之中。在后来的战争中，王聪儿每次都能从清军意想不到的方向闪击，清军处处受制，死伤无数。

面对这种情况，恼羞成怒的嘉庆加派兵力，勒令清军务必全歼王聪儿等反贼。王聪儿的手下虽有一批死士，但终究处于人数劣势中，无法与人多势众的清军正面抗衡。在三岔河一战中，王聪儿遭到清军的围追堵截，王聪儿带领残部且战且退，被逼到悬崖边。最终，王聪儿宁死不降，带着最后三十多名姐妹跳崖自尽。

自此，嘉庆朝的白莲教起义告一段落。

平心而论，虽说不少历史爱好者都将王聪儿当成反抗暴政的起义领袖，但白莲教为祸中原的事实是谁都无法否认的。虽说白莲教在明清更替时，为草根阶层反抗蒙元暴政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白莲教的邪教本质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