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民：骑在自行车上的人生

作者：郭志民

自行车上有八千云月，自行车上有大千世界，自行车上有四季风霜，自行车上有一路风尘，自行车上有苦旅人生，自行车上有未来向往。

—-引自菏泽市一位多年好友的一段话

人到暮年，有许多事渐渐淡去，但当年那骑自行车的诸多往事和亲身经历，却始终镌刻在心、难以磨灭。

我们这一代中的不少人，如今生活条件好了，过去有许多用过的东西早已弃之，但唯有那辆伴随自己风雨人生的自行车，却像“革命文物”一样小心地保存下来。

我就是这个族群中的忠实一员。

抚今追昔，一幕幕往事不由得浮现在眼前。

1969年底，我于梁山一中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当时的菏泽地区，那是一个农村“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花钱靠救济”的特殊年份。时属菏泽地区的我们村自然也不例外。农民手里没有钱，几百口人的偌大村庄，除了大队拥有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外，全村几乎没有一户人家能买得起自行车。这对我家来说，尤其如此。大队这辆自行车算是全村唯一的“公车”了。除了大队干部和个别“有头有脸”的人能够享用外，一般普通社员是没有资格使用的。我刚回到村虽算不上 “有头有脸”，但因我是一个具有“高学历”的回乡知识青年，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大队干部常对我高看一眼，便网开一面，也允许我隔三差五地骑上一回。

1970年春天，母亲可能是得了抑郁症， 终日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母亲痛苦万分，我也心急如焚。常言道，病笃乱投医。我带着她从公社卫生院跑到县医院，从民间私医找到国家公医，不知跑了多少腿，求了多少人，但就是不见母亲病情好转。在我感到万般无奈之际，听一位邻居说济宁戴庄医院医术高明，能治好母亲这种病，我便决定带着母亲去试一试。

那时，从梁山到济宁约有90多公里，搭乘长途公共汽车，我与母亲两人来回票价不足十块钱，但这对于当时“地瓜干子是主粮、鸡腚眼子是银行”的一个普通农家来说，对这不足十块钱也是“惜财如命”。为了省下这笔“巨款”，也为了出门图个方便，我便动起了借一辆自行车载母亲去济宁看病的念头。而大队的那辆“公用”自行车，自然成为我的唯一选择。

“去吧，路上要小心点。”当我向好心的大队党支书提出这个要求时，他满口答应，并再三对我进行吩咐。

时值正是农村麦收前夕。出门前的头一天下午，我特意做了一番“功课”。为了能让母亲坐在自行车上舒适而又安全一些，我找出一个母亲先前做的椅子棉坐垫，平铺并捆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专门制作了两根半米长的小木棍，分别竖立着绑在自行车后座的两侧，以便让母亲坐上去有点扶手。同时，让母亲用农村铁鏊子烙制了一摞薄饼，以备路上食用；我还找出几件单衣、两条毛巾、一把军用水壶、一个搪瓷茶缸等随身用的生活物品，然后，用一个农村粗布包袱将它们包了起来。

第二天清晨不到五点钟，我和母亲便吃了早饭。我用自行车载着母亲，车把上挂着那个粗布包袱，带着几分焦虑，心揣些许希望，开始向梁山东南方向的济宁驶去 。

当时，从梁山到济宁，有两条路线可选:一条是先从梁山一下正东去汶上，然后再拐一个近乎90度的直弯 ，从汶上再南下济宁；再一条是从梁山一路奔向东南方向，路过嘉祥直达济宁。按照三角形关系“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定律，经过一番思考，我选择了后者。不过，由于我初次去济宁，对路况不熟悉，结果，我们母子二人驶上了一条艰辛而又苦涩的行程。

这一条路，要穿过人迹稀少的古南旺湖。据史料记载，古南旺湖地处现在济宁市的梁山、嘉祥、任城区三个县区境内，曾是《水浒》描写的水泊梁山的一部分。在我国宋代，这里湖水荡漾，一片汪洋；到了元代，湖水干涸，形成大片陆地。从那时起，外地有人不断迁徙到这里，但却一直是地旷人稀。“南旺湖里无村野，四十五里到长沟”。直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当地群众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我用自行车载着母亲，沿着一条乡间土路，驶入了鲜有人车行走的古南旺湖。这条土路非常狭窄，有的地方还不到两米宽；路两边长得齐腰高的小麦和杂乱的野草，正贪婪地蚕食着路上的空间。属于粘土质的土路疙疙瘩瘩，高低不平；自行车一路上下颠簸，左摇右晃。我头顶烈日，浑身冒汗，吃力地脚踏自行车，双手紧握车把，艰难地沿着这条崎岖的田间小道负重前行，颇有一番“行路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受。时间一长，母亲有些支持不住，我便停下自行车，让母亲坐在路边歇一歇；我也趁机擦把汗、喘口气。我们母子二人就是这样走一程、歇一会;歇一会，再走一程。

时近中午，我与母亲都感到有些饥渴。但路上前不靠村、后不着店，找饭店也就无从谈起。我停住自行车，从车把上摘下并解开粗布包袱，再拿出一个小兜，取出母亲事先烙好的凉饼，与母亲一块吃了一些；然后，将军用水壶里的白开水倒入搪瓷茶缸，与母亲轮流喝了几口，算是打发了这天的中午饭。

走出古南旺湖的田间小道，到了嘉祥县城附近，路况算是好了一些。但那并不宽绰的黄沙夹杂着碎石子的旧式公路，依然在挑战和考验着我早已透支的身体。我用自行车载着母亲，咬着牙继续坚持前行。

经过一整天长达13多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当天傍晚6点多钟，我们终于来到了济宁，走近那望眼欲穿的戴庄医院。我们在医院附近找了一个小旅馆，暂时住了下来。我浑身累得像散了架，屁股被车座硌得像针扎一样阵阵疼痛。母亲更是疲惫不堪，累得几乎走不成路，在我的搀扶下缓慢步入房间，躺在床上再也不愿动弹。

在济宁呆了三天。除看了戴庄医院之外，我还带着母亲看了另外两家医院。自然，医生的医术是高明的，三家医院诊断的结果也无二致。我按照医生开具的处方，在医院给母亲买了一些药物。返回时，我接受了去时的教训，改道先从济宁北下汶上，然后，再从汶上往西折回梁山。

多年来，每当我回想起这次带母亲去济宁看病的经历，常常感到有些后怕，也感到一些后悔和自责。当初，我不知为什么作出用自行车载母亲去济宁看病的决断，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撑母亲完成了这次不可想象的旅程。也许是我孝心可鉴、救母心切，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抑或是母亲难以忍受病魔的折磨，受到一种求生本能的驱使。这一次的经历，几十年来，一直像刀刻斧凿一般留在我的记忆里，也像一根拔不出的钢针深深地刺在我的心头。

20年后，梁山从菏泽地区划归济宁市管辖。当地政府沿着当年我用自行车载母亲看病走过的这条乡村小道，规划和修建了一条高标准的沥青公路。这时，我已成为菏泽地委机关的一名副县级领导干部。一天，我乘坐单位的小汽车，飞速行驶在这条宽阔的公路上，脑海中不时地浮现出当年的情景。司机瞪大眼睛听着我的讲述，不时地摇头叹息、唏嘘不已。

2014年夏天，我退休后，新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家庭用车。当我亲自驾驶着爱车再一次经过这条公路时，顿觉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一股不可名状的情感涌向心头。我想起了已经离世七年的母亲，想起了当年用自行车载她去济宁看病的一幕。我想，如果母亲还活在世上，悠然而舒适地坐在儿子驾驶的自家小汽车里，那该是一件多么惬意、多么幸福的事。然而，母亲却没能看到这一天。我一想起当年带母亲看病的情景，就心如刀绞，泪水潸然。但我可以告慰在天之灵的母亲，如今，儿子已经有了好的生活，有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当年用自行车载着您老人家去济宁看病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自打带母亲去济宁看病后，我做梦都想能有一辆心仪的自行车，但一直未能如愿。那时候，正值计划经济年代，购买新自行车凭票供应，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受这种待遇。而处在那时的我，不仅经济条件不允许，而且不在“特权阶层”之列，是根本没有能力、也是没有办法买上一辆新自行车的。后来，有人在公社水利部门给我找了一份“临干”的差事，每月工资18块钱。我用头一个月发到手的工资，花去15块钱，在农村集市上买了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有响声”的破旧自行车。这一骑就是三年，直到我上大学前夕，才将其以13元的价格卖掉。

1976年底，我大学毕业经过一年基层锻炼后，被分配在梁山县委领导机关工作。于是，我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员。经过两年多的排队挨号等待，县委办公室分给我一张青岛产“大金鹿”牌自行车购买劵。凭着这张票证，我花了150多块钱，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到手，多年的梦想终于变为现实。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那种异样的心情，比我后来买了一辆家庭小轿车还要兴奋和激动。三年后，我又将那辆“大金鹿”牌自行车处理掉，换上了一辆天津产的“飞鸽”牌新自行车。1984年底，这辆自行车随着我工作的调动，从梁山一直跟到菏泽至今。

在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自行车始终伴随着我的工作和生活。它经历了共和国的变迁，也见证了我的人生。它载着我的喜和忧，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一直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它曾载着我年轻时期的忧愁和艰辛，带着母亲四处去求医；它曾载着我谋求生存的无奈和渴求，到梁山东部近百公里的宁阳县去买地瓜干；它曾载着我的辛劳和疲惫，奔波于县城与乡村之间，回家帮助母亲去种责任田；它曾载着我的焦虑和不安，在严寒冬季的深更半夜带着儿子上医院。当然，自行车也曾载着我的责任和担当，先后在公社和县委工作的日子里，踏遍了我们公社的43个大队；涉足了全县20个公社的山山水水。小小自行车，风雨人生路。它让我骑出了人生百味，让我驱走了千难万险，让我踏平了坎坷征途，让我遇到了风云际会。

在菏泽工作的几十年，我先后走向了地市级党委、政府部门的领导岗位。工作条件变了，自然，坐小汽车的机会多了，骑自行车的时候少了。我那辆从梁山一路带到菏泽的“飞鸽”牌自行车，曾一度被搁置在家中储藏室，安静地“偷闲”了几年。“放着这辆自行车光碍事，处理了吧！”妻子几次提出这个想法，但每次都被我一口拒绝。这辆自行车，象征着我的过去，寄托着我的情感，也告诫着我的今后，因而我始终没有舍得把它处理掉。

退休后，没有了工作的压力感和紧迫感，空闲的时间多了，生活的节奏慢了。于是，我又从家中储藏室“请出”这辆“飞鸽”牌老式自行车，擦拭了它身上的尘土，让它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这辆带有“老古董”味的自行车，行驶在菏泽城区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显得与当今时代的气息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但是，它却承载着一段历史，彰显着一种传统，昭示着一种精神。它已成为我的看家之宝，千金难买，不可或缺。

这辆“飞鸽”牌老式自行车，将继续伴随着我的生活，教育着我的后人，也启迪着整个社会的人们。

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革命导师列宁的这句话，时时在我的耳边警钟长鸣。

作者：原菏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事局局长

2022年4月24日